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德文教授领衔创作的《县乡生活》出版，深描县乡生活方式的革命|县乡生活|吕德文

县城正“演化成微缩版城市”，县乡生活方式呈现出高度的市场化，“收支倒挂”使许多农民家庭难以持续，他们的终点在哪里？

父辈和祖辈以其生存韧性、自我牺牲、厚重责任意识为子代的生活托底，超越了经济维度，折射出怎样的家庭伦理和社会转型困境？

短视频的渗透正在如何重塑县乡社会的价值观？

村庄里的老人过得怎么样？他们的苦要找谁诉？

县乡青年思想观念的进化滋生了“超理性虚构”，他们应如何回归面向生活实践的理性，选择正确的行为解决生活中的具体问题，从而最终实现美好生活？

《县乡生活：一场生活方式的巨变》由吕德文教授及其团队共同创作，对上述问题做了深刻的剖析。在这本书中，作者将目光投向县乡人们的生活，深入细节刻画了县乡社会正在发生的一场生活方式的变迁。该书从“生活政治”这一视角出发，帮助我们更好地读懂当代中国基层社会。

本书源于几位青年学者在我国各地县乡的田野调查，他们以细腻的情感、真实的笔触记录我国县乡社会正在发生的一场生活革命，涵盖从婚育、购房、养老、消费，到年轻人的娱乐、创业以及家庭伦理等方方面面的变化，展现了一幅鲜活的县乡生活图景。

从书中描写的一个个小人物的故事中，我们得以窥见县乡生活革命中农民的经历、体验和策略，形成身临其境的感受和思考。

除了对县乡生活场景进行真实再现，作者对变化背后的社会机制、结构性因素进行剖析，寻找帮助县乡人们摆脱困境、走向更美好生活的可能性。

《县乡生活：一场生活方式的巨变》

吕德文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县乡生活：一场生活方式的巨变》

中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一种新型的城乡社会形态初见雏形。人们践行新生活方式，穿梭于乡土社会和都市社会两个生活系统中。新生活方式形成的同时，生活危机也在蔓延。

本书分“过日子”“流动生活”“消费变迁”“婚难时代”“小镇青年”“老龄社会”六部分展开，细致描画县乡生活的新景象：数字生活兴起，单身现象增多，家庭观念变迁，老人自养秩序形成，伪中产生活陷阱频现。

本书以多位青年学者在全国各地的田野调查为基础，他们以细腻的情感、真实的笔触描写县乡生活的诸多细节，展现当代中国基层社会的真实图景。

作者介绍

《县乡生活：一场生活方式的巨变》

吕德文，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长期从事田野调查工作和基层治理研究。著有《治大国若烹小鲜》（2021年）、《基层中国：国家治理的基石》（2021年）、《鲁磨路：城管、小贩与街头秩序》（2025年）。

胡晓映，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后、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长期从事基层治理与城乡社会转型研究。近年来在CSSCI期刊发表论文近十篇，其中多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

大咖推荐

《县乡生活：一场生活方式的巨变》

毫无疑问，当前普通人的客观生活质量有了极大提升，哪怕是偏远农村地区，也基本具备了现代化生活的基础设施。水、电、路、网促进了城乡互联互通，打破了原有的生活节奏。然而，县乡生活客观质量的提升并不会必然带来主观上的幸福感。这本书描写中国县乡社会正在发生的生活革命，提醒我们建立一种文明健康的生活秩序。促进人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周长城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一场生活方式的巨变正在发生。新的生活方式未能充分地惠及所有人，却深度拆解了既有的社会支持系统，让很多人陷入孤立和迷失。面对县乡深处的这场巨变，首先要做到的是看见，让更多人看见这场巨变及其中的细节。《县乡生活》的作者们以强烈的人文关怀深入这些细节，他们的努力一定很有价值！

——熊万胜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县乡生活》以中国基层社会为镜，清晰映照出城市化与数字化浪潮中普通人生活的深刻变迁。书中敏锐捕捉了“半城市化”“代际分工”等真实图景，既呈现科技对日常生活的重塑，也揭示制度与个体命运之间的复杂缠绕。它不止于记录生活方式的革命，更推动着从“结构变迁”到“生活政治”的研究范式转向，为理解当代中国提供了一部充满温度与张力的田野读本。

——杨华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城市化不仅涉及农民进城，还涉及城市生活方式下乡。无论是进城，还是留守，抑或返乡，农民经营的都不再是费孝通笔下的乡土生活，而是一种乡土因素和城市因素混合的县乡生活。本书生动呈现了农民家庭生活的巨变，包含消费、养育、婚姻、养老等方方面面。每一篇文章都仿佛一条精心拍摄的短视频，生动记录了县乡生活的细节变化。相信读者在阅读时能够领略生活革命中农民的经历、体验与策略，从而形成身临其境的感受和思考。

——陈辉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精彩试读

《县乡生活：一场生活方式的巨变》

消费型的县城与农民生活系统的重构

城镇化的本质在于它是一种“城市生活方式”。在中国长期以来“城乡分治”的政策影响下，农村与城市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社会文化类型。因此，“由乡入城”不仅仅是生产生活空间的转变，更重要的是，农民面临着一套新的社会组织规则。中西部县城的特点在于，它是一个“消费型城市”，这种特点使得农民家庭的县城生活必然需要承受巨大压力。

一方面，从产业性质来看，中西部县城本质上具有产业空心化的特征，农民很难在中西部县城完成在地化生产。具体而言，中西部县城大部分是农业县，农业生产构成了区域内的基础活动；将县域内的农副产品贩卖出去，几乎是中西部县城进行产品输出、获得实质经济增长的唯一方式。中西部县城近年经济的飞速增长，有相当一部分有赖于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带动。推动县域城镇化是房地产行业发展的必要手段。房地产发展使得短期内中西部县城的建设资本投入激增，实现了土地大规模的资本化，在城市空间扩张的同时带来了可观的利益增量。但这种经济增长脱离了城市经济发展的基础环节，即工业化环节，这使得经济社会的“繁荣”本质上是不可持续的，进城农民也难以在这一过程中实现就业。

另一方面，进入县城后，农民家庭的消费出现了巨大转变。中西部县城虽然处于以东部沿海地区为中心的市场的边缘地带，但其本质上依然是商品化的生活场域。与大城市一样，县城生活系统运转遵循着与大城市相同的市场化规律，货币支付成了支持农民生活运转的核心方式，这使得农民家庭的消费项目大幅增加、消费支出急剧扩大。事实上，县城作为全国性消费市场中的一环，无论在消费种类还是物价水平上，大体保持了与大城市相近的水平，居民在享受便利性的市场服务的同时，也需要付出相应的成本。这种成本，本质上是城市的身份性消费成本。

从农民县域生活实践来看，农民需要为两方面的身份性消费品买单：

一是以车、房为代表的大宗消费品，以车贷、房贷为主的按揭消费将农民家庭锁定在按月还贷的“牢笼”中；二是为了维持家庭运转的日常消费，进入县城，“动一动就要花钱”是农民家庭的常态，一些原本在传统农村没有的消费项目如水费、物业费等消费项目开始出现，而原本可以通过农村农业系统解决的日常消费品如蔬菜、家禽肉类等也需要进行货币支付。此外，经过大规模的县城建设与长时间的资本下沉，县城的商业版图也在大幅扩充。正如《新周刊》所报道的那样：“县城正在背着我偷偷发展”，“几年之间，县城似乎已然抹平与城市间的‘鸿沟’”，“逐渐演化成微缩版城市”，一应俱全的消费品将农民家庭高度市场化，生活成本被再次推高。

消费型县城的出现重构了农民的家庭生活。在城镇化兴起之前，农民家庭再生产围绕婚丧嫁娶这些关键环节设置家庭消费生活，日常生活发挥着储蓄的功能，关键节点则进行大宗支出；在周期性的“储蓄—消费”环节下，农民家庭虽然也会面临经济紧张的困境，但这些问题都是阶段性的，可以通过熟人社会的人情互助完成平滑的过渡。落脚县城后，农民家庭扩大再生产带来的是日常消费与大宗消费的双重挤压，农民家庭的消费节奏也开始发生变化：大部分农民的大宗消费都是依靠私人借款和银行按揭支撑，家庭既有的储蓄在勉强支付大宗消费后很难迅速偿还，此时，透支就成了一种必然。

农民家庭落脚县城是为家庭生活和家庭发展确定一个全新的起点，具有长期在县城生活的预期，但当前县城生活“收支倒挂”的实际情况使他们这种家庭的生活难以持续，“不知道未来怎么办”“未来就等来了再说”成为农民家庭对县城生活的普遍态度。随着农民家庭生命周期的延续和家庭发展任务的更新，农民家庭城镇化负担会持续加重。农民家庭作为理性的行动主体，到了一定阶段必然要走出县域空间，做出新的策略调试以应对家庭再生产的风险，在县城买房后农民家庭劳动力的大量流出正是例证。从这个角度而言，县域城镇化本身具有高度的不稳定性，消费性质的县城是农民家庭再生产的驿站而非终点。

简要目录

《县乡生活：一场生活方式的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