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史角度看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改革史|黄江南

莫干山会议的真正意义在于显示了当时的政治宽松环境，以及青年知识分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积极投身改革的热情，这正是一个国家兴旺的必备关键要素。至于其对80年代经济改革决策的作用，被一些亲历者后来人为夸大了，当今媒体关于莫干山会议的文章，也无不强调它对高层决策的影响力，这是历史纪事的失焦。

2024年9月10号，也就是莫干山会议闭幕40周年这一天，笔者在细雨中来到了莫干山朝圣。之所以说是“朝圣”，是因为在笔者心中，莫干山不仅是个风景胜地，更是一个精神圣地。莫干山多位知名组织者、参会者，都是笔者的老师或者老领导，笔者可以是“听着莫干山的故事长大的”。长期以来，莫干山在笔者心中是一种责任、勇气、远见的象征，我想很多关心社会命运的同仁们，恐怕也是这种看法。

这天除了参观莫干山会议旧址，也就是所说的山顶大教堂，还有个意外收获，发现山顶的蒋介石别墅是另一场历史上值得书写的经济改革会议的举办地——1948年蒋介石在此召集王云五、张家傲等人商讨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这两场会议都发生在子鼠年，只不过前一次改革直接加速了国民政府的倒台，如果没有1948年币制改革，国民党还可能续命几年，而后一次会议达成的改革共识，事后证明显然是成功的，是中国史上极少有的自上而下改革成功案例，历史之间的莫名联结及反差，也不禁让人唏嘘。

（风景秀丽的莫干山，下图为1948年金圆券改革会议现场）

话题再回到1984年莫干山会议，关于这场会议，当事人的回忆已经非常多，柳红女士专门编辑了《1984：莫干山会议》一书，里面收录了21位当事人的文章，2位当事人的笔记，并且有详细的会务档案，可以说不能再详细了。前些年改革立场的市场媒体活跃的时候，很多报刊也都做过深度采访报道。

不过看得多了，笔者一方面感激这些宝贵资料的启发作用，另一方面也觉得当事人构建的莫干山会议叙事，其实与真实的莫干山会议之间有所偏差，这些偏差体现在历史动力、历史真相和历史意义上的描述上；社会传媒中的莫干山会议，也更多流于英雄传奇或好人好事的一般叙事，缺乏后人察史的深度和客观性。为此，本文希望通过依托原始资料的记载，站在一个更宽阔的改革史视角，来如实还原这场改革史中的一场重要会议。

（一）为什么是1984年

在改革史研究界，对早期改革，有“大小年”之说，其中1978、1984和1992是有决定性意义的改革“大年”。人们常常注意到1978和1992，而忽略1984，其实这是承上启下、关键领域破局的一年，从经济领域讲，邓小平第一次视察经济特区、设立沿海开放城市、颁布《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等等都是这一年发生的；诸多新的所有制和管理形式的企业，比如联想、万科、海尔、长城、四通、健力宝等也都是这一年诞生的，所以很多人说1984年是“民企元年”。

在意识形态领域，这一年进入一个空前的宽松，前一年的清污运动悄然停止，各种思想探讨进一步突破禁区，学术界出现了异常繁荣的局面。当年的国庆35周年游行中，北京大学方阵自发打出的“小平您好”横幅，就是知识界的这种轻松感的写照。

所以说，莫干山会议发生不是偶然的，它产生于一个宽松的社会氛围中，如果之前一年，也就是1983年，能够召开这样的一个会议，肯定是不可能，100%会撞在各种运动的枪口上。

那么这种宽松的局面是如何诞生的呢？简而言之，主要是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在胡耀邦、万里等一线领导的努力下，妥善处理了几波冲击改革的潮流，包括反对兴办经济特区的浪潮，打击经济犯罪的过火行为（仅1982年，全国审查“投机倒把”等各类经济犯罪案件就有19.2万余件，判刑近3万人），以及 “清除精神污染”中对反计划体制言论的上纲上线批判行为。

邓小平、胡耀邦、万里等人的勇气和高瞻远瞩，保护了弱小的新兴改革力量，赓续和壮大了1978年思想解放以来的社会信心，到了1984年各种改革力量的突破性成长，到1984年乡镇企业数量突破600万户，就业人员突破5000万，个体私营企业突破500万户，就业人员突破1000万，计划外的市场力量已经不可抵挡，社会到了不得不改的一个时刻。

从经济界知识青年群体本身来讲，经过恢复高考以来人才培养的积累，培养了一批数量客观的优秀研究生、本科生队伍，他们毕业后有有机缘走向中央农村研究室、国家体改委、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人民日报等改革氛围浓厚的中央机构，参与一线实践，对改革的认识不断成熟。到1984年，我国逐渐形成一批关心改革、并且对改革有初步判断力、洞察力的青年经济学者群体。以上是莫干山会议产生的客观及主观背景，也是上述的历史动力问题。

（二）莫干山青年的成功，离不开老干部的保驾护航

莫干山会议是由改革青年们发起的一次会议，在莫干山会议叙事中，会议产生的主角放在朱嘉明、黄江南、张维迎等核心发起者或参与者身上。的确，青年人是这次会议的前台主角，不过笔者认为，没有党内一些开明的老年人，即那些拥有很大社会影响力的高级干部的支持，这个会很难开起来，也很难产生如此强大的影响力。

第一个默默无闻的角色是当时的浙江省长薛驹。那时候，一两百号人有头有脸的知名人士开会，一起讨论当时仍然属于意识形态半禁区的问题，是有很大风险的。1983年，中科大副校长温元凯在合肥召集了外人称为“全国改革者大会”的会议，邀请了步鑫生、翁永曦等人参加，即受到有关部门的批评。

因此，会议召集人首先排除了最为便利的北京，因为北京干部多机关多，也就是非多，一旦有人告状，就办不下去了。这时候，福建、广东主政者也倾向改革，但是也不敢拍板承办。

（薛驹）

这时候发起人之一的浙江省政府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佑成，利用可以接近省长薛驹的机会，询问能不能放在浙江来办。让人喜出望外的是，薛驹不仅立即拍板同意，还让省政府全力去支持这个会。省里为他们提供了位于风景优美的莫干山的省直属会议中心作为会址，还专门派遣了车队供会议调遣。此外，薛驹还同意让浙江省社科院和省经济研究中心作会议联合主办单位，以壮大会议的声势。

这里也介绍一下刘佑成，他是莫干山参会人员中行政级别最高的一位。他出生于陕西，1978年考上浙江大学，后来到复旦大学读研，因为一篇论文受到当时正在杭州休养的中纪委副书记刘顺元的赏识，刘把他推荐给薛驹，被破格提拔。不过刘佑成在1989年被开除公职，远离政界，后来生意做的也不太成功，成了被大家遗忘的人物。现在提莫干山会议发起组织，就说朱嘉明、黄江南这些人物，把他的功劳忘记，是不公平的。好在张维迎没有忘记这个同乡，在《回望》一书中向我们介绍了刘佑成的角色。

另外笔者认为《经济日报》安岗和丁望也很关键，是安丁二人拍板，在《经济日报》这个中央级大报上发表征文和会务启示，才收到全国这么多青年人的投稿，让莫干山会议成为聚集全国精英的一场大会，单凭组织者的口口相传，也不可能召集这么多人。安岗是老革命，党内最资深的新闻工作者之一，解放战争期间他参与创办了晋冀鲁豫版《人民日报》（卞仲耘曾经是他的属下），1959年开始担任《人民日报》副总编。丁望也是资深新闻工作者，早年在胡耀邦领导下，参与创办《中国青年报》，1989年又去全国工商联创办了《中华工商时报》。

参加莫干山的另一位特殊的高级干部是马宾，他在建国初曾经担任鞍山钢铁公司总经理，发明了影响整个时代的“鞍钢宪法”。80年代他较为积极参与改革，这次某种程度上是为改革青年站台。不过进入90年代以后，他逐渐反对经济改革的代表人物之一，与他当年所支持的这些改革青年分道扬镳，再次让人感到历史变幻的无常。

此外，杜润生、冯兰瑞等高级干部支持也很重要，中央农村研究室特意给了1万元作为经费赞助，解了很多燃眉之急；冯兰瑞（李昌的夫人）当时在理论界也颇有影响力，她自始至终在支持这群青年。

所以说，莫干山会议虽然前台主角是青年学者干部，但是背后又是改革浪潮中上下联动，老中青齐发力的一个生动写照。放而言之，80年代思想启蒙的成功，背后也离不开这些“两头真”老人的保驾护航，他们既为青年人的思想解放提供了火种，也利用他们的影响力为新思想的传播提供了庇护，但是历史的纪录往往只关注前台的演员，而忽略了幕后的英雄们。

（莫干山大教堂是莫干山会议的主会场）

（三）莫干山会议的学术性和政治性

莫干山会议的本名是第一届“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就本身性质来讲，它是一场学术思想盛会。这场会议的论文入选者有马凯、田源、朱嘉明、华生、李克华、李罗力、李剑阁、李晓西、何家成、张钢、张少杰、张维迎、周小川、徐景安、常修泽、楼继伟等。

后来《经济日报》曾经摘发了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常修泽、杜厦等人18篇文章，内容涉及宏观体制、农村改革、企业管理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等改革的核心话题。笔者这里也有第二届“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的会议入选论文全集（《腾飞的构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通过这些资料可以看出，莫干山会议的确是当时最盛大的经济改革学术盛会，是青年经济研究群体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不过，我们如果研究当事人的回忆，以及相关资料就可以发现，除了表达学术见解外，会议组织者和部分参与者（笔者强调这是少部分人，而不是所有参与者，大多数参与者还是抱着学术讨论的目的）还有强烈的政治意图，当然这种政治意图，并不是庸俗地去获得高官厚禄，而是思想观点能被采纳，本人能够被选拔重用，获得参与/影响决策的机会。

就具体而言，莫干山会议组织者的诉求是：

第一, 向老一代争夺改革话语权。用朱嘉明先生的话说就是，当时的改革话语权基本掌握在50-60岁，甚至70岁左右的人手中，青年人缺乏话语权，他更直白地指出“光靠老一代不行，年青一代应该登上历史舞台”。关于这些“老一代”指的是谁，笔者认为应该是体改委、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国务院经济技术研究中心等改革设计机构的的中老年技术官僚及理论家们。

第二, 促成第二次老青对话。1980年前后，当时国务院主要领导曾经邀请黄江南、翁永曦等四人进入中南海，就国民经济问题进行对话，后人称为第一次老青对话，又把这四人称为“改革四君子”，此后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等也曾经问计于“四君子”。莫干山会议发起者们，希望通过集体造势，促成第二次老青对话。当然，这里的“老”是指权力金字塔顶端的决策者们。

为此，他们特意担任国务院领导同志秘书的孔丹和李湘鲁参加会议筹备工作，用以影响国务院层面；同时，他们邀请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贾春峰参会，希望通过这个关键渠道，让会议信息直接报送给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等人，用以影响党中央的层面。

此外，根据当时中组部青干局干部阎淮的回忆，在会议组织期间，发起者之一的黄江南还还专门到中组部进行“游说”，介绍这个会议是一个汇聚了全国改革精英的大会。当时中组部青干局的地位非同一般，负责布置未来接班的“第三梯队”。会后，主管青干局工作的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李锐更是在《瞭望》上发文，希望部门和各级政府能够重要莫干山青年。显然，这都是学术讨论之外的东西，“游说”目的不言而喻。

（朱嘉明、刘佑成等人在西湖新新饭店商讨会议议程）

综上所述，会议组织者的初衷并不仅限于在学术，而希望产生某种政治效果。会后发生的事情，也表明他们初步达到了期待，政策影响后面会进一步介绍，就组织影响来讲，莫干山会议后，很多重要参会者确实受到提拔重用。比如，田源被提拔为国家体改委委员，河南省委书记刘杰亲自到北京，点名几位莫干山会议骨干担任该省“咨询委员会”成员，朱嘉明和黄江南还分别被任命为省体改委副主任和省外经贸委副主任。

（四）莫干山会议的真正历史意义

再说莫干山会议的的意义，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当事人和媒体的历史构建中，往往侧重于描述莫干山会议对改革决策的影响力，好似因为莫干山会议影响了中国的关键改革决策，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它才显得这么重要。甚至有很多人说，莫干山会议是影响中国经济改革的“三大会议”之一，与巴山轮会议、玉泉山座谈会等齐名。

最能体现这个观点是，某莫干山会议核心组织者曾经在他的回忆文章中指出，莫干山会议在以下几个方面影响了中央决策：

1、缩小指令性计划，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调整政府的经济职能，实行政企分开，被一个月后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采纳，意见写进《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认识和决策上的重大转变，与莫干山会议的意见有很大关系”；

2、价格改革实行调放结合、最终完全放开，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在上报的价格改革专题研究报告上，赵紫阳、张劲夫都直接作了肯定的批示；

3、农村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的意见，写进了1985年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

4、国有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自负盈亏的意见，后来导致国资委成立、国企委托授权独立经营；

5、沿海开放带、中心城市多功能、金融体制改革、发展资本市场等意见，后来也都程度不同地吸收进中央决策。

笔者认为，如果详细考证经济改革决策过程，这些观点都是很难成立的。

首先，就事实来讲，十二届三中全会的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稿早在8月份就杀青，最关键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革目标，早在7月中国社科院院长马洪致中央最高层的信中就提出，他的意见得到多数领导的肯定；9月9日国务院主要领导致信邓小平等人，再次提出这个改革设想，得到邓陈的一致赞同。而莫干山会议是9月10日闭幕，会议简报至少在中旬在送达中央领导案头，所以从时间顺序上讲，十二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决议与莫干山会议没有任何关系。

至于90年代改革中的设立国资委、银监会、建立资本市场之类的决策，距离莫干山会议召开已经多年，一场朝堂之外的学术会议的思想波及力很难持续这么久，说是莫干山会议与其相关，更是很牵强。

其次，就当时决策机制讲，莫干山青年绝大多数是处级以下的基层工作人员，虽然某些人有一定的渠道去影响中央高层，但是总体而言，他们的言论对上层决策影响还是很小的，我的报告被某位领导看过、圈阅过，并不意味着我的思想成为中央决策方针。从笔者掌握的改革史料看，能够对决策层起到直接影响作用的还是薛暮桥、马洪、刘国光这些老资格的经济学家，在整个80年代，就连吴敬琏、高尚全这些中生代经济学家，影响核心决策层的机会也是有限的，这些50年初出茅庐一代，真正有较多参与中枢决策，是到了90年代之后。

改革史研究界，对莫干山会议的政策影响力最肯定的其价格改革主张（当时的国务委员张劲夫曾经专门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并且将他们的正式报告转送了国务院主要领导， 10月10日，国务院主要领导也给予批示），莫干山会议参会者也普遍认为80年代的“价格双轨制”改革系受他们影响的结果，为此，华生、张维迎、罗小朋等还产生了“双轨制发明权”的争论，笔墨官司一打就是一二十年。

不过，对于“价格双轨制”改革是否系受莫干山会议启发，早在1988年就受到吴敬琏、石小敏等人的质疑，从原国家体改委主任陈锦华和原国家物价局局长成的回忆看，价格双轨制其实早在1982年就开始探索实践，提出这个想法的是当时的国家经委主任吕东。

笔者的看法是，我国的经济改革路径基本无一例外是一线人员（包含干部、企业负责人、群众等）在实践中探索出来的，理论界起到的是梳理和归纳的作用。对于“价格双轨制”改革，张维迎、华生等理论学者毫无疑问拥有理论发明权，但是实践层面上的双轨制改革早于莫干山会议就存在了。

其他领域改革也是，在实践中，对于如何改、往哪走，其实社会上早已形成一定的共识，一些具有很强理论敏感性和构建能力的学者，将改革思路归纳、升华无疑对改革有巨大促进作用，但是他们拥有理论发明权，而不是实践发明权，就像只能讲法拉第是电磁理论的发明者，而不能说他是电磁现象的发明者。

总之，莫干山会议对中央决策影响力，并没有一些亲历者后来所宣扬的那么大。喜欢讲观点如何写进中央文件，影响了决策，背后是中国社科界知识分子的一种浓厚“上折子”心态，似乎做学问的最大价值在于被中央采纳，而不是思想价值本身。如果刻意强调莫干山会议的“折子”影响力，实质是扭曲了莫干山会议的本身的历史意义。

（莫干山会议讨论现场）

那么莫干山会议因何而重要呢，它的真正历史价值在哪？我们今天为什么还在纪念莫干山会议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

第一，就莫干山会议本身来讲，莫干山会议最重要的是促进了改革青年群体的形成，他们成为日后领导中国经济改革的一支重要骨干力量，以及这个群体对社会发展发挥了价值引导作用。所以，莫干山会议的真正意义不在当时，而在未来；不在政策影响力，而在价值影响力。

具体来说，莫干山会议后，这些活跃的改革青年的又接连举办过数届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陆续有其他改革青年加入（如宋国清、冯仑、朱民、马飚、马建堂、卢中原、吴晓求、黄方毅等），形成了以莫干山会议为纽带的一批数量客观的经济学家群体，他们的数量大概有数百人，基本上汇聚了当时中国经济学界的精英，笔者姑且称呼这个群体为“莫干山青年”。

尽管这些人日后职业发生分化，有的走上学术道路，成为社会上拥有顶级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有的从政，成为财经领域重要主管领导，甚至有的下海经商。但是无论他们从事什么，他们都是一批思想性人才，不仅为中国此后二三十年的改革提供了策略性方案，更为中国发展转型提供了价值导向，那就是：对外开放、约束公权、保护私权、建立法治。尤其是在改革过程中出现反复和曲折的时候，他们充分发挥了保卫改革价值的作用。

第二，从侧面看，莫干山会议体现了当时青年人的对国家、社会命运的担当精神，甚至莫干山参会者中不乏高干子弟，那个时代青年人的忧患意识、民本意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意识，是值得后人学习的，与进入90年代后青年人社会责任感以及思想价值探索欲望的集体性消失，形成鲜明对比。

当然这不是在责怪当下青年人不努力，最值得反思这种现象的不是青年人本身，而是掌握社会话语权和资源的阶层，青年人的价值取向的转变，只不过是这个社会综合进取力衰退的一个部分写照而已。

第三，莫干山会议体现了当时虽然仍有一定禁区，但是总体上还是允许对关键话题进行探索、讨论，并且官方与社会可以进行良好互动的宽松氛围，这也是后人所乐意回味的。笔者以前一再强调，早期改革之所以能成功，原因不是顶层规划设计地多么好，而是那个时代尊重基层首创，尊重学界的意见。基层实践者和知识分子难免有意气用事、天真，但是集思广益、广开言路，是制订正确方针的前提。

所以说，我们不自觉地去纪念莫干山会议，不是因为这个会议本身多么重要，是经济改革上的“遵义会议”，更重要是纪念那个时代青年群体，以及那个时代本身的精气神，这种精气神是那个时代改革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继续深化改革，实现现代化质的突破所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