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战争的爆发，比任何一场峰会都更响亮地宣告了全球旧秩序的死亡。在华盛顿与以色列联手打击伊朗之前，欧洲甚至未被征求过意见——这证明欧洲大陆已陷入道德愤怒与地缘政治无足轻重的困境。如果欧洲想在这个动荡的世界有所作为，就必须将目光转向东方，重新定义中国——不是将其视为非友即敌的对手，而是作为一种平衡力量。这是从依赖大西洋到融入欧亚大陆的必由之路。
对中国而言，此刻同样关键。特朗普故意在委内瑞拉和伊朗挑起战火，巧妙地将这些危机转化为巩固美国优势的筹码，阻碍中国数十年来拓展贸易与影响力的努力——即便他同时也在向北京示好。而中国的经济也面对着巨大的增速压力和内部消费不振。外部压力与内部压力交织，使得中国建立可靠的海外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务实接触，而非道德姿态，是欧洲重拾韧性的唯一途径。对中国而言，一个更强大的欧洲能为北京在战略和经济领域提供可信赖的伙伴。欧洲的韧性与中国的信誉并非对立目标——而是相辅相成的。教训显而易见：欧洲不能陷入瘫痪，中国不能陷入猜忌。它们携手就能重塑全球力量平衡，在这种平衡中，欧洲举足轻重，而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赢得应有的合法性。
#01
从「紧密」到「警惕」的转变
德国总理默茨上任后的首次访华，其实是一场迟来的行程。从长期过度依赖大西洋联盟，到尝试在欧亚大陆之间寻求平衡，这正是他此行的核心意义。所谓「去风险」，并非单纯针对中国，而是同时矫正过去对中美两大经济体的依赖。面对特朗普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欧洲不得不思考新路向。这并不代表德国或欧洲外交的根本转向，而是现实压力下的务实调整。
从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到慕尼黑安全会议，2026年的开局已清楚显示：旧秩序正在崩解。欧洲醒悟得太迟，犹豫的年代已经结束。若要在多极世界中成为真正的力量，欧洲必须重新审视中国，不再将其视为二元对立的对手，而是潜在的平衡力量。以务实接触取代道德姿态，才是欧洲重建韧性与影响力的唯一途径。
默茨上任之初，作为坚定的大西洋主义者，他急于修复德美关系。就任后不到一个月便访美，甚至以特朗普祖父出生证明的复件作为外交礼物，试图拉近距离。然而好景不长，美国在关税与乌克兰问题上的政策走向令默茨态度急转直下。
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他不得不承认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已经瓦解，美国的领导地位已经「丧失」，并强调欧洲必须学会「独自维护利益」，不再依赖美国的保护伞。这种由「紧密」到「警惕」的转变，正是推动他重新调整对华立场的重要契机。
与其他西方中等强国领袖一样，默茨已意识到，在可预见的未来，中美角力将主导全球格局。德国必须在欧盟框架下整合力量，建立战略自主。欧洲无法与中美脱钩，但必须同时「去风险」。这意味着，默茨对大国政治的诊断已经出现根本性变化。
相比之下，法国一向在欧盟中保持相对独立的姿态，既与美国时有摩擦，也持续与中国保持沟通。当德法立场趋同，便可能为欧盟的对华政策定下基调。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中德法举行首次三方外长会谈，正是这一新局势的体现。
#02
欧洲的再平衡战略
2月5日，中国领导人同日与普京总统和特朗普总统分别通话，这一精心安排的举动，揭示了全球权力的新轴心：北京、华盛顿与莫斯科共同塑造安全与经济秩序。欧洲的缺席尤为刺眼，这不仅是象征，更是战略上的空白。若欧洲无法打破这一三角格局，它将沦为多极秩序的旁观者，失去在能源安全、供应链治理和全球规则制定上的话语权。
对中国而言，欧洲的自主并非威胁，而是利好。一个更强大的欧洲，既能成为除莫斯科之外的可靠伙伴，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制衡华盛顿。过去几年，北京多次向欧洲伸出橄榄枝，希望建立更紧密的合作，但收效有限。如今，「旧欧洲」在美国态度反复之下感到被边缘化，欧洲国家领袖纷纷在特朗普再次访华前先行到北京，正是重新校准战略定位的表现。若欧洲的再平衡能真正落实战略自主，对北京而言已是一大胜利。
然而，中国不能过分乐观。默茨已表明，欧洲与美国仍是基于民主价值的「盟友」。这意味着，中国若要赢得欧洲的信任，仅靠主动接触并不足够，必须正视欧洲的忧虑：贸易逆差扩大、产业竞争压力、技术安全疑虑。德国在五年间对华逆差扩大四倍，汽车业更是首当其冲。中国电动车、电池、太阳能板的规模优势，令欧洲高度依赖，但同时也加剧了焦虑。若中国不能响应这些忧虑，双方互信只会继续下滑。
欧洲重新向中国靠拢的目的显而易见，那就是在地缘政治的变局中重获话语权。欧洲的未来之路在于选择自主，欧洲必须证明自己能够走出华盛顿的阴影。缺乏外交自主，欧洲仍将是棋子；欧洲已成为美国制裁体系和大国竞争的主要受害者。要改变这一轨迹，它必须重拾独立外交传统。
安世半导体案正是欧洲外交自主缺失的例证。上个月，荷兰阿姆斯特丹上诉法院依旧维持去年10月原有的判决，企业控制权仍由欧洲团队暂管而非恢复中国籍CEO的管理权，重新点燃这场旷日持久的争端。该争端始于美国将安世半导体的母公司闻泰科技列入实体列表，但去年中美峰会后将其移除。
欧洲经济依赖于高度专业化的产业，这些产业通过高质量、资本密集型投资，在全球供应链的特定细分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对荷兰而言，担忧在于关键技术被外国控制；对中国而言，这显示欧洲仍屈从于华盛顿的优先事项。若欧洲要改变这一轨迹，必须重拾独立外交传统；若中国要成为可信的伙伴，必须展现公信力，证明自己能将欧洲视为自主力量，而非中美角力的棋子。
欧洲的韧性与中国的公信力并非对立，而是相辅相成。欧洲需要韧性去抵御能源、技术与安全冲击；中国需要公信力去证明自己是值得信赖的大国。教训很清楚：欧洲承受不起停滞，中国承受不起信任缺失。若双方能携手，便能将大国三角格局转化为四方平衡，让欧洲重获话语权，中国则赢得合法性。
#03
重新审视双方关系的重要时刻
中欧能否建立务实关系，正是未来的核心考验。欧洲必须认清今日的中国已今非昔比，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迅速崛起。西方领袖踏足北京，面对的已不是二三十年前的中国，若不调整心态，便难以构建新型关系。未来中欧的合作路径在于双向学习与借鉴，默茨在杭州参观机器人产业，正是意识到中国在相关领域已走在欧洲前面。
同时，中国亦离不开欧洲。欧盟是中国第二大出口市场，仅次于东盟，在美国关税战后更显重要。欧洲市场承载着中国电动车、电池、太阳能板等产品的消化能力，若失去欧洲，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将更为严峻。
以德国为例，中国在2016年至2023年连续八年蝉联其最大贸易伙伴，2024年虽一度被美国取代，但2025年再度回归榜首。中国市场直接关乎德国数百万人的就业。然而，繁荣背后却隐藏着结构性失衡：中国对德出口持续上升，德国对华出口却呈下降趋势，这种「逆向失衡」正是双方必须正视的竞争新现实。
汽车业是最典型的例子。中国曾是大众、宝马、平治等德国车厂的核心市场，但随着中国在电动车领域的竞争优势凸显，德国整车出口受到直接冲击。与此同时，成本控制更为高效的中国制造业展现出强劲竞争力，而德国车厂在华本地化生产策略，也在账面上加剧了双边贸易的不平衡。
不仅是汽车，中国在电池与太阳能板等领域的规模优势，显示欧洲在核心技术和供应链上已高度依赖中国。面对中国在核心技术和供应链上的主导地位，欧洲工业大国必须调整心态，接受在部分高科技领域，中国已成为比自己更强大的竞争对手。
务实的关系必须着眼于扭转战略互信不断下降的趋势。尽管价值、制度与利益分歧日益明显，但经济依存却愈加深厚。中欧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市场对双方都极为重要。贸易既是合作的动力，也是冲突的焦点。中国近期向欧洲空中巴士采购120架飞机，虽是平衡账目的举措，但单靠大宗采购恐怕难以填补不断扩大的逆差。
在此背景下，2020年签署后陷入停滞的《中欧投资协议》便成了检验政治意愿的试金石。布鲁塞尔能与印度推进自由贸易协议，却迟迟无法推动与中国的协议，障碍或许不在价值观，而在于政治意愿。毕竟，在乌克兰问题上，印度与中国的态度并无天壤之别。欧洲需要强化工业基础与能源转型的韧性，中国则需要展现作为务实合作伙伴的公信力。唯有以务实方式管控竞争，并正视彼此忧虑，双方才能将经济的相互依赖转化为真正的战略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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