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准确分析一场战争，必须运用与其真实性质相匹配的分析框架。这一要求在评估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加沙战争时尤为凸显。许多关于这场冲突的评论，都隐性地将其与一种被视为“黄金标准”的人道战争模式进行对比：即强调将武装分子与平民隔离开来的克制战役、下车步兵行动，以及旨在赢得“民心”的大规模人道主义援助。
这种模式通常源于对西方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经验的解读，包括费卢杰、摩苏尔等战役以及增兵行动。这些战争涵盖了多种作战模式：击败常规军队、反叛乱、反恐以及激烈的城市巷战。在这些战役中形成的解读习惯——特别是伊拉克战争早期以人口为中心的反叛乱假设——仍在影响着人们对后续冲突的记忆和分析方式。
在摩苏尔，存在一个合法的伊拉克政府，至少得到部分民众的支持，而“伊斯兰国”组织仅统治了该地区两年。相比之下，哈马斯并非作为一个叛乱运动运作，而是作为加沙地带唯一的权力机构存在了近二十年。通过控制政治机构、福利系统、教育和意识形态灌输，哈马斯将社会和地形转变为一个准备充分的城市战场。来自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民意调查数据，包括巴勒斯坦政策调查研究中心调查，显示出公众对哈马斯袭击及其早期对以色列平民的袭击给予了压倒性的支持，即便对哈马斯作为执政运动的支持率有所波动。
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不可能期望赢得当地民众的支持。有组织的反哈马斯民兵和反对哈马斯统治的抗议活动，只有在其军事能力在战争后期被严重削弱后才出现，即便如此，规模仍然有限。在冲突的大部分时间里，支撑伊拉克和阿富汗模式的关键结构性条件——友好的地方政府和可被说服的民众——根本不存在。
此外，特别是在战争初期，保卫加沙的不仅有游击队，还有结构化的步兵部队，他们以有组织的连和营为单位，采取协调一致的防御战略进行战斗。以色列的打击后来迫使他们采取小分队游击战术。同时，这些部队系统性地依赖平民作为盾牌和伪装，这并非绝望的生存手段，而是其战略的基础要素。
当防御者故意利用平民的存在作为其军事战略的一部分时，风险分配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一些批评者认为，决定性的问题不是武装分子是否将自己隐藏在平民中间，而是攻击部队如何应对，有时还会引用城市斗殴的类比。一个经常被引用的例子是将这种情况比作一个试图袭击抱着婴儿的邻居的男人：有人建议，袭击者必须干脆放弃袭击。这种类比虽然在修辞上很生动，但在分析上却具有误导性。基于反叛乱的假设，即平民是一个需要被“争取”的中立群体，他们将平民视为被动的旁观者。
如前所述，无论在同情心还是在行动上，当地民众都远非立场未定的中立者。在多个记录在案的案例中，平民扣押以色列人质或在他们被带到加沙后对他们处以私刑，储存武器，或在住宅楼内维护隧道竖井。当然，这种广泛和自愿的合作中掺杂着胁迫。哈马斯利用其高效的安全部门迫使政治对手或那些不太愿意合作的人就范，将其行动隐藏在民众之中。
在这些限制条件下，在高强度城市战争中，有几项保护措施既合法又在作战上可行。例如，在可行的情况下投资预警系统，甚至在社区或街区层面，尽管这种预警会降低突然性并使对手能够适应，从而带来作战成本。此外，在可行的情况下，平民保护可能包括促进大规模人道主义援助——在进行严格的安全检查并排除军民两用物品的情况下——甚至进入敌方控制区，即使预计会被对手挪用。
以色列在加沙的经历说明了这些措施的必要性和局限性。与可用的替代方案相比，它们可以减少平民伤害，但不能消除在布满隧道、诱杀装置和军事基础设施的密集城市战场上的广泛破坏。在这种情况下，最有效的保护措施通常是将平民从活跃的战区疏散，因为这使非战斗人员脱离了战斗的动态，而不是试图规范他们周围的暴力。早期的城市战役经常受益于这种可能性。例如，在费卢杰和摩苏尔等行动中，大部分平民能够在战斗前或战斗期间逃离战场，大大减少了暴露在直接战斗中的平民数量，尽管“伊斯兰国”组织也试图阻止平民并将其用作人体盾牌。
然而在加沙，战场外的大规模疏散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行的。邻国拒绝接纳大量难民，实际上将平民困在活跃的战区内。因此，以色列通过在加沙地带内建立指定的人道主义或安全区来寻求部分替代方案。哈马斯通过继续在这些区域内进行军事活动、庇护高级指挥官以及从其范围内发射数千枚火箭弹，系统地破坏了这一机制。尽管如此，我们研究中的初步分析表明，以色列军方在这些区域内表现出了更大的克制，这些区域比加沙其他地区安全约8.5倍。即便如此，冲突的结构对减轻伤害施加了严格的限制。
因此，从战场疏散仍然是高强度城市战中最有效的平民保护形式。在地理、政治或防御者阻碍这种疏散的情况下，其他缓解工具只能部分减少平民伤害。忽视这些结构性约束的框架可能会将道德愿望误认为是作战可行性，这样做最终可能会增加而不是减少平民的痛苦。最重要的是，使挤满人体盾牌的目标免受攻击，会鼓励进一步使用这种策略，从而损害被困在城市战区的平民人口。
对于美国及其盟国来说，更广泛的教训在于分析层面，而非规范层面。未来的冲突不太可能复制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发生的复杂战争，这些战役结合了多种战争形式，但仍受到强烈的反叛乱假设的影响；也不太可能复制加沙的独特情况。更合理的是，未来的战争将重新组合两者的元素。西方军队可能会面对将常规军事能力与坚固的城市防御、地下基础设施、使用人体盾牌以及故意利用法律和资讯领域作为战争工具相结合的对手。事实上，考虑到在伊朗展开的行动，以及空袭可能扩大为地面行动，或扩大为对在民用环境中嵌入主要镇压部队的政权进行对抗的叛乱分子提供近距离空中支援的可能性，这种对抗可能比预期的要早。
因此，伊拉克、阿富汗和加沙的教训仍然很有价值，但前提是要结合具体情况加以应用。核心任务是区分哪些教训取决于宽松的环境，哪些教训在针对混合型对手的密集城市战场上仍然有效。做出这种区分不仅对于健全的军事分析至关重要，而且对于在未来的战争中维护国际人道法的信誉和有意义的平民保护也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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