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的海湖庄园下令对伊朗发起“史诗之怒行动”后，与顾问团队举行会议。他凝视着屏幕，神情专注。这一幕，为华盛顿新一轮中东攻势写下注脚。
中东战火再起，人们不禁回望过去数月的种种迹象。如今，很难再用所谓“唐罗主义”来概括特朗普的对外政策——那是对门罗主义的个人化改写，带有明显的机会主义色彩，也是一种针对拉丁美洲的旧式干预逻辑翻版。更不能将其与“鲍威尔主义”相提并论。那一原则由美国前国务卿、曾任职的科林·鲍威尔提出，强调动武必须是最后手段，目标需清晰而现实，并争取公众支持；一旦出手，则应雷霆万钧，迅速制胜。
特朗普确实渴望速战速决。但至少目前，他无意派遣地面部队，也谈不上在行动前进行充分的国际动员。他的做法，更像是美国理查德·尼克松曾运用的“疯子理论”——让对手相信，自己什么都做得出来，哪怕动用核武。特朗普的强硬言辞——例如本周六威胁将“彻底摧毁”伊朗——以及他对外界关于是否会发动攻击的模糊回应，“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没人知道我会做什么”，都让人联想到这一策略。
这种类比也并不完全成立。在这场攻势背后，并没有一个清晰、可供外界辨识的总体蓝图。一些调解者与专家质疑，伊朗所谓迫在眉睫的核威胁是否真如华盛顿所言那般严重。美国以此为动武理由，但争议并未消散。若论人权关切，美国对伊朗政权的批评，与其对沙特阿拉伯的态度形成鲜明反差。美国中央情报局曾认定，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下令在土耳其杀害旅居美国、为《华盛顿邮报》撰稿的批评性记者贾迈勒·卡舒吉。这并未妨碍特朗普与利雅得保持良好关系。
类似的对比也出现在拉丁美洲。美国政府曾将委内瑞拉政府称为“犯罪政权”，但当德尔西·罗德里格斯承诺为美国能源利益敞开石油市场大门后，华盛顿迅速展现出谈判意愿。
在政治与战争问题上，特朗普的逻辑，与他在商界的行事风格如出一辙。他在上世纪出版的回忆录《交易的艺术》中写道：“达成协议，有时需要贬低对手。”他还说：“我要把目标定得很高，然后不断施压、再施压、继续施压，直到得到想要的结果。”
从这个角度看，他或许期待复制“委内瑞拉模式”：先出手，制造压力，迫使对方坐上谈判桌，迅速达成协议，然后抽身离场。伊朗问题上是否也存在类似考量？与委内瑞拉不同，伊朗石油产量已接近产能上限，从经济收益角度看，意义有限。可在战争决策中，理性计算从来不是唯一变量。
所谓“主义”，或许正是没有主义。美国此次行动与以色列协同推进，而后者无疑是最急切的推动者。特朗普第一次竞选总统时，曾猛烈抨击“无休止的战争”，尤其批评伊拉克战争，认为美国没有趁机掌控石油资源是战略失误。伊朗则始终被他视为重大威胁。
然而十年过去，特朗普家族及其核心圈子在中东地区的商业版图迅速扩张。这种利益布局，为其外交决策带来不容忽视的潜在冲突。负责与伊朗谈判的，是特朗普的朋友、地产商史蒂夫·威特科夫。他被任命为中东事务特使时，并无外交经验，却在海湾地区拥有广泛商业往来。与他一同主导相关事务的，还有总统女婿、顾问贾里德·库什纳。
库什纳的角色尤为关键。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结束前六个月，由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主导的沙特主权财富基金，向库什纳创立的私募基金注资20亿美元。尽管基金内部管理者和顾问对该项目持保留意见，但据《纽约时报》报道，萨勒曼仍然拍板投资，理由是希望建立“战略关系”。参议院调查显示，这家公司仅管理费一项，就从沙特基金获得8700万美元。在特朗普再次赢得总统选举一个月后，库什纳又在卡塔尔和阿布扎比筹集到15亿美元资金。
如今由特朗普子女掌管的特朗普集团，与沙特开发商达尔环球签署多项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地产合作协议，并在迪拜、阿曼、卡塔尔和利雅得达成品牌授权项目。另据《纽约时报》近期披露，威特科夫之子也曾在以色列与哈马斯进行和平谈判期间，向海湾国家政府寻求数十亿美元投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库什纳现身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向全球推介一项重建加沙地带的宏大蓝图——高楼林立，游客如织，仿佛一片待开发的滨海新城。
白宫以委内瑞拉为“成功转型”范例，并声称古巴“很快也会倒下”。但伊朗与拉美国家截然不同。历史、宗教、地缘格局，都使其更为复杂。一旦误判，这场冲突可能演变为一张密不透风的网，将美国再次拖入长期纠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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