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先。
那是朝鲜东北部一座靠海的城市，离中国珲春不远。从圈河口岸过桥，汽车在土路上颠簸一个多小时，窗外的风景一点点慢下来，慢到你能看清路边每一个人的脸。
我第一次见到朴美香，是在罗先经济特区的一家中国工厂门口。
那是下午五点多，工厂刚下班。穿蓝色工装的朝鲜女工们鱼贯而出，三三两两往宿舍走。只有一个人没走，站在门口的传达室旁边，手里捧着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嘴唇翕动着，念念有词。
走近了才看清，那是一本《汉语会话三百句》。封面已经翻得起了毛边，被她用透明胶带仔细粘过。
她抬起头，看见我这个中国人，愣了一下，然后脸突然红了。
“你……好。”她说，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像小孩子刚学会走路，小心翼翼的。
后来厂里的中国老板告诉我，她叫朴美香，二十六岁，在这家制衣厂做了三年，是厂里中文最好的朝鲜工人。
“为什么学中文？”我问她。
她低下头，用指甲抠着那本书的边角，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回答了。然后她抬起头，眼睛亮亮的，像是下了很大决心：
“我想……去中国。”
她说，她每个月的工资是四百多块人民币。在罗先，这已经算不错的收入。她的父母都是农民，住在离罗先几十公里外的村子里，一年到头种地，收入加起来不到她的一半。
四百块。这是我一天的出差补贴。
“你知道在中国，像你这样会踩缝纫机的工人，一个月能挣多少吗？”我问她。
她摇摇头。
“至少三四千。做得好的，五六千也有。”
她睁大眼睛，那表情像是我在说一个天文数字。然后她低下头，看着自己那双踩了三年缝纫机的手。手指上全是老茧，指节粗大，指甲剪得很短，干干净净。
“那……那能攒下钱吗？”她问。
“能。”我说，“攒几年，回老家盖房子，供孩子上学，都够了。”
她不说话了。风吹过来，吹动她手里那本书的书页，哗啦啦地响。她赶紧用手按住，像是怕书飞走。
“我有个表姐，”她忽然开口，声音很轻，“前年……去了中国。”
我知道“去了中国”是什么意思。
中朝边境一千多公里，有些地方只隔着一条浅浅的江。冬天江面结冰的时候，踩着冰面就能过去。过去的人，有的去了工厂，有的去了工地，还有的……再也没有消息。
“她回来过吗？”
朴美香摇摇头。过了一会儿，又点点头。
“她托人带过话。说那边……很好。一个月能挣两千块。”
两千块。她说完这个数字，自己又重复了一遍，像是在品味什么珍贵的东西。
“那你呢？”我问。
她没有回答。只是把手里那本书又攥紧了些。那本书的边角已经被她攥得发白了。
天快黑了。远处传来哨子声，是工厂催促回宿舍的信号。她匆匆站起身，朝我鞠了一躬，然后跑向宿舍的方向。
跑了几步，她又停下来，回过头。
“你们中国，”她大声问，“人人都能挣那么多吗？”
我站在暮色里，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我该怎么告诉她，在中国的城市里，月入两千的人也在抱怨物价太高？我该怎么告诉她，那些她梦寐以求的数字，在我们的世界里只是勉强糊口？我该怎么告诉她，有人一顿饭的钱，够她攒一年？
我什么也没说。只是朝她挥了挥手。
她笑了，转身跑了。
第二天一早，我离开罗先。车子经过工厂门口的时候，我看见了朴美香。她穿着蓝色的工装，站在昨天那个位置，手里还是那本书，嘴唇翕动着，念念有词。
车窗关着，我听不见她在念什么。但我猜，大概还是那句“你好”。
车子越开越快，她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灰蒙蒙的天际线里。
同行的当地朋友说，像她这样的朝鲜姑娘，罗先有很多。她们在中国人的工厂里上班，学中国人的话，用中国的缝纫机，缝中国的订单。她们每个月挣四百块，省吃俭用攒下来，寄给老家的父母。她们最大的愿望，是能去中国看看。
“能去吗？”我问。
朋友摇摇头，望着车窗外掠过的田野，没有说话。
车子颠簸着往前开。路边有农民弯着腰在田里干活，远远看去，像是钉在大地上的一个个黑点。更远处，有一条江，江对岸是另一片土地，另一群人，另一种生活。
我忽然想起朴美香最后问我的那个问题：
“你们中国，人人都能挣那么多吗？”
不是的，我想告诉她。不是人人都能挣那么多。中国人也在焦虑，也在抱怨，也在为房贷发愁，也在深夜加班。可是我说不出口。
因为在她眼里，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从那片叫“中国”的地方来的。那片地方意味着高工资，意味着好生活，意味着那本翻烂了的《汉语会话三百句》里写着的全部希望。
车子开到了江边。江面很宽，江水很浑，缓缓地流着。
我回头望了一眼。罗先已经看不见了。只看见灰蒙蒙的天，灰蒙蒙的地，灰蒙蒙的远方。
而在那灰蒙蒙的远方，有一个穿蓝色工装的姑娘，正站在工厂门口，对着翻烂的书本，一字一字地念：
“你好。谢谢。我……想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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