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七月啊，有人给上面递了举报信。
那年夏天，雨水特别多。六月底开始，一连下了半个月，厂子门口那条土路，直接变成了烂泥坑，一脚踩下去，鞋能陷进去大半截。车间里头倒是没进水，可机器转着转着，就感觉不对劲儿——声音闷得慌，就像人憋着一口气出不来似的。
七月初的时候，新闻里播了，说朝鲜又发射导弹了。安理会赶忙开了个紧急会议，通过了第2356号决议，又是谴责，又是制裁，还搞禁运，一套流程下来。小崔拿着报纸给我念，念到“禁止给朝鲜工人发工作签证”那一段，声音一下子就低了下去。
我没吭声。
窗外的雨还在“噼里啪啦”地砸着玻璃，车间里机器“轰隆隆”地响着，女工们都低着头干活，看着跟平常没啥两样。
可我心里清楚，不一样了。
订单量开始往下掉。从一个月两万件，降到一万五，接着又降到一万。采购那边打来电话，说原材料进不来，口岸那边查得太严，货车排队等着通关，一等就是十天半个月。账上的那点盈利，一天比一天少。
我没跟女工们说这些。她们还是照常上班，照常把肉带回家——肉是越来越少了，有时候就几片，有时候就一小块，有时候干脆就没了。可她们还是老样子，不管日子多难，都要把最好的那口留给家里人。
七月十五号那天，雨终于停了。
天晴得晃眼，太阳白花花的，照得地面直冒热气。车间里闷得像个大火炉，女工们一个个汗流浃背，可谁都没停下来。
下午三点多的时候，厂门口来了两辆越野车。
黑色的，擦得锃亮锃亮的，碾过泥坑，“唰”地溅起一溜泥水，停在了厂门口。车门一打开，下来五六个人。有穿制服的，有穿中山装的，还有一个戴眼镜的，手里拿着个文件夹。
门卫老朴赶紧跑过去迎接。为首的那个人说了几句，老朴脸色一下子就变了，转身就往厂里跑。
我当时正在车间里转悠，老朴气喘吁吁地跑进来：“厂长，来人了！是上面派来的！”
“上面？”
“道里来的，好像是来检查的！”
我心里“咯噔”一下。
走到厂门口，那几个人已经进来了。为首的是个中年男人，穿着灰色的中山装，脸黑黢黢的，眼睛不大，可看人的时候，眼神跟刀子似的。
“你就是厂长？”他问。
旁边那个戴眼镜的翻译成中文——他是个朝鲜人，但会说中国话。
我说是。
他把文件夹打开，抽出一张纸，递给我。上面是朝鲜文，我看不懂，但看清了那几个汉字：“举报信”。
“有人举报，”翻译一字一顿地说，“你私自给工人发钱，没经过政府的合理分配。这是违反规定的。我们要调查，厂子从现在起得停产。”
我脑袋“嗡”的一下就大了。
“同志，”我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我们这个厂开了五年了，一直都是合法经营的。给工人发工资，是经过……”
“经过谁？”他打断我，眼睛死死地盯着我，“你们厂里的工人，工资是不是直接发的？没经过道里？没经过分配委员会？”
我张了张嘴，却说不出话来。
朝鲜的规矩我清楚。外国企业在朝鲜招工，工资不能直接发给工人，得交给政府，政府扣除“管理费”后再发下去。可这么一来，工人拿到手的工资，能有原来的三分之一就不错了。这五年，我都是偷偷直接给她们发工资，每个月把钱塞给她们，让她们自己拿着。小崔帮我做账，表面上应付检查，从来没出过岔子。
可现在，有人举报了。
“同志，”我说，“工人工资不高，都是辛苦钱。我们按规矩交过税的……”
“税是税，工资是工资。”他打断我，“规矩就是规矩。你违反了规矩，就得接受调查。调查期间，厂子必须停产。”
“停产？”我急了，“机器不能停啊！一停，再启动得调试好几天，成本太高了！同志，能不能通融一下？我们可以配合调查，但不停产行不行？”
他看着我，看了好几秒钟，然后摇了摇头。
“这是命令。不是我能决定的。”
他指了指车间方向：“所有人，马上停工。工人们先回家，等通知。你留下，配合我们查账。”
我站在那儿，太阳白花花的，晒得头皮发烫，可心里却凉透了。
车间里，机器停了。
一百多台缝纫机，从“轰隆隆”地响，到慢慢慢下来，再到彻底安静下来。那安静，比声音还让人心里发慌。
女工们都站起来，不知所措地看着我，看着那些穿制服的人。有人小声问，咋回事儿啊？没人回答。
小崔走过来，脸色白得像纸：“厂长……”
“没事。”我说，声音干巴巴的，“先让大家回去。放几天假，等通知。”
女工们一个一个走出车间，从我身边经过，看着我。那眼神，和五年前一模一样——带着渴求、不安和害怕。
金明子大娘最后一个走。她拉着我的手，说了好多话。我听不懂，但看懂了——眼眶红红的，声音颤颤的，是担心，是害怕，是不舍。
我拍了拍她的手，让她别担心。
可她走后，我看着空荡荡的车间，看着那些沉默的机器，心里一点儿底都没有。
那几天，厂里成了检查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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