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天（蒋立冬 绘）
康熙四十七年（1708）太子胤礽被废，长达十余年的储位之争由此开启，最后以雍正登基告终。但这段历史历来争议不断，“九子夺嫡”既是民间演绎的热门，也是学界聚讼的焦点。中华书局最新出版的《真事隐：康熙废储与正史虚构》以一份尘封罗马三百余年的外文记录为突破口，揭示雍正登基后如何通过历史编纂隐去真相，为悬案提供关键新证。作者孙立天为纽约市立大学历史学博士，著有《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商务印书馆，2024年），Jesuit Mission and Submission: Qing Rulership and The Fate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1644-1735（Brill，2021）。在《上海书评》的专访中，孙立天拆解新史料与正史记载的种种出入，探讨这些发现如何为逼近历史真相提供新可能，并回应了新书出版以来的热议与质疑。
《真事隐：康熙废储与正史虚构》，孙立天著，中华书局，2026年2月出版，476页，78.00元
耶稣会士纪理安（Kilian Stumpf）写下的《北京纪事》记录了传教士在康熙朝的所见所闻，其中包括康熙废太子期间发生的事件，是《真事隐》一书用以对照清代官方记录的核心史料。它的可信度可以说是整个研究的“地基”。请您谈谈为什么这份记录是可靠的、具有突破性的，以及您是如何留意到这份资料的？
孙立天：传教士写下的信件和报告一直是清史研究中的重要材料，中外的清史研究者都在使用。而《北京纪事》之所以能在三百年后的今天成为一份新材料，是因为它发回欧洲以后被教廷雪藏了，原因是其中有些部分与罗马教廷当时的宗教观点有冲突。一直到2000年左右，才有学者组织对其进行整理和翻译。《北京纪事》的第一卷在2015年出版，第二卷在2019年出版。我的前一本书《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大量使用了第一卷和第二卷的资料。《真事隐》用到的是2024年出版的《北京纪事》第三卷中的材料，可以说这次是之前研究的一个延续。
在历史研究中，各种记录就是证据，当然可靠性是首先要思考的。所有书写的记录，我们都可以看成证人的口供，那么在考虑记录的可靠性的时候，标准大概也是和现在法庭上思考证人口供可靠性的标准相类似。一是记录者与所记录事件现场的距离和相关性。传教士纪理安以及其他几位北京神父当时都是能够出入皇宫内廷之人，也是能够面对面接触到康熙、太子以及诸位皇子的人。二是利益相关性。《北京纪事》是即时书写的材料，同时写完后就发回了欧洲，在写作时，传教士完全不知道后来十多年发生的事。因而他们的写作没有后见之明。而且他们当时所写内容，目标读者是罗马教廷，因而他们所记录的宫中之事没有理由会编造打磨。所以这是一份特别，而且有可信度的材料。
《北京纪事》原始稿件以拉丁文写成，现藏于罗马耶稣会档案馆。
纪理安（Kilian Stumpf）1655年生于德国维尔茨堡，1720年卒于北京。左图为纪里安墓碑拓片，墓碑现存北京行政学院。右图为维尔茨堡神学院的纪利（理）安纪念匾。
您的研究指出《北京纪事》和雍正朝编订的康熙朝《实录》记载有所不同，认为雍正登基后刻意篡改康熙朝《实录》。请您逐一谈谈其中涉及的几个核心问题，首先是废太子。您认为，太子被废是因为罹患无法治愈的精神类疾病，是真病，而非许多现当代学者认为的托辞或借口；而康熙复立太子，则是因为相信破除“镇魇”的巫术奏效，他真的认为太子被治好了。一般认为，废除一国储君这样的政治大事件，涉及复杂的派系斗争，背后多是那些昭告天下的文字之外的权谋较量。但我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您更倾向于从“家事”“个人”的角度去解读？换言之，权力之巅的人与事，是否可以用常人的逻辑去理解？
孙立天：我对康熙废太子的解释转向“个人”和“家事”的想法，其实并不是源于《北京纪事》，而是来自一个被学界低估的清史资料发现：《本朝题驳公案》中收集的一些康熙晚年朝廷公布的邸报。《本朝题驳公案》是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2019年资助出版的古籍，并不是一部传统清代政治史研究会用到的材料。由于该书的底本刊刻于康熙去世前二年，也就意味着这是一份没有经过雍正和乾隆影响的材料。2023年，北京大学的毛亦可在《清史研究》发表的一篇文章介绍了这本书中收集的几份邸报，正好与康熙废太子问题相关。尽管从内容上说，几份邸报并没有带来多少新知，都是《实录》中已经记载过的康熙说过的话；但这里蕴含着一个重要的资料性质转变，也就是邸报的存在表明那些康熙对于废太子的评论是曾经全国公开的信息。
这就像一段私密的录音。录音中所讲的内容固然重要，但同样重要，甚至会改变录音内容性质的，是我们知道了录音中讲话的环境和面对的听众。之前，清史学界一直怀疑关于太子有病的记录是康熙谈到废太子相关问题时的托辞，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清楚那些记录的性质，不知道到底那些记录是康熙跟某些大臣私下讲的，或者是雍正朝的史官根据一些资料推断出来写到《实录》中去的。现在邸报的发现，不仅证实了康熙确实说过相关的话，而且还是公开对着全国说的。甚至在第二次废太子后五年，康熙还在说太子得病的事，对着全国公开说出了他一直希望太子的病能好。也就是说，康熙当年就已经主动向全国解释过相关废太子的问题。细读邸报文本，就能发现，康熙的解释就是立足于“个人”和“家事”之上。
而且邸报中呈现的康熙对废太子问题“个人”和“家事”化的解释，也和传教士的《北京纪事》对康熙废太子问题的记录基调一致，两者之间在我看来起到了互相印证的效果。
不过，我也想说我偏向“个人”和“家事”化的解释并不表示我认为不存在其他的可能性或者因素，只是我个人对这段历史的解读偏向“个人”和“家事”。这就像司马迁写项羽之败，文中他以项羽的口吻写出了项羽或者当时人认为的失败原因，同时在文章最后他又写了他认为的原因。实际上到底是什么原因并没有标准答案，应该是读者来感受和认定哪种说法更有道理。
康熙朝《实录》
《圣祖仁皇帝实录》中记载废黜太子缘由（康熙四十七年九月）
另一个发现关乎“夺嫡第一案”张明德案。《北京纪事》指出始作俑者是皇四子胤禛，他向康熙皇帝告发相面之事，以此对付皇八子胤禩，开启了夺嫡之争，由此捅破了四阿哥和八阿哥的“塑料兄弟情”。能否请您结合《北京纪事》与《实录》不同的地方谈谈此案？
孙立天：康熙的《实录》是雍正年间的史官编撰的。这里不会出现对雍正不利的记录是可以想见的。在《实录》中，还是皇四子时的雍正被塑造成了清心寡欲、心无旁骛和无心储位的皇子，同时皇八子等被塑造成了他的反面：结党营私，处心积虑地争夺皇位。但对于《实录》中的皇子形象和人设塑造，我们一直缺乏其他资料来印证或者证伪其中的记录。在这个背景下，《北京纪事》作为一份新材料，为我们比对《实录》中记录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夺嫡第一案”的相面人张明德案，是电视剧中都演到的桥段，早已被历史爱好者熟知。《北京纪事》和《实录》记载这个案件的发生发展时，细节上有诸多差异。比如《实录》中记录的该案始作俑者是大皇子，而《北京纪事》中记载的是皇四子。像这样的不同就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如果我们相信《北京纪事》中的记录，那《实录》中的记录哪些又是可信的，哪些又是不可信的？
《真事隐》其实并没有为这些问题找到答案，只是希望通过呈现各种历史细节记载上的差异引起对历史记载真实性问题的关注和探讨。
皇四子胤禛
皇八子胤禩
关于雍正即位，历来有“继位说”和“篡位说”之争。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胡祥雨教授在给《真事隐》写的书评中认为，您距离“雍正非法继位的结论”“只差临门一脚”。您是否有意止步于此，能否谈谈写作时的考量？
孙立天：其实雍正到底是合法继位还是篡位完全不是《真事隐》企图讨论的问题。只是这个问题，大家都很关注，加上我的书中许多内容又和康熙朝的储位有关联，这样许多读者自然而然会把《真事隐》联系到雍正的继位问题上去。《真事隐》的主要关注点就是书名三个字所言，讲真事如何被隐藏起来的问题。全书用康熙废立太子作为一个案例，来为大家呈现历史被虚构的过程和操作手法。尽管书中展示了雍正时代历史撰写中的各种不实，但这些并不表示我觉得雍正是篡位或者说用非正常手段获取了皇位。如果大家仔细想想，就会发现篡改历史和篡位完全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所以我在书中没有论述雍正继位问题，并不是有什么特殊的考虑，实在是限于资料，我并没有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发表有别于前人研究的观点。全书跟雍正继位问题最相关的是关于年羹尧的部分。我提出年羹尧并没有为雍正登位做出过贡献，他是在雍正登位以后，才投靠到雍正那里的。而编造年羹尧相关历史的就是雍正自己。
雍正继位问题是清史百年来最受关注的疑案。胡祥雨教授评论我对破解该问题“只差临门一脚”。对我来说，这不是遗憾，而是褒奖，似乎《真事隐》中提供的材料使我们离破解该案又推进了一些。如果《真事隐》能够触发大家的灵感，想到一些新思路、新视角来看待这桩疑案，那我就很满足了。
康熙第一次废太子后，满汉群臣都推举皇八子，康熙不同意。关于否定皇八子的理由，《北京纪事》给出了康熙朝《实录》中从未出现过的说法，是纪理安从康熙身边的奴才赵昌那里听说的，您翻译为：“皇八子肯定是很有天赋的，但是从行军打仗的要求上说，他不够强硬。”这里您进一步总结为，皇八子的“武”不行，进而指出康熙立储的标准是“武”。这是本书的核心论断之一。后续的几个结论，如康熙属意传位的人选其实是领兵出征的皇十四子胤禵，雍正朝刻意不提“武”的标准（因诸皇子中他在“武”方面是垫底的），都基于这个前提。但是，康熙立储标准这一重要判断，只有这一个间接的消息来源，是否略显武断？是否有其他的资料可以支撑这个论断？
孙立天：确实，康熙不选皇八子是因为其“武”不行只有一条传教士的记录。本书采信这个说法基于直接和间接的两方面原因。直接原因是康熙刚任命了皇八子管理内务府和京城中的事务，相当于康熙刚确认过皇八子的内政治理能力，或者用传教士的说法，是政府治理能力。而当群臣推举皇八子为新太子时，康熙用“武”不行来堵住众人之口，是最有可能，同时也是最有说服力的理由。
间接的原因，“武”也是最符合康熙朝大环境的一个理由。可能在中国传统强调文治的历史记录中，我们已经忽略了康熙是一个战时皇帝。首先，他自己几乎每年都带着皇子多次出行狩猎，强调满蒙的军事传统。其次从康熙1669年铲除鳌拜到其1722年去世的五十三年中，三藩之乱加收复台湾共计十年，之后又是与噶尔丹的西北拉扯，前后持续超过十五年，晚年西北、西藏一线的战斗从1715年到其1722年去世持续了八年。也就是说，康熙在位的一大半时间都处于热战中。就是在其相对平静、几次南巡的1700年代，还有零星的反清复明之事需要处理。1708年废太子这年，他和江南的官员还在处理朱三太子案。他是一直到去世前都还在调兵遣将，筹备前线战事的皇帝。所以说康熙选择储君注重“武”符合康熙一朝的实际情况。
当然，这是我在新发现的资料基础上所做出的新解释。关于康熙晚年之事，由于受资料所限，民国以后基本就没有出现新的资料可供分析康熙立储的标准。《北京纪事》是几十年来难得出现的一套新材料，而且它是公开出版的资料，并非特藏史料，我也希望未来能看到同行利用这份资料，在这个问题上能做出新的解释。
《北京纪事》英译本第三卷（The Acta Pekinensia or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Maillard de Tournon Legation: Volume III: January 1708 - February 1709，by Kilian Stumpf SJ, translated by Paul Rule, Claudia von Collani，Brill，652 pp.，US$156.30，July 2024）
您以《西征随笔》考证高士奇、索额图、太子的史事，有读者认为推测多于论证，并且对《西征随笔》的史料性质提出疑问，您怎么看？
孙立天：读者的感觉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书中基于《西征随笔》的考证部分就是推测。历史跟许多学科的研究一样，在探索新知的过程中，基于已有材料的合理推测是推动研究的重要步骤。推测，或者有些学科叫猜想，是展示可能性的手段。《真事隐》的内核是一本学术研究作品，许多章节都是在做前沿的学术问题探索，所以一些书写方式会与许多读者已经习惯阅读的那种介绍历史定论的作品不同。
在用《西征随笔》考证高士奇、索额图、太子问题时，其中的核心是索额图之死。索额图之死是清史中的空白，他的死除了官方《实录》留下的几段互相矛盾的记录外，没有其他记录。索额图曾经权倾一时，在康熙一朝活跃了三十多年，但他的死在档案中没有记录，现在连他哪年出生都不清楚，什么时候死的也没有说法，只是大概知道一个范围。在没有多余的历史材料的情况下，以前的学者只能将就使用官方《实录》中的记载，猜想索额图可能有谋反之心或者政治上出了问题，才导致康熙要秘密地把他处决了。
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这种说法越来越站不住脚。最直接的就是发现索额图被杀后，他的两个儿子依然在宫里当差，丝毫没有受到影响，这就说明索额图肯定不是因为谋反或者什么政治原因被杀。在这种情况下，索额图之死就没有了解释。但对于康熙废太子问题，索额图又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每次康熙说到废太子就会提到索额图。如果我们把这种在历史中完全没有线索的事件想象成一个丢失的小孩的话，那么寻找的第一步是确定方向，比如以前一直在往北方寻找，但我们已经有足够的理由确认不是在北方后，那么下一步怎么办？就是通过蛛丝马迹重新确定寻找的方向。《真事隐》在做的其实就是给出一个可能的新方向。探索历史秘案大概和案件侦破一样，在我们细分破案环节以后，就会发现侦破往往都始于确定了一个可能的方向之后。
索额图之死，《西征随笔》中还藏了一条线索，说是跟高士奇相关。《西征随笔》原始是手写本，被雍正收缴后就藏在宫里，民国发现后整理出版。所以这条线索也并不是什么新发现，只是以前清史学者不相信高士奇这个没有实权的汉官能扳倒索额图这样的满清贵胄。从史料角度说，《西征随笔》是在《北京纪事》和《本朝题驳公案》以外，我在书中使用到的第三份重要的材料。我在《真事隐》中花了相当的篇幅来论述《西征随笔》成书过程，以及该书在当时的地位。我通过展示高士奇与康熙的私交关系，来说明高士奇扳倒索额图是有可能的，并推测索额图之死，可能是在私生活，以及涉及太子的一些家事中出了问题。因而康熙不能继续容留他。
整体来看，我是沿着《西征随笔》留下的线索为破解索额图之死重新搭起了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中，高士奇又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这也是为什么《真事隐》中会出现很多篇幅来讲高士奇这个很少在康熙储位研究中出现的人物。这个框架我是立起来了，但其是否能立得住，还有待学界反馈和时间的检验。
最后我想说的是基于《西征随笔》写出的高士奇、索额图以及太子的部分，还有读者反馈有悬疑感，但论证又不严密。《真事隐》中的悬疑感并非我有意构建，是零散存在的历史材料就是有那么多悬而未决的疑问存在，只是我把它们展现了出来；但《真事隐》是历史研究，不是小说，因而我只能在有限度的情况下做一些推测，并没有可能像真的悬疑小说那样做出各种安排，逻辑紧严地为悬疑结案，让大家有一个畅快淋漓的阅读感受。历史秘案有可能会像现实中的一些案子一样，永远都只有猜测，没法结案。希望读者能够接受这种探讨可能性的历史书写。
雍正读书像
书名“真事隐”来自《红楼梦》。事实上从上一部著作《康熙的红票》开始，您似乎就对《红楼梦》情有独钟，甚至有读者将您笔下的废太子与《红楼梦》中角色相对应。您是怎么考虑的？
孙立天：我对《红楼梦》并没有太深入的研究。但从理论上，我认为《红楼梦》是康雍乾时代人情世故、市井民生的反映。由于我的研究中侧重于把帝王家事也放到现实之中的人情世故里去理解，因而我用到了一些《红楼梦》中的桥段。但具体细节上《红楼梦》中人物在现实中可能是哪些人物，我完全没有关注过。
《康熙的红票》出自您的博士论文，历时十多年才写完，为什么《真事隐》仅几个月就完成了？
孙立天：看过《康熙的红票》的读者会发现，其中涉及康熙晚年储位之争对传教士的影响。我在写博论的时候，对储位之争做过深入的研究，留下许多心得的记录，我曾经希望从传教士角度入手，能为这个大家都关注的问题带来新知。但经过比较长时间的探索后，我并没有发现新东西可写。我在《康熙的红票》中只是简略触及了储位的问题。
这次在看了《北京纪事》第三卷的新材料后，触发了我以前的许多思考，很多我之前觉得无解的问题，一下打通了。一般一个课题从收集资料，阅读相关研究，再到汇总想法，最后再到成书，都会耗时数年。《真事隐》这次机缘巧合正好是我以前研究过问题的延续，因而这次的时间主要是花在了写作上，所以全书能够比较快地完成。
您目前出版的著作都围绕康熙、雍正两朝展开，能否谈谈您对这两位皇帝的个人感受？
孙立天：康熙和雍正两人批阅的满汉朱批奏折，是我了解二人想法的主要来源。康熙一生的政治自信来自他开疆辟土、实打实的成绩。历史上许多北方民族建立的政权就是在北方统治，而康熙统一了南方。他在平定三藩之乱时，有一些决定是他顶着朝臣的反对做出的，但他最后赢了，这是他的政治资本。还有他平定西北，开疆扩土，这些都是无可争议的战绩。所以康熙在当时作为皇帝受到拥戴，并不仅仅是因为他拥有皇帝这个头衔，而是他在各方面成绩真的让文武官员心服。包括后来的乾隆，都已经贵为皇帝，还将被康熙这个爷爷带过作为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
但雍正没有康熙的这些资本。年轻时，他就不是受众人拥戴的皇子，上位以后又被这样那样地怀疑。当然史书里，我们可以在文治中找到雍正的种种成就。但就以争战起家的满清王朝来说，雍正没有拿得出手的战绩，这注定了他没有康熙那样的底气，也就没有康熙的心态。这是他的行事中多疑的原因。从历史研究来说，我认为两人不同的人生经历是理解他们不同行事风格的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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