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二十号，铁路通了。
我正准备出发，金同志来了。
就是那个穿灰色中山装、笑眯眯的人。这回他没笑，脸色沉沉的，一进门就坐下来，拿出一张纸放在我面前。
翻译在旁边说：“厂长，这是道里的新规定。”
我拿起来看。朝鲜文，看不懂。翻译一句一句解释：
“第一，从下个月开始，厂里所有收入，必须全部上缴道里，由财务部门统一审查。”
我愣住了。
“第二，工人工资由道里核定后发放。发完工资后剩下的利润，暂时存放在道里的账户上保管。”
“暂时？”我问，“暂时到什么时候？”
翻译问了金同志几句，回我：“等你们回去的时候，再给你们。”
等我们回去的时候？
那就是说，我在朝鲜赚的钱，不能动，不能花，不能转出去，只能放在他们的账户里。等我离开朝鲜的那天，再给我。
可那天是什么时候？
不知道。
金同志站起来，笑眯眯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了几句话。翻译说：“他说，这是上面的规定，没办法。让你理解。”
他走了。
我坐在那儿，看着那张纸，看着那些看不懂的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屋漏偏逢连夜雨。
厂子效益本来就不好，现在又要全部上缴，利润存他们那儿。那我拿什么周转？拿什么发工资？拿什么买料子？
我拿什么去惠山？
那天晚上，我给老张打电话。
把情况说了。他听完，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说：“兄弟，撤吧。”
“什么？”
“撤。别干了。那地方，你干不下去的。”他的声音沉沉的，“钱全上缴，利润存他们那儿，你拿什么周转？你再撑下去，只会越陷越深。趁现在还能走，赶紧走。”
“那些工人呢？”
“工人？”他苦笑了一声，“你还想着工人？你自己都快保不住了，还想着工人？”
我看着窗外那盏灯，没说话。
“兄弟，”他的声音软下来，“我知道你心善。可你得想清楚，你到底在干什么。那个崔姑娘，你找了这么久，找到了，能怎么样？接她回来？养她一辈子？你养得起吗？现在厂子这样，你自己都顾不过来，你拿什么养她？”
我攥着手机，攥得手疼。
“听我一句劝，放下吧。该回就回，该撤就撤。那地方，不值得。”
挂了电话，我一个人坐在黑暗里。
窗外，雪又下起来了。大片大片的，落在灯下，落在路上，落在那盏亮着的光里。
厂门口那盏灯，还亮着。
可我不知道，还能亮多久。
远处，边境那边的灯火，还是看不见。
只有这盏灯，亮着。
亮着，等谁？
等那个在南边的人？
等那个带着生病孩子的人？
等那个我找了半年、终于找到、却去不了的人？
雪越下越大。
灯越来越暗。
我坐在黑暗里，看着那盏灯，看着那条白茫茫的路。
崔姑娘，你在惠山还好吗？
那个孩子，病好了吗？
你知道我在找你吗？
你知道我来不了吗？
雪没有回答。
灯没有回答。
只有风，呜呜地刮着，像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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