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冬，一个老人在北京某处悄无声息地死去。
没有追悼会，没有讣告，连死亡时间后来都众说纷纭。
他临死前反复说一句话——"我不是特务，不是叛徒，周恩来是知道我的。"
六年后，周恩来在弥留之际，专门提到了他的名字。
一个死人，一个将死的人，两段交错的历史，说的是同一件事：这个人，欠了一个公道。
要说清楚鲍君甫是谁，得先说清楚1927年的上海是什么样子。
那一年，整座城市像一口烧开的锅。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工人纠察队被强行缴械，共产党员被大规模逮捕处决。街上的血迹还没干，特务的名单已经在印了。
中共中央两次被迫迁移，一次从上海到武汉，一次又从武汉撤回上海，每次都是因为毫无预警地遭到国民党突袭，跑得狼狈，跑得胆战心惊。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周恩来下了一个决定：建立中央特科。
特科的任务只有一个——在敌人的心脏里安插眼睛。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一个叫鲍君甫的人，进入了周恩来的视野。
鲍君甫，广东香山人，本名如此，后来改名杨登瀛，在国民党内以此名行走江湖。
他16岁就去了日本，在早稻田大学念书。十几年的留日经历，让他不光精通日语，还把日本政界、商界、民间的门道摸了个透，是上海滩公认的"日本通"。
回国后参加五四运动，加入国民党，又赶上五卅运动，跟工运领袖顾顺章、共产党员陈养山都搭上了关系。
1927年政变之后，鲍君甫因为跟共产党走得近，被抓进了大牢。蔡元培出面保释，杜月笙也打了招呼，他才从狱里出来，毫发无损。
出来之后，他并没有消停。同乡兼青帮中人杨剑虹找上了他，开门见山：陈立夫在组建调查科，上海这摊子活儿需要一个能撑场面的人，来不来？
鲍君甫没有立刻答应。他去找了陈养山——一个他信任的共产党朋友，把这件事说了。
这一句话，改变了接下来三年的历史走向。
陈养山连夜把消息报给了陈赓，陈赓又汇报给了周恩来。周恩来的判断只有一句话的分量：国民党调查科的内线，中共正缺，这是瞌睡遇到了枕头。
1928年5月，上海霞飞路，一家咖啡馆。
陈赓化名王庸，在这里等鲍君甫。两人坐下来，谈了很久。谈完之后，鲍君甫的人生正式分裂成了两个：对外，他是国民党调查科驻上海的高级特派员杨登瀛；对内，他是中共中央特科二科的秘密成员鲍君甫。
这套双重身份的设计，精密得让人咋舌。
为了让他在社交场合撑得住面子，陈赓专门请示周恩来，破例给他配了一辆别克高级轿车。一个情报网要运转，得有人买单，更得有人出场。
鲍君甫没让人失望。他很快打通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淞沪警备司令部、租界巡捕房等各路关节，甚至连英法租界警务处的头目都成了他的牌局搭档。
1928年10月，蒋介石签署委任状，任命杨登瀛为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这是国民党在上海特务系统的最高位置。陈立夫亲自来沪，把盖了印的委任状交到他手上。
国民党以为捡了个宝。
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个"宝"的另一面写着鲍君甫三个字。
后来国民党几任调查科主任——张道藩、钱大钧、叶秀峰、徐恩曾——轮番上阵，每一个都对杨登瀛倚重有加。
张道藩甚至欠了他一个大人情：杨登瀛帮他在党内除掉了一个政敌，让他在国民党中央站稳了脚跟，两人由此结为"知己"。
后来上台的徐恩曾，把调查科在南京的秘密办事机关地址都告诉了他，可见信任之深。
而在另一边，陈赓说过这么一句话，后来被反复引用："当时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务机关，实际上掌握在我们手里。"
这句话，鲍君甫用三年时间去证明。
鲍君甫提供的情报，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消息"，每一条都关乎人命，关乎党的生死存亡。
第一件事，是白鑫。1929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彭湃等人被捕。消息传出来，党内人心惶惶——怎么会这么准？
一查，叛徒浮出水面：中央军委秘书白鑫，因为亲属被枪决，怀恨在心，把开会地址卖给了国民党。
周恩来的指令是：不惜任何代价，全力营救，同时清除白鑫。
鲍君甫拿到任务，开始打探白鑫的行踪。他查到白鑫藏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范争波家，还知道白鑫准备逃往意大利。他借着"送行"的名义，帮特科锁定了白鑫出门的时间和路线。
那天下午，范家后门停着两辆轿车，佣人往车上搬行李，白鑫被保镖簇拥着走出来。就在他离第二辆车还差几米的时候，特科队员突然冲出——白鑫拔枪逃跑，被逼入死角，打死在和合坊71号门前。
营救彭湃的行动，却没能成功。鲍君甫传递了彭湃关押在龙华监狱、8月30日行刑的情报，周恩来亲自赶到上海郊外指挥武装劫车。但囚车提前两小时出发，特科扑了空。彭湃、杨殷等人在龙华遇难，时年33岁。
这是一场没能挽回的失败，但叛徒被铲除。从这件事之后，鲍君甫在中共特科的信任度，直线上升。
第二件事，是任弼时。同年11月，任弼时在上海被捕。消息一出，形势紧急。鲍君甫直接出面，向巡捕房声称任弼时是他的下属，属于"误捕"。
巡捕房信了，任弼时被释放。这位后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就这样从敌人手里被一句话捞了出来。
关向应就这样洗白了身份，数月后经党组织营救获释，后来成为湘鄂西军委主席兼红三军政委。
第四件事，是黄第洪，也是最惊险的一次。
1931年4月，黄第洪从苏联回国，原本要去江西苏区任职。但他回来之后却找到蒋介石效忠，还在信中写明：自己已与周恩来取得联系，可以设计将周恩来引入圈套。
当时周恩来已经接受了黄第洪的见面邀约，地点就在先施公司对面的邮局。就在他准备出门的时候，鲍君甫派人送来了一封急信——信里夹着黄第洪写给蒋介石的那封效忠信的抄件。
周恩来当场取消赴约，同时指令特科清除黄第洪。鲍君甫用自己的名片，把黄第洪骗了出来，半路上，特科红队出手，黄第洪死在路上。
一封信，一张名片，救了周恩来的命。
这四件事，在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里有明确记载："他提供的大量情报，对防止党的机关被破坏，营救战友和清除内奸起了重要的作用。"
好日子，到1931年4月终止。顾顺章叛变了。
顾顺章是中央特科的行动负责人，知道上海中共地下组织几乎所有的秘密，包括鲍君甫的双重身份。他被捕之后没撑多久，全招了。
所幸，顾顺章叛变的电报首先被中共潜伏在中统内部的钱壮飞截获，当即转报中央，周恩来等人连夜撤离，中央机关大部分平安脱险。但暴露已成事实，鲍君甫的名字，从此出现在了国民党的怀疑名单上。
徐恩曾随即展开大搜捕，鲍君甫以"通共"罪名被捕入狱。他在狱中一个字也没说。没有招供，没有攀咬，没有借此换取任何利益。
张道藩最终出面为他担保，徐恩曾也选择了"大事化小"——毕竟钱壮飞潜伏在中统高层的事已经够丢人了，再大张旗鼓清算杨登瀛，等于再往自己脸上抹一把灰。
鲍君甫就这样被推出了特工系统，从此销声匿迹。
七七事变之后，国民党特工机构西迁，他留在了南京。抗战期间，内战期间，他一直活在灰色地带——没有身份，没有组织，也没有人替他说话。
南京解放的时候，旁人看见的是一个在街边摆烟摊的老头。没人知道他曾经手握国民党在上海特务机关的最高权力，没人知道他曾经救出任弼时、关向应，没人知道他那辆别克轿车是周恩来批钱买的。
他女儿鲍美云后来回忆：父亲话不多，为人低调，从不主动提起自己的经历。有时候靠摆摊卖茶水、纸烟贴补家用，生活非常清贫。
1951年，"镇反"运动来了。
南京市人民政府发布公告：凡在国民党党政军特机关任过职的，一律登记。鲍君甫觉得自己给共产党做过事，应该不在此列，没去登记。
期限一到，他被捕。
审讯室里，他把从1928年到1931年的事，第一次完整地说了出来，并提出陈赓和陈养山可以作证。
法院向陈赓求证，陈赓回函确认："鲍确系1927年起即与我党发生关系，1931年以前在工作上曾和我联系，在此期间对党贡献颇大。"
南京市人民法院对他从宽处理。1956年3月，南京军区专程派人送鲍君甫进京，他见到了陈赓、陈养山和安娥，也就是当年给他做过秘书的地下党员张红惠。此后，市公安局每月给他发放100元生活补助。
100元，是他三年惊险岁月换来的全部回报。
孩子多，钱不够，那年冬天实在冷，他还写信向安娥求助冬衣。安娥倾囊相助，还时不时寄去日用品。这份情谊，一直维持到1963年下半年——田汉被迫害，安娥的来信就此中断。
几个自称"专案组"的人把他带走，带去了北京。从那以后，他再没有回过南京。在北京，他被要求提供陈赓、陈养山的"黑材料"。他拒绝了，每一次，都是拒绝。
他女儿后来去北京探望，劝他别那么固执。他只说了一句话："明明没有的事，我怎么能瞎说？我一说，有人就要人头落地。"
临死前，他对守在身边的子女反复说那句话：我不是特务，不是叛徒，周恩来是知道我的。
子女哭着点头。他们相信父亲，但他们不知道该去找谁。
1975年12月。周恩来在北京305医院弥留之际，把中央调查部负责人罗青长叫到床前谈话。他提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名字，其中就有杨登瀛。
一个已经死去多年的人，被一个即将死去的人，在最后的时刻想起来。
罗青长回到部里，立即启动调查，督办落实。调查结论清晰：杨登瀛是为中国革命做出重大贡献的功臣，落实政策，公开恢复名誉，对其子女的困难予以照顾。
正名来了，但人已经不在了。
从1928年到1931年，鲍君甫以一个人之力，撑起了中共在上海最危险年代的情报防线。他救出了任弼时、关向应，铲除了白鑫、黄第洪、陈慰年等叛徒，保住了周恩来的命，也保住了无数人的命。
他不是党员，不在编制，没有职级，没有抚恤。他用自己的名义扛下了所有风险，用沉默扛过了审讯，用拒绝守住了别人的安全，最后用一条命，换了一句迟到几十年的"恢复名誉"。
历史书上，"龙潭三杰"的名字早已如雷贯耳。而鲍君甫，这个被陈赓称为"对党贡献颇大"、被周恩来临终挂念的人，直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才陆续进入史学研究者的视野。
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我到底算一个什么人，自己也说不清。"
或许，这正是隐蔽战线上所有无名之人的宿命：他们消失得太彻底，以至于连"记住"这件事，都成了一种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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