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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房门打开，一家三口站在门口。
我一眼就认出了这位同学——他谈不上有多大变化，只是似乎跟多年跑销售的经历有关，人更黑了些。戴着副眼镜，文质彬彬，拎着一盒石斛，鹅行鸭步地进了屋。
同学感叹一句：“这都四十年没见了。”
当然是错觉，小学毕业后在六里站附近见过。我们合了影，——他女儿还特地买了一本《小说写作入门》，我签了名，娘俩就出去逛街了。我和同学坐在窗台下，聊起了过往。
我们自然聊到了四小的情况。我问起他父母和其他同学的近况，我这位亲爱的老友，嘴里仍蹦出几个错别字——几十年过去了，有些词语他还是没掌握，比如“刚愎自用”，“愎”说成“复”（疑惑着说）。
他看了《六姊妹》，所以跟我讲，他就出生在大河北（be），且不是在医院出生，而是接生婆去家里接生的。
大家都变了，但又没变。
他说起中年艰难，——可能面临失业，父母离婚了，各自有一摊事，亲戚也不省心，家里家外的愁闷。不过我看他状态还行，他的愁，也只是“为赋新词强说愁”。
至少目前一切是稳定的。
他依然记得那年的毕业考试：“你是考了年级前十名，去了二中，我是第十一名。其实，说如果运作，我也能去二中的。”
接连地，他又说了自己后来的故事：上了三中之后，遭了哪些难，——吃氟哌酸导致个子没再长高错失了体育特长道路，高考前夕怎么样出了车祸，摔成脑震荡，导致后来诸多的坎坷。
总而言之，没上成二中，是他人生中最大的一次转折，并且带来了巨大的落差。
2
是，二中。
现在二中都没有初中部了，那时候有的。从小学到二中，的确也是我人生最初的重大转折之一。
恍惚间回到当年——小学毕业，多大年纪？十二三岁？十二三岁就开始住校，离开家，开启了独自生活的道路。
我还记得毕业考试成绩出来的那天，我站在四小新教学楼四层楼的围栏边，一位老师来问我：“你愿意上二中吗？二中很远的。”
我大概明白他的意思，那或许是一种引导——如果我放弃了名额，不填报二中，那么后面就有人顶上来。
我毫不犹豫，坚定地说：“我当然去二中。”虽然那时候我没去过二中，也不知道二中在多么遥远的地方，更不知道上了二中之后将面对怎样的艰难，但就是那么笃定。
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在西部的、不受打扰的学习的圣地。
等会儿，再往前想想，——那场毕业考试是在十五小。
当时哥和嫂子正处于热恋期，嫂子到我们家，第一件事就是和哥一起接我从十五小放考。那场考试，我早早地就做完了，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监考老师对我的轻松十分诧异，耸耸肩笑了。
是的，每到考试，我总是输人不输阵。而那场毕业考试，给我后来的考试定下了一个基调——我知道自己是不怕考试的。
报二中前，和父亲这边的亲戚们商量。有人反对，有人支持。不过老妈还是力排众议，并询问了我的意见。
为了给老妈争气，我也当场表态：“我可以住校，没问题的。”现在想来，我当时说的是实话。年纪小，不排斥住校，哪怕七八个人住在一个房间里都可以忍受。
那个时候，走出家门似乎是一种放飞，就像雏鸟跌撞着跃出鸟巢，扑向广阔的天空——完全无视将来有多少危险和艰难。
那是跋涉的第一步。
3
好了，上学了。——学校门口那扇双开的推拉式大铁门，当时看着是那么的大。校门口有个磁卡电话。周围有一种学校附近特有的繁华。
书店、租书店、音像店、杂志店，还有文具店、偶像店（卖明星照片的）……下海归来的音像店短发女老板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大家偶尔在店里吃蜂窝煤烤肉，她总要说起南下的沧桑故事。这些现在都无法想象了。总之，那是个琳琅满目的世界。
走入大门，左边是个花池，花池里有雕塑，——一个立体的“二中”字样，圈中间有个星芒一样的锐利造型，很有未来感。
雕塑附近挂着二中的校训：“今天你以二中为荣，明天二中以你为荣。”
右边是图书馆，虽然我们没进去几次，但前面的广场是十分重要的，我们总在那里排队参加集体活动。
再往里走，左手边是一栋三层的教学楼，——我们初一没在那里，初二才搬过来。第一个学年我们在后面的一栋四层楼里上课。
路对面是简陋的室内运动场改成的食堂。当时我们端着搪瓷缸子钻进食堂，在档口用饭票打米饭、大馍和有比较少且不那么好吃的菜。新的食堂是高中时才建成的。
再往后走，在教学楼和男生宿舍楼之间，是个长条形的小花园，那里的金银花十分粗壮。花园门口有一个环形的门廊，我们总在那儿背书。紧挨着的就是男生宿舍楼——挺高的。
宿舍区是密闭的四合院一样的地方。铁门的门廊上面几层是教师的单身宿舍，我们初中的班主任和隔壁班的班主任一进校都住在那里。
左手边是男生宿舍楼，对面是女生宿舍楼，而铁门正对着的，是一幢新盖的宿舍楼——我初中就在那里度过。
记得刚入校时，学生和家长似乎对这个新宿舍楼是满意的，虽然住宿费要贵一些，但仍都抢着住，——这栋粉色长条瓷砖外墙的楼本质上是个筒子楼，男生住低楼层，女生住高楼层。
我们住在三楼，一个挨着走廊、虽有窗户却终年不见阳光的地方。
宿舍楼后面是家属区，出了二道铁门，旁边有小卖部，卖上好佳、跳跳糖、雪糕什么的，对面的小吃店卖煎饺。
再往里走，就是教师家属区了。一楼还有平房租给学生。往前走，再过一道铁门，往西是化肥厂生活区，往东出了巷道便是农田。
往北，是二中的操场。我们入校时，操场的跑道还是炉渣灰的，摔一跤可了不得。
高中之后，我们搬到了后面的教学楼——四层还是五层，记不清了。
到了高中，一下子扩展成十多个班级，文科班是十一、十二班，其余是理科班。
4
我走入酒店大堂，吧台前坐着个背影——是理科班的同学在等我。我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
确切地说，他是我初中同学，一个班的，且一个宿舍住着——第一学年不同宿舍，第三年时一起搬进八人间的大宿舍。初中的孩子就知道拉帮结派了，我被人排挤，这位同学向我伸出援手。
高一文理不分科，他去了五班，我在二班，高二文理分科，我去了十一班，他还在五班。
我的这位同学——物理上实在是一个很有天分的人，在理科班时总是考前几名。高考前，中科大到学校摸底考试，只要通过考试（似乎只考数理化，有没有生物不记得了），达到一定分数，就是被选中的预选生，高考只要达到基本成绩，就会被中科大录取。
我的这位同学，就是那种“幸运儿”。
我走过去，轻轻叫他一声。
他站起来，回眸的一瞬间，还是那双小鹿样的大眼睛。他见了我，腼腆地一笑，走上前。实际上这趟回来他给我发信息，说是年初五就要走，问有没有机会见一面。
其实有几年，我生他的气。有一年回家，他似乎是撒了谎说自己不在老家，可偏偏那次我发现他已经回来了。有什么苦衷？没细究。但我和这位同学确实冷了好几年。他似乎也觉察到了我的生气。不过时间久了，也就不计较了。
去年，大家原本要合肥见面——《青春外史》出版的时候在黄山书会办活动，但那时时间紧，事又繁杂，我就没叫他过去。
还有一次去合肥，他要去捷克出差。当时我问他在做什么——他现在在中科大。过去，他四川待过，又去了太原，现在回到中科大读博，将来打算在合肥工作和生活了。
我问他研究什么？——记得过去他是研究地球物理的，后来又研究核，现在改成研究火星了。我为他高兴。几十年过去，他还是做着这种需要高智商才能承担的工作，不改本色。
虽然命运在高考之后并没有善待他，——倒吃甘蔗，也许后面就顺了。
5
我们一起进电梯。
我问：“你眼睛怎么了？”
他眼睛似乎有点睁不开，因为大，四周的皮肤容易松弛，皱纹很明显了。
同学还是腼腆，笑说：“老了。”
我们八零后，说起来似乎不算太大，但要较真起来，毕竟年近半百——说句不好听的，半辈子都过来了，也只剩半辈子了。
按理说，我们已经能把一些东西扛起来了，但实际还是没有。我听到他在读博士的消息，又是敬佩，又是心疼。
收拾了一番，就往山上去。
年初一，一起登山。上了车，又闲闲地聊着，我问他家里的情况，才知道他父亲生病了。这消息很有冲击力——生活天翻地覆。即便是一个很有天分的少年，也还是陷入到生活的罗网之中。
还是那时候快乐啊！
记得那年夏天，住大宿舍，没空调，电扇似乎也有些艰难——吹的都是热风。我们宿舍刚好在一楼大厅上方的平台上，于是各自卷了席子，带上毛巾被，从热睡到凉，看着满天星星度过一晚。
那时候的学习生活当然是紧张的。
实际上上了初中之后，我们的目标就很明确：要留在二中。
这不仅是面子问题，更是前途问题——二中的高中是全市最好的，考不上二中，不但宣告了自己初中生活的失败，未来也困难重重。
我的近视眼就是在初中第三年造成的。
熄灯过后，宿管员开始仔细检查，哪个房间里有光，就立刻敲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哪个孩子没有手电筒呢？条件好的还有应急灯。
躲在被窝里，揣着手电筒看第二天要考试的内容，每一分都是逼出来的，不知不觉就要看到天亮，最后累极了才睡一会儿。第二天参加考试，果然考了很好的分数，可是眼睛就近视了。按照传统医学的理论，这是眼睛气血不通，太过疲劳。
在1999年，我们都如愿考上了二中。后面的故事大概也都知道了——文理分科，后来我到了文科班。
实际上《六姊妹》来淮南取景的时候，也是靠二中的同学联络。这位同学当时在市委宣传部工作，敏锐地觉察到了机会，于是和制片公司联系上，才有后面的故事。
高中不少人都在校外租房。
我住在化肥厂附近，我记得她和我们初中班长住在靠近化肥厂公交车站的一间民房里。那时候条件真艰苦，但似乎也有一些开心的故事，还是收获了友谊。
年里头，高中房东来看我。她也老了。整六十了。那时候她才三十多岁，意气风发， 麻将打得昏天暗地。
人，多快！别觉得自己年轻，一眨眼也就老了。
所以，时间多么紧迫啊。今生今世，总该做点事情……人生难得一场。
6
房间门又打开了，一位形容敦厚的男士站在门口。
这是我的高中同学——确切地说，是隔壁班的同学。我们关系不错，经常放学一起走。
有一桩公案：谁给谁先买东西的事。我记得我帮他买烧饼，他非说他请我吃土豆片。
只是有几年，大家没联系了。他远在广东，我在北京，见面的机会少。后来有一次他问我，北京有什么好的涮羊肉。当时我工作上有很多烦恼，而且我来京之后确实也没吃过几次涮羊肉，所以有些不耐烦，就回了一句“我不知道”。
之后就没动静了。
过了一阵，我再跟这位同学说话，竟发现他突然把我删除了。我觉得啼笑皆非，但也觉得很累，没再加，就这么断了好几年。
不过今年，我把他加回来了——因为觉得没有多么大的矛盾，而且现在我比他有名一些，以他的脾气，如果我不加，这条线就永远断了。
我给他搭了个台阶。他说：“这一次，你格局比我大。”
于是又说起了当年的事情。他说他到了北京，到了鸟巢旁边的名人大酒店，想联系我，却发现我把他拉黑了。我立刻澄清——没有拉黑。最后他说，是发现我屏蔽了他，他有点无法接受……
总之，又回来了。他又站到我面前，大家还像过去一样亲切。还是他向我诉说了这些年的沧桑，以及他对人生的感悟。他胖了，头发似乎也少了点，也经历了一些生离死别。
我笑着说：“就冲我当初给你那么大的支持，你就不应该删除我。你想想，你那时候多么惨。”
同学认：“是，高中三年是我最黑暗的日子。好像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按在地上反复摩擦，一点反抗的余地都没有。所以我郑重地向你道歉。”同学还表示，他性格也有缺点，以后注意改正。
他的坦诚令我吃惊。
黑暗的日子……按在地上摩擦……谁又何尝不是呢……这跟二中无关，而跟年纪有关，哪一个人的青春是一片光明、一片坦途？虽然我当时成绩不错，但我清楚，自己内心深处是不愉快的，又何尝没有被命运按在地上摩擦的感觉？那是艰难的岁月，心中那么多莽撞的期许，在撕裂中长大。
就像我的小说《青春外史》的封面文案写的：“每一片绿叶，都曾是颤抖的新芽。”
又聊了一会儿，他找我吃晚饭，我有其他安排，只能下次再聚。他说要陪我走走，我们便出了酒店，慢慢地沿着人行道往前走。
走到小区门口，又站了好久。他让我保重，叮嘱我回北京记得要站桩，去中医院抓药调整身体，以后有什么心事说出来，陪我一起经历，彼此支持，把这一辈子活好。
天有些阴，起风了。
年里头特有的热闹落幕后的寂寂的冷。
我看着他的背影渐渐远去，仿佛又回到了学校的那条满布小吃摊的巷道——炸土豆片的、卖豆腐脑的、做煎包的、炸肉串的、蒸顶顶糕的……我们从这条学校后门的狭长的小道走出，仿佛走过沼泽地带，再向上，走向更艰难、也更复杂的人生。
7
年下，我从家里锈迹斑斑的铁盒子里找到几封信。其中一封是中科大同学从合肥寄往无锡给我的。
那时候刚上大学：
“在你去报道前，我就将第一封信写好了，等着你给我地址好发出去。但后来终于没有发出，因为那封信过于伤感，于是在接到你的信的今天，我就动笔写了这第二封信。……
“你，还有我，我们俩都是不服输的。我们都不能在人生的任何一个坎前沉沦，哪怕这个坎有多难跨越，哪怕在这个坎前我们跌得有多狠多痛！……
“上了科大，同寝室的一位寝室长，很像XX的一个人，他对我说，他不理解朋友的概念。我愕然，但我想我是理解的。……在安徽，在合肥，在科大，有一个人很惦记你！……”
我感觉他的这种心情在当时是真实的。
（2026年3月，写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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