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仲夏一个傍晚，警卫员巡夜经过菊香书屋门口，耳边传来急促的“嗒嗒”声，像擂鼓，又像马蹄。门没锁，他探头一看，毛泽东正端着碗，脚掌有节奏地击打木板，碗里的米饭纹丝不动，人却完成了几轮“脚上操”。
这种“脚底鼓点”究竟从何时开始，无可靠文献给出答案。有老人说大概源于湘乡私塾年代，山道难行，小毛泽东常边嚼红薯边抖腿取暖；也有人认为是长征途中跋涉成习。不过可以肯定，进了中南海后，这套动作成了他餐前、餐中甚至夜读时的保留节目。
毛泽东喜欢躺在高低不平的木床上看文件，脚够不到地，拍打动作施展不开。1963年，警卫周福明测量床沿到地面的距离，用竹片和纸板做了张简易案几，高度只到毛泽东膝下。案几底部钉着一块倾斜木板，脚尖轻点便弹起回声。毛泽东抬头笑道：“周师傅，你这是给我装了个‘跳板’嘛！”从此，敲地板不再受场地局限。
除了“蹬地锻炼”，他对餐具也固执到近乎偏执。建国后访问苏联，工作人员带去象牙筷以示礼数，他摆手：“太滑，不趁手。”随行行李里必须有两双竹筷，旧了再换。竹筷轻、涩、导热慢，他说“夹辣椒不打滑”。
菜肴方面，他对山珍兴味寡淡。每逢春节，生活管理员想端上海参鲍鱼，他瞥一眼就命人撤走：“我国农民一年难得见一次，我天天吃，像话吗？”他坚持四菜一汤——多是一荤三素，分量不大。有人统计，菜谱上罗列了百余道菜，可他常吃的不过十来种。
用餐时间由心情决定，这让厨师头疼。吴连登回忆，饭菜热好往往要去请三次，“主席在看资料，总说‘再等十分钟’，一转眼半小时过去。”到了桌前，他照例先挑一勺剁椒入口，满脸通红却自得其乐。保健医生劝：“辣椒上火。”他咂咂嘴回答：“去火。”医务人员无计可施，索性在汤里加点绿豆，聊作平衡。
毛泽东嗜辣，也念旧。湖南腐乳若稍带霉斑更合他口味。程汝明建议送检，他摆手：“霉了才香，放心吃。”野菜中的马齿苋更是长征时期的“老战友”，建国后仍隔三差五出现在官邸厨房。“生命力强，吃了精神也壮。”他边咀嚼边评价。
在他眼里，味觉与身体需求直接挂钩。“想吃就是缺少”，是他对营养学最质朴的对抗。于是毛氏红烧肉得以长期霸占餐桌。一次厨师只盛了几块，他夹完皱眉：“也太抠门。”第二天干脆炖足一斤二两，他大快朵颐，其他菜纹丝未动。
与肉并列的，是鱼虾。1961年4月，中央厨房编了一张西式菜单，十九道菜十三道用鱼虾做底。他笑称“西餐也讲淡水鱼？蛮好。”实际上他只是换种做法尝鲜，主料依旧是熟悉的江河味。
对于粮食，他始终敬畏。饭粒落桌，他会伸手捡起：“农民汗水，不能糟蹋。”周围人见状再不敢劝阻。1964年印尼华侨送来三十斤燕窝，他全部拨给大会堂招待外宾；自己则偶尔在红茶里放两块廉价葡萄糖补能量。
说到酒，毛泽东表现出与辣味完全不同的冷淡。柜子里那瓶茅台，自遵义会议后便一直封存，偶尔擦去灰尘，却从未开封。外事场合若非必要，他只沾唇示意。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张澜举杯引用李白诗句，他即兴回陶渊明，“举杯相邀道”，然后与张澜对饮而尽。碰到蒋介石劝酒，他只是象征性抿一口，旋即放杯。
然而子女婚礼例外。1949年10月15日，毛岸英、刘思齐在丰泽园完婚，父亲连饮数杯，面色微红仍谈笑风生；1959年8月，李敏出嫁，他又在颐年堂痛快喝了几盅。宾客称奇，他开玩笑：“今天不算破戒，算赏脸。”
晚年，病体不再允许他用脚“敲鼓”。进食改成鼻饲，他仍要厨师在流食里兑少许剁椒汁。护士担心刺激食管，他摆手示意：“一点点味道，精神也跟上来了。”留给自己的补品依旧是葡萄糖块，装在旧饼干盒里，想起时掰一小角含着。
菊香书屋那瓶茅台最终成了陈列文物，竹筷却一直新旧交替。木筷轻敲桌沿的不规则声响，伴随手中公文与脚底木板，汇成他独有的节奏。有人觉得怪，有人称奇，但在他看来，只是“肚子要吃，骨头要动，心里要痛快”，如此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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