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深秋的一个午后，芜湖步行街传出收音机里的黄梅戏，围观的人越聚越多，一个三十来岁、身材干瘦的男人把瓜子摊挤在最中心，他就是年广久。人们边听戏边抓瓜子，转身时再顺手带走两包，散去后地上只剩下一层瓜壳。有人小声嘀咕：“这人真傻，戏文比瓜子还贵。”
年广久出生于1937年1月。七岁捡烟头，九岁学卖水果，十岁父亲病逝，挑子由他扛下。他字不识几个，却把芜湖码头里那套讨价还价玩得娴熟。父亲临终前嘱咐“利轻业重”，这一句话他记了一辈子。
1950年代初，小摊贩被整顿，街面冷清下来，他却仍顶风摆摊。城管抓过他，街道干部劝过他，他只回一句：“不做生意，吃啥？”这种“轴劲”让街口孩子给他起了外号——“傻子”。
1963年那次收音机促销算是分水岭。为了让瓜子更香，他关门三个月，跑遍郑州、石家庄、兰州，看配方、记火候，回到芜湖时背来一口旧铁锅和十几斤佐料。夜里七点点火，次日清晨才熄，门缝里永远飘着焦香。
1976年，他在炕头摊开厚厚一摞十元大钞，足足一百万。那个数额在当年足够包下一条粮店供销链。邻居看得目瞪口呆，他却哈哈一笑：“当傻子就得这么干！”票子怕潮，他逢阴天就把钱端到院里晒，人来人往，他毫不避讳。
社会关注随之而来。1978年前后，芜湖几乎家家能炒瓜子，模仿者蜂拥。年广久干脆扩炉增灶，工人破百，触碰了规定红线。有人写信上告：“这是资本主义尾巴。”材料层层上报，摆到北京市西长安街那栋灰色办公楼里。邓小平阅后只说：“先放一放，看几年。”
逃过第一次风浪后，年广久急着抢上海市场，产能却没跟上，把其他牌子的货装进自己袋子，“傻子瓜子”在上海滩翻了车。随后税务部门调查偷漏税，舆论一片哗然。1984年顾问委员会议上，邓小平第三次为他点名：“他威胁不了社会主义，别忙着动刀子。”风向立即收敛。
1986年，他搞有奖销售，奖品是一辆全新的桑塔纳。活动第十八天就被叫停，“经济罪”“流氓罪”两顶帽子扣来。审查组准备彻查，消息再度上送。邓小平批示：“政策不能因为一个瓜子商贩往回拐。”经济审查随即撤销，刑期也由实改缓。
三进三出，年广久的脾气却没改，1992年出狱后第一件事就是给邓小平寄去一包最新口味的瓜子，并附纸条：“傻子平安，瓜香如故。”同年南方谈话发表，个体经济迎来春天，他又租下旧厂房，重新开火。
可是家事并不好收场。两个儿子各自注册“傻子瓜子”，父子间价格战打得昏天黑地。1997年老年广久干脆把自己名下的商标转让，退居幕后。忆及此事，他曾对友人说：“生意能分，人不能散。”
2000年，63岁的年广久携新妻陈慧芳定居合肥，偶尔回工厂看看，闻到滚锅里翻炒的香味就会眯眼点评火候。有人问他后悔不，他摇头：“要不是那三回撑腰，我也就混在码头抬筐。做生意的人，胆子大点不行，太大也不行。”
年广久的一生，被三次审查推到悬崖边，又被三次批示拉了回来。在改革开放的浪潮里，他像一粒倔强的瓜子仁，磕去坚壳才显油香。2011年秋，他病逝家中，噙着笑意合上双眼。陪伴他最后的声音，仍然是老收音机里飘出的那段《女驸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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