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3月13日清晨，延河岸边的薄雾尚未散尽，窑洞里灯火仍亮。毛主席收好地图，回身对警卫轻声交代：“先到托儿所看看，孩子要紧。”这句再普通不过的话，却在那个炮声渐近的节骨眼上，显得分外不同。
胡宗南的部队距离延安不到百里，敌机不时低空侦察，八路总部已经进入随时转移的状态。机关干部忙着打包文件、拆电台，没人想到，毛主席第一站竟指定去洛杉矶托儿所。有人低声议论：炮火一来，还顾得上儿童？可他不容置疑，披上灰呢大衣就出门。
九点左右，汽车停在托儿所。铁皮门一推开，一股柴火味儿夹着孩子们的歌声扑面而来。保育员丑子冈快步迎上，压低声音汇报车马、干粮、行军路线。主席点点头，叮嘱：“孩子一个也不能掉队。”说罢迈向操场。
操场尘土飞扬。几十张红扑扑的小脸像春芽一样簇拥过来，有人喊毛伯伯，有人递一颗花生米“让首长尝鲜”。短短几分钟，战云似乎暂被稚气吹散。
突然，一个剃着小秃瓢的男孩用力挤到前排，扯住主席衣角：“毛伯伯，咱俩名字一样！”主席弯腰：“怎么个一样？”小家伙挺起胸膛：“我叫席毛，倒过来就是您！”一句话逗得众人忍俊不禁。主席哈哈大笑，把他抱起，随口问：“小席毛，长大想干啥？”“当八路，打坏蛋！”声音脆生。主席笑着点头：“那就好好长高，快点长大。”
小席毛其实是烈士遗孤，父亲三个月前牺牲于蟠龙镇伏击战。保育员一直不敢告诉他真相，只说“爸爸在前线”。听完来历，主席沉默良久，只交代四个字：“照顾到底。”
今日的欢笑，后人看去或觉寻常，在当时却来之不易。要知道，托儿所的草创并不比前线冲锋轻松。1940年初，中央医院院长傅连暲下乡时，亲眼见到一名被拴在炕上的孩子误落滚水重伤身亡。第二天一早，他端着诊断记录找到主席，提出建立集体保育机构。那天距边区大生产动员仅十日，缺粮缺药已成常态，但主席仍回以一句：“孩子的事，再难也要做。”
人选落在丑子冈身上。这位江西老革命刚满三十六岁，一心想上抗大学军事。接到任命时，她直言不讳：“想打鬼子，不想带娃。”傅连暲急了：“守护孩子也是打仗！”争执后双方达成妥协——托儿所建成即可放人。可当一茬茬孩子喊她“丑妈妈”时，她终究舍不得离开。
那几年物资奇缺。延安机关的津贴都停发过，唯独托儿所保育员的口粮从未拖欠。每逢外线同志冒死带进米面肉蛋，主席总先让人抬到丑子冈的小库房。有人不解，他摆摆手：“娃娃吃饱，前方就安心。”话语平淡，却谁也回不上。
儿童节与春节，主席必到场。题写“天天向上”“好生保育儿童”的墨迹还留在旧院墙上。糖果罐头、粉条咸肉，本可上干部案头，他却统统留给孩子。托儿所的小歌谣大半出自孩子与保育员的即兴创作，歌词简单，却句句离不开“毛伯伯”和“丑妈妈”。
然而，战局不等人。1946年4月，托儿所开始转移。八辆骡车、两辆破吉普、四十七名保育员、九十六个孩子，用三个月走出陕北高原。途中滹沱河畔，敌机突然俯冲扫射，保育员抱着婴儿趴进沙窝，子弹溅起黄土，哭声竟被压在喉咙里——没有一个孩子走失，也没有一人伤亡。
夏末时分，他们抵达冀中某村落。毛主席正在石家庄主持战局汇报，抽空赶来探望。小席毛一见熟人，撒腿就跑，跳进他怀里。主席摸着他的寸头，只问：“这边的高粱面吃得惯吗？”孩子重重地点头，背影在夕阳下拉出长长一片影子。
建国后，托儿所迁入北京万寿寺，改名中央军委保育院，再到后来的总政幼儿园。三代人更迭，许多当年的孩童早已两鬓花白。可回忆起延河畔的操场、窑洞口的笑声，他们总说：那时不懂什么是危险，只记得毛伯伯常常来，手里捧着热气腾腾的白馍，像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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