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海恩尼斯港的海风吹了一百年，也没吹散肯尼迪家那股子争强好胜的劲儿。
老约瑟夫这辈子就像个不知疲倦的赌徒，手里攥着的一把牌，个个都是他精心雕琢的宝贝。
大儿子是以后要进白宫的，二儿子是备用的，女儿们是要嫁给公爵伯爵的。
在这个家里，优秀不是一种选择，那是就像呼吸一样必须的事儿。
可偏偏老天爷爱开玩笑，在这一堆精美的瓷器里，混进了一块怎么磨都磨不光的粗石头。
老二罗斯玛丽，长着一张天使的脸，脑子里却住着个长不大的孩子。
眼瞅着几个儿子就要在那条通往权力的金光大道上起跑了，这块“绊脚石”让老约瑟夫整宿整宿地睡不着觉...
肯尼迪家的大宅子，也是分三六九等的。
前厅是给客人们看的，挂着镀金框的油画，摆着蹭亮的银烛台，连地毯上的毛都被梳得顺顺当当。
那儿是属于聪明人的地方，是大儿子小约瑟夫和二儿子杰克高谈阔论的地方。他们谈罗斯福，谈希特勒，谈那些听起来就硬邦邦的大事儿。
后院就不一样了。后院有阴影，有潮湿的草皮味儿，还有罗斯玛丽。
那一年罗斯玛丽刚满二十岁，正是花骨朵刚开的时候。单看脸，她是真会长。
皮肤白得像牛奶里洗过似的，眼睛大而深，眼睫毛忽闪忽闪的，像洋娃娃。要是她不张嘴，不做事，静静地在那儿坐着，谁都会说这是个标准的大家闺秀。
可她是活人，总得动弹。
只要一动弹，那个遮羞布就掉了。
在这个家里，吃饭都是一场考试。长条桌子能坐十几口人，老约瑟夫坐在最上头，眼皮子一抬，那就是发号施令。
“昨天报纸上那条关于经济政策的消息，谁来说说看法？”老约瑟夫手里的刀叉把牛排切得滋滋响。
小约瑟夫立马接茬，话像连珠炮似的。杰克也不甘示弱，时不时还能插两句俏皮话，逗得全桌人笑。
罗斯玛丽坐在中间，手里死死攥着那块餐巾。她怕这种时候。
她脑子里像是塞了一团湿棉花，沉甸甸的，什么也透不过去。
她听不懂那些大词儿，什么“法案”，什么“制裁”，在她耳朵里就是嗡嗡的苍蝇叫。
她只想着怎么把盘子里的豌豆用叉子稳稳地送进嘴里。这对此刻的她来说，比治理国家还难。
“罗西。”老约瑟夫突然点了她的名。
这一声，把罗斯玛丽吓得一哆嗦，叉子上的豌豆骨碌碌滚到了桌子上，绿油油的一颗，在雪白的桌布上特别扎眼。
全桌一下子静了。
那种静，比骂她两句还难受。弟弟妹妹们有的低头假装切肉，有的偷偷拿眼睛瞟她。
“我……我……”罗斯玛丽脸涨得通红，红到了脖子根。她想说对不起，想说手滑了，可舌头像是打了结，怎么也捋不直。
母亲罗丝叹了口气。那口气很轻，但在罗斯玛丽听来，跟打雷差不多。
“把豆子捡起来。”罗丝说，“别用手，用勺子。”
罗斯玛丽笨拙地拿着勺子去追那颗豆子。手越抖，豆子跑得越快。最后还是旁边的尤妮丝看不下去了，悄悄帮她挡了一下。
这顿饭，罗斯玛丽吃得胃里像是塞了石头。
在这个家里，笨就是一种罪。老约瑟夫不许家里有失败者。哪怕是打网球，要是谁输了还在那傻乐，准得挨一顿批。
罗斯玛丽总是那个输的人。
她小时候因为接生时候在产道里憋太久，脑子受了损。这不是她的错，但在肯尼迪家，这就是个必须要修补的瑕疵。
罗丝是个要强的女人。她不信邪，非要把这个女儿给矫正过来。
每天下午，别的孩子去海边疯跑、去开帆船的时候，罗斯玛丽就被关在书房里。
“再写一遍。”罗丝拿着戒尺，敲着桌子。
罗斯玛丽握着笔，手指头都捏白了。她在写字，可那些字母在她眼里就像是乱爬的虫子。她写得很慢，歪歪扭扭，那是小学二年级孩子的字迹。
“用心点！你看看你妹妹们，她们都会背法语诗了！”罗丝的声音越来越尖。
罗斯玛丽急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她真的用心了，她比谁都想让妈妈满意。她偷偷在被窝里练字，练得手指头起茧子。可脑子就是不听使唤，记住了前一句，忘了后一句。
“妈妈，我累……”她小声求饶。
“累什么累！肯尼迪家的人不知道什么叫累！”
这种日子，就像是一把钝刀子，天天在罗斯玛丽的心上磨。她觉得自己就是个多余的零件，怎么装都装不进这台精密的机器里。
1938年，老约瑟夫居然当上了美国驻英国的大使。
这可是光宗耀祖的大事。一家子浩浩荡荡地搬去了伦敦。那边的雾大，总是湿漉漉的，倒是把那些不开心的事情遮住了一些。
对于罗斯玛丽来说，这是她人生里最像童话的一段日子。
因为要见英国国王和王后，这可是顶级的社交场合。老约瑟夫下了死命令：谁也不能掉链子，特别是罗斯玛丽。
为了这十几秒钟的亮相，家里给她请了专门的礼仪老师。
那是一个刻板的英国老太太，手里拿着根细棍子。
“背挺直！下巴收一点！别傻笑，嘴角只要稍微抬一点点！”
罗斯玛丽穿着厚重的长裙，在那间空荡荡的大厅里练走路。一遍，两遍，一百遍。
她练得脚后跟磨破了皮，血把白袜子都染红了。可是她一声不吭。她知道，这是她在爸爸面前证明自己的机会。只要这次做好了，爸爸也许就会像看杰克那样，用那种骄傲的眼神看她一眼。
那种眼神，是她做梦都想得到的奖赏。
正式亮相那天，白金汉宫金碧辉煌。
水晶吊灯把大厅照得跟白天似的。那些贵族小姐们一个个花枝招展，香水味熏得人鼻子痒痒。
轮到罗斯玛丽了。
她穿着一身洁白的纱裙，戴着长长的白手套，手里捧着一束花。她深吸了一口气，迈出了步子。
在那一刻，她仿佛忘了自己脑子里的那些浆糊。她的身体记住了那几千遍的训练。
走上前，停住，慢慢下蹲，低头，行屈膝礼，起身，后退。
每一个动作都标准得像教科书。她甚至在起身的时候，对着王后露出了一个恰到好处的微笑，不多不少，正如训练的那样。
那一刻，她是完美的。
第二天的报纸上，铺天盖地都是肯尼迪家族的照片。记者们用尽了赞美之词，夸赞大使的女儿们多么美丽端庄。罗斯玛丽的照片也在其中，笑得那么甜。
老约瑟夫拿着报纸，在那间充满了雪茄味的书房里，难得地露出了笑脸。
“看来以前是我们方法不对。”他对罗丝说，“只要训练到位，她也能像个正常人一样。这不就挺好吗？没丢人。”
他以为他找到了控制这个女儿的钥匙——高强度的训练和严厉的管教。
可他忘了，人不是机器，发条拧得太紧，早晚是要崩的。
那段时间，罗斯玛丽也被这短暂的虚荣给迷住了。那些年轻的英国军官，穿着笔挺的制服，围着她转，夸她漂亮。
她听不懂那些复杂的政治笑话，也接不上那些关于文学的探讨。但她会笑，会点头。这就够了。那些男人只看脸，没人在乎她脑子里到底装着什么。
罗斯玛丽觉得自己恋爱了。或者说，她爱上了这种被当作正常女人对待的感觉。
可好景不长。二战的炮火声越来越近，伦敦也不安全了。
1940年，一家人又搬回了美国。童话结束了，灰姑娘又得变回那个被嫌弃的傻丫头。而且这一次，因为尝过了甜头，那份苦涩变得更加难以下咽。
回到美国后，罗斯玛丽变了。
她二十一二岁了，身体发育得成熟丰满，那种女性的魅力挡都挡不住。可她的心智，还是个几岁的孩子。这种错位，就像是给一个三岁小孩发了一把上了膛的枪，危险得很。
她开始变得暴躁。
以前她只是笨，现在她是凶。
如果哪天罗丝不让她穿那件喜欢的裙子，她会突然发疯，抓起桌上的花瓶就往地上摔。
“我就要穿！我就要穿！”她尖叫着，声音刺耳，像只受惊的野猫。
有时候，她会突然冲过去打尤妮丝，或者掐小妹的胳膊，直到把人家掐青了才松手。然后又像个没事人一样，坐在角落里玩她的洋娃娃。
罗丝管不住她了。修道院的学校也开始抱怨。
修女们给老约瑟夫打电话，语气里透着无奈和恐慌：“肯尼迪先生，罗斯玛丽最近……很不稳定。而且，我们发现她晚上偷偷溜出去。”
“溜出去？去哪？”老约瑟夫握着电话的手紧了紧。
“就在街上。有些……有些男人，会跟她搭话。”
这就是老约瑟夫最怕听到的。
罗斯玛丽长得漂亮，又是个傻白甜。街上那些游手好闲的小混混，只要给她买个冰激凌，夸她两句“你真美”，她就能跟着人家走。
她渴望爱，渴望拥抱，渴望被人当个宝贝。她分不清什么是好意，什么是歹意。
老约瑟夫坐在书房里，烟灰缸里堆满了雪茄屁股。
房间里烟雾缭绕，呛得人睁不开眼。
他在怕。
那是1941年。他的大儿子小约瑟夫已经准备在政坛大展拳脚了，二儿子杰克也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他花了半辈子的钱，动用了所有人脉，就是为了把肯尼迪这三个字刻在美国的历史上。
这正是最关键的时候。
要是这时候，报纸上突然登出来一条：《大使智障女儿街头鬼混》、《肯尼迪小姐未婚先孕》。
那完了。全完了。
那些政敌会像鲨鱼闻到血一样扑上来，把肯尼迪家族撕得粉碎。选民们不会把票投给一个连家都管不好的男人，更不会投给一个有着这种“劣质基因”的家族。
“这绝对不行。”老约瑟夫把手里的半截雪茄狠狠地摁灭在烟灰缸里，火星子溅了出来。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的草坪。
罗斯玛丽正坐在秋千上，晃啊晃的。她的裙摆飞扬，看起来那么无忧无虑。
但在老约瑟夫眼里，那个漂亮的女儿不再是骨肉，而是一颗不定时炸弹。滴答，滴答，随时可能会炸，把他一辈子的心血炸成灰。
必须得想个办法。不仅要管住她的人，还得管住她的脑子。
老约瑟夫开始像着了魔一样找医生。
他不信那些温吞吞的心理治疗，那太慢了，而且根本管不住罗斯玛丽那股子疯劲儿。他要的是铁腕手段，要的是彻底解决。
就在这时候，一个名字飘进了他的耳朵——沃尔特·弗里曼。
这个弗里曼医生，在当时的医学界可是个争议人物。他长得挺斯文，戴个眼镜，说话却透着股狂热劲儿。他到处推销一种新手术，叫“前额叶切除术”。
老约瑟夫专门去见了弗里曼。
诊室里挂着大脑的模型图。弗里曼拿着根教鞭，指着大脑前额那一块。
“大使先生，您看这儿。”
弗里曼的声音很有蛊惑力，“这块区域管着人的情绪，管着焦虑、愤怒和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对于像您女儿这样的病人，问题就是这块太活跃了，像是一锅煮沸的水。”
“那你的办法是？”老约瑟夫问。
“很简单。”弗里曼做了一个切断的手势，“把这儿的神经连接切断。就像是把收音机的音量调小。水就不沸了，人就平静了。”
“平静？”这个词击中了老约瑟夫的软肋。
“对，平静。她不会再发脾气，不会再焦虑，会变得很温顺，很听话。这手术我都做过好几例了，效果立竿见影。”
弗里曼没提那些做失败的案例，没提那些变成行尸走肉的病人。他太想攀上肯尼迪家这棵大树了。
老约瑟夫盯着那个大脑模型看了很久。
他在心里盘算着。这是一场赌博。但他觉得自己输不起。与其让女儿在外面惹出滔天大祸，不如让她在家里做一个安静的摆设。
“有危险吗？”他最后问了一句。
“小手术。”弗里曼笑了，露出一口白牙，“就像拔牙一样简单。连疤痕都不会留。”
老约瑟夫点了点头。那一刻，他把父亲这个身份扔掉了，只剩下一个冷酷的家族掌门人。
他没告诉妻子罗丝。罗丝虽然严厉，但毕竟是当妈的，要是知道要在女儿脑袋上动刀子，肯定会拼命拦着。他也没告诉几个儿子。
这是一次秘密行动。
1941年11月。
华盛顿的秋天有点萧瑟，地上的梧桐叶子黄了，踩上去咔嚓咔嚓响。
那天早上，老约瑟夫来到罗斯玛丽的房间。
罗斯玛丽正在梳头，她手里拿着把银梳子，哼着不成调的小曲儿。看见父亲进来，她眼睛亮了一下。
“爸爸！”她喊道。
老约瑟夫看着女儿那张明媚的脸，心里有没有过一丝犹豫？也许有吧。但他很快就把那点犹豫掐灭了。
“罗西，今天带你出去一趟。”老约瑟夫尽量让声音听起来温和。
“去哪？去买新裙子吗？”罗斯玛丽高兴地站了起来。
“去……看个医生。把你头疼的毛病治一治。”
“我不头疼呀。”罗斯玛丽歪着头。
“听话。治好了，你就更聪明了，就能像杰克他们一样了。”
这一句话，戳中了罗斯玛丽的死穴。她太想变聪明了，太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了。
“好！我去！”她重重地点头，脸上全是信任。
她穿上了那件褐色的羊毛大衣，戴了一顶带羽毛的小帽子。出门的时候，她还特意照了照镜子，觉得自己今天真好看。
车子开出了大门。罗斯玛丽趴在车窗上，看着路边的风景倒退。她不知道，这是她最后一次用这双清澈的眼睛看这个世界了。
车子停在了乔治华盛顿大学医院的门口。
那栋楼看起来阴森森的。进了里面，全是消毒水的味道，呛鼻。
罗斯玛丽有点怕了，她拽着老约瑟夫的衣角：“爸爸，我不喜欢这儿，我们回家吧。”
“别怕，很快就好。”老约瑟夫拍了拍她的手，那只手很暖和，但他自己的手却是冰凉的。
护士过来带罗斯玛丽走。她一步三回头，看着父亲。老约瑟夫站在走廊尽头，阴影挡住了他的脸，看不清表情。
手术室在走廊的最里面。
门关上的一刹那，外面的世界就被隔绝了。
这里只有冰冷的白光，亮得刺眼。还有那种让人心里发毛的金属碰撞声。
罗斯玛丽被扶上了手术台。那台子很窄，硬邦邦的。
“躺好，别动。”护士拿皮带把她的手腕和脚腕都绑住了。
“为什么要绑我？”罗斯玛丽慌了，声音带着哭腔，“我不想绑着！”
“是为了你好，怕你乱动摔下来。”护士冷冰冰地说。
弗里曼医生进来了，旁边还跟着一个外科医生沃茨。他们穿着绿色的手术服，戴着口罩，手里拿着亮闪闪的家伙什。
罗斯玛丽认出了弗里曼，那个之前见过几面的“和蔼”叔叔。
“医生叔叔，爸爸呢？”她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问。
“他在外面等你。你乖乖的，做完就能见他了。”弗里曼一边说，一边整理着器械盘。
盘子里放着一把细长的锥子，还有一把手摇钻，跟木匠用的那种差不多。
这个手术最残忍的地方在于，病人必须保持清醒。
因为大脑内部是没有痛觉神经的，只有头皮和脑膜有痛感。医生给罗斯玛丽的头皮打了局部麻醉。
“我们要开始了。”沃茨医生拿起了手摇钻。
他在罗斯玛丽的头顶两侧，比划了一下位置。
滋滋滋——
钻头转动的声音并不大，但是在安静的手术室里，听起来像是某种怪兽的磨牙声。
钻头抵住了头骨。
罗斯玛丽感觉不到疼，但是能感觉到那种可怕的压力和震动。那种“咯吱咯吱”的声音顺着骨头直接传到了耳朵里，像是有什么东西正试图要把她的脑袋撬开。
“爸爸！爸爸！”她喊了起来，眼泪顺着眼角流进了头发里。
“别喊。”护士按住了她的肩膀。
终于，两边的洞钻好了。
接下来，才是真正的审判。
弗里曼拿起了一把像冰锥一样的特制手术刀。那刀刃很薄，很锋利，泛着寒光。
他要把这把刀，从钻好的孔里插进去，伸进罗斯玛丽的大脑前额叶，然后在里面搅动，切断那些所谓“多余”的神经。
但这就像是在豆腐里找钢丝，看不见，摸不着，全凭手感。
为了确定切除了多少，切到了哪儿，医生需要病人一直保持说话的状态。如果病人还能流利说话，说明切得不够；如果病人开始胡言乱语了，那就说明“到位”了。
“罗斯玛丽。”弗里曼手握着刀柄，刀尖已经对准了那个黑乎乎的洞口，“现在，我要你唱歌。或者背诗，数数也行。随便说什么，别停下来。”
就在这一刻，手术刀缓缓探入了那位美丽少女的大脑深处。这是肯尼迪家族历史上最黑暗、最不可告人的一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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