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德国苏尔坎普出版社（Suhrkamp Verlag）发布的官方声明，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于当地时间2026年3月14日在慕尼黑附近的施塔恩贝格（Starnberg）逝世，享年96岁 。
哈贝马斯的辞世，标志着战后德国哲学一个时代的落幕。作为继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之后批判理论传统的继承者与革新者，他不仅在学术殿堂内构建了横跨哲学、社会学、法学、语言学的宏大理论体系，更在长达七十年的公共生涯中，始终以犀利的笔触介入现实政治，被誉为“当代的黑格尔”和“后工业革命最伟大的哲学家” 。
从纳粹时期的少年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旗手
1929年6月18日，哈贝马斯出生于德国杜塞尔多夫的一个中产家庭。他的青少年时代在纳粹统治和二战的阴影下度过。1945年纳粹投降后，集中营的影像深刻冲击了他，这段经历成为其思想形成的原点，使他对任何形式的极权主义保持着终生的警惕，并坚定地捍卫启蒙理性的价值 。据他晚年回忆，1945年所目睹的一切，是他最终走向哲学和社会理论思考的动因 。
青年哈贝马斯先后在哥廷根大学、苏黎世大学和波恩大学学习哲学、心理学与历史学，1954年以研究谢林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1955年，他进入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成为阿多诺的助手，由此开启了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核心人物的学术生涯。此后，他历任海德堡大学教授、法兰克福大学教授，并担任过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和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生活世界研究所所长，直至1994年荣休 。
值得注意的是，哈贝马斯天生患有腭裂，童年时期经历了多次手术。他本人曾表示，这种在语言表达上的障碍让他深刻地意识到相互理解与沟通的难度及重要性，这也为他后来将“交往”作为哲学核心议题埋下了伏笔 。
从公共领域，到交往行为
哈贝马斯的学术贡献宏大而精深，他始终将现代性视作一项“尚未完成的工程”，并致力于在工具理性泛滥的时代，为批判理论重建规范基础。
1962年，他的教授资格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出版。在这部成名作中，他系统考察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产生、结构与功能，分析了原本作为公众进行批判性理性讨论的空间，如何被商业化的大众媒体和国家干预所侵蚀。这一研究为后世理解媒体、民主与公共生活的关系提供了经典范式 。
1973年，他在《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Legitimationsprobleme im Spätkapitalismus）中敏锐诊断了当时西方社会面临的四种危机倾向：经济系统的经济危机、政治系统的合理性危机与合法性危机、社会文化系统的动机危机。他认为，随着国家对经济干预的加强，危机已从经济领域转移至政治和文化领域，导致民众对政治秩序的认同度下降。而要化解合法性危机，根本出路在于重建自主的公共领域，恢复文化传统的活力。
真正奠定其思想大师地位的，是1981年出版的两卷本代表作《交往行为理论》（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在这部著作中，哈贝马斯提出了著名的“交往理性”（kommunikative Rationalität）概念。他将社会分为“系统”（System）和“生活世界”（Lebenswelt）两个层面：系统由权力和金钱等媒介主导，追求效率和成功；而生活世界则是人们通过语言进行交往、寻求相互理解和意义共享的领域。晚期资本主义的病症，就在于系统媒介（权力和金钱）入侵并“殖民化”了以交往理性为基础的生活世界。他主张通过重建无障碍的、以理解为取向的交往行为，来抵御这种殖民化，恢复社会的活力 。
战后德国最具代表性的公共知识分子哈贝马斯绝非仅囿于书斋的学者，他的一生都在积极介入公共论战，是战后德国最具代表性的公共知识分子。
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运动中，他最初被视为支持者，但当运动走向激进化时，他公开警告“左翼法西斯主义”的危险，表现出对理性讨论边界的坚守 。1980年代，在德国史学界爆发的“历史学家之争”（Historikerstreit）中，他强烈反对恩斯特·诺尔特（Ernst Nolte）等人试图将纳粹罪行相对化的倾向，坚持大屠杀的不可比拟性，捍卫了德国历史记忆的严肃性 。
在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冲突中，他同样频繁发声。1999年科索沃战争期间，他从政治伦理角度支持德国出兵，认为在面对种族清洗时，国际社会有义务保护基本人权。2003年，他则两次发表声明，坚决反对伊拉克战争，并呼吁加速欧洲一体化进程。晚近，他仍对欧洲的处境忧心忡忡，2025年曾撰文评论美国政局变化后的全球局势，警告欧洲若不摆脱对美依赖、建立自主防务，将在全球权力重组中被边缘化 。
2001年4月，哈贝马斯曾访问中国，在北京和上海做了题为《全球化压力下的欧洲民族国家》的系列演讲，与中国学术界进行了深度对话，深刻影响了当时国内学界对现代性与全球化的理解。
新媒体时代的公共领域危机
令人惊叹的是，哈贝马斯的思考直到生命的最后阶段仍未止歇。在其成名作发表60年后，年逾九旬的他于2025年推出了续篇《公共领域的新结构转型》（Ein neuer 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中文版由中信出版社同年推出 。
在这部最后的论著中，他将目光投向了数字时代。他认为，新媒体的兴起正在导致公共领域的又一次深刻转型。社交平台和算法推送使得用户日益退回到“志同道合者的屏蔽式回声室”，公共领域原本应具有的包容性和批判性讨论功能正在消失。公私领域的界限再度模糊，传统媒体时代建立起来的协商性民意形成过程受到严重冲击。他警告，这一趋势将对民主进程产生深远影响，并呼吁通过完善法律来重塑一个具有包容性的媒体结构 。
因其毕生思想的深刻与体系的完备，哈贝马斯获得过诸多国际荣誉，包括2015年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未竟的交往理性工程
哈贝马斯的离去，引发了全球学界与政界的悼念。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表示，“德国和欧洲失去了一位我们时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他的社会学和哲学著作影响了几代研究人员和思想家，他的思想力量与自由主义精神将被人们深切怀念” 。
学者们普遍认为，哈贝马斯的理论体系将在未来继续成为学术争论的焦点。他在捍卫现代性启蒙理想的同时，深刻诊断了晚期资本主义的内在危机。在社交媒体与数字平台大行其道的当下，主体性本身已在虚拟与现实之间模糊不清，重建基于主体间交往的商谈伦理何以可能？这一问题，正是哈贝马斯留给后世思想者的核心追问 。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哈贝马斯的毕生工作都在提醒世人：在工具理性盛行的时代，不可遗忘交往理性、公共对话与相互理解的价值。他的思想遗产，将继续滋养那些在复杂社会中寻求理性共识的人们。
来源：意欧视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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