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开放数据三亚地名变迁的远读与深描——从民族融合谈起|三亚|国际博物馆日|崖州|广东|民族|沿革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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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与三亚城市相关的开放数据分为大数据和数字人文两种形态。大数据可以远程宏观读取三亚地名地图和定位信息，数字人文平台则能提供深描所需史料与文献。开放数据显示，明清两代政府将三亚地域统称崖州，而“三亚”是少数民族对聚居区、河流、港口的命名。随着三亚地区汉族与黎族、回族、疍民的交流、交往和交融，三亚与崖州两个地名的价值发生转换，三亚成为城市名称，崖州成为三亚市的一个区。三亚地名变迁的远读与深描研究，是基于开放数据对三亚历史文化的重新审视，是区别于以往研究的新视角、新思路和新方法的有效尝试。

关键词：开放数据；三亚地名变迁；远读；深描；民族融合

大数据时代，数据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资源。数据研究已深入到历史文化研究领域，并构建起数字人文的研究体系。融合大数据与数字人文的开放数据“是指任何人都可以自由访问、使用和分享的公共数据”。因此，开放数据以其获取成本低、数据类型全的特点，广泛应用于历史文化研究领域。

三亚地名变迁是三亚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三亚古称崖州，《明史》记载：“琼州居环海中，汉武帝平南粤，始置珠崖、儋耳二郡。历晋、隋、唐、宋，叛服不一，事具前史。元改置琼州路，属海北海南道宣慰司。天历初，改乾宁军民安抚司。洪武元年，征南将军廖永忠平广东，改乾宁安抚司为琼州府，以崖州吉阳军、儋州万安军俱为州，南建州为安定县隶焉。”自汉武帝起，崖州便已出现，史称“珠崖郡”。可以说，“崖州”是封建王朝对三亚所在政区的统称。学界对于“三亚”名称的出现有多种猜想：第一种说法是三亚河和临春河近海处形状如三股枝桠而得名；第二种说法是“三亚者、三丫也”；第三种说法是“三亚”名称来自黎语地名的汉语方言音译；第四种说法由临川举义首领“三巴大王”演变而来。无论是古籍记载还是民间传说，“三亚”最初是黎民对世代生活的家乡的称呼。因此，在古代，“三亚”指称崖州地区三亚河周边的村寨、河流、聚居地和港口。而今，崖州是三亚市下辖的一个区。

崖州与三亚在辖域和职能的变迁中发生了微妙转换，这是三亚地区民族交往、交流和交融的结果。应用开放数据挖掘“崖州”与“三亚”的地名变迁和地域变化背后的民族融合内涵，开展远读与深描研究，是开放数据服务于三亚历史文化研究的有效实践，为三亚历史文化研究提供新资料、新思路和新方法。

1 三亚地名变迁与开放数据

在历史文化研究领域，开放数据可以分为大数据资源和数字人文资源两类。统观三亚地名变迁的开放数据：第一类，科研机构和高校建设的大数据平台。如复旦大学与哈佛大学共建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保存并提供中国古地图查询，能够绘制“崖州”（三亚）地名变迁地图。哈佛燕京学社、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共同开发的中国历代地名沿革资料库，可以检索和定位中国古代的历史地名信息。两个资料库交互共建三亚地名变迁大数据体系。第二类，政府和高校创建的数字人文平台。如海南史志网保存着三亚建置文本资源，与北京大学—字节跳动数字人文开放实验室建设的“识典古籍”平台，可共同搭建起三亚地名变迁数字人文资源库。本文主要应用以上四个开放数据资源库，建构三亚地名变迁的远读地图，获取典籍和志书等数字文献，开展深描研究，从而探究三亚地名变迁的民族融合文化内涵。

大数据和数字人文资源在历史文化领域的研究方法不同。大数据资源适用于历史文化的远读统观，而数字人文资源更适合文化考察的深描探索。应用远读与深描两种分析方法，检验开放数据对三亚地名变迁的研究能力，可为三亚历史文化研究和开发提供方法支持和思路创新。

由意大利学者弗朗科·莫莱蒂提出的远读，是相对于传统的“细读”而言。远读即远距离阅读，一方面更注重文本，另一方面它是以数据为基础的。例如借助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绘制三亚地名变迁地图，统计三亚地名变迁信息，直观呈现地名变迁脉络。这种方法借助计算机技术和大数据分析工具，突破了传统地名研究中对个别文本的细致分析，转向对大规模文本集合的整体性研究。

与远读相对应的“深描”，是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赖尔认为文化阐释分为深描和浅描，以“抽动眼皮”这一行为为例：当两个人都在“抽动眼皮”，一个是生理性的“张合眼睛”，另一个是带有符号意义的“眨眼”或“挤眼”，将两人的动作都记录成“抽动眼皮”是“浅描”，而将第二人记录成：①有意地；②向着特定的某人；③传达特殊的信息；④按照社会通行的信号密码；⑤没有受到其他在场者的察觉，便是深描。现在，深描法成为文化人类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种方法论，强调通过对文化现象进行细致、多层次的描述和解释，来揭示其背后的深层意义。如“北京大学—字节跳动古籍开放文本库—识典古籍”作为数字人文平台，收录中国历代书籍全文，使用者通过检索“崖州”，可以得到中国历代书籍中所有有关“崖州”的内容，便可对其开展深描解读。

显然，远读是对三亚地名变迁整体的宏观定量和地图式呈现，而深描则是对三亚地名文化的微观阐释。前者挖掘历史变迁的广度，后者专注某一文化节点的深度。然而，宏观分析的远读难以解释文化现象背后的文化意义或具体差异，而微观的深描样本量少，难以推广。因此，两者具有协同互补的特征。

2 “崖州”地域变迁的远读

在开放数据不断丰富、数字人文大规模产出的当下，应用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中国历代地名沿革资料库对三亚古称“崖州”的地域变迁开展远读分析，直观展示“崖州”名称和辖域变迁的历史过程。表1是崖州地名沿革定位信息，呈现出“崖州”辖区由北向南、由大变小的过程。《隋书》记载，隋代的崖州即珠崖郡，治所在今儋州地区，下设十个县。《旧唐书》记载：“武德四年，平萧铣，置崖州，领舍城、平昌、澄迈、颜卢、临机五县。”因此，远读定位中的“崖州”在隋唐时期与今三亚地区无关。

表1第4号定位是清代的“崖州”，下级区域中出现了“三亚汛”。明清时期，“汛”指官兵驻守地，清朝驻守广东的军队以绿营兵为主，“绿营兵分马兵、战兵、守兵和水师四种，军事编制是标、协、营、汛”。这与第5号定位相对应，说明清代三亚曾驻扎水师被称为“三亚汛”，隶属于崖州。然而，崖州地名沿革地图存在朝代局限性，因此，应用中国历代地名沿革资料库检索统计出表2，用以补充崖州地名沿革的信息。纵观表2中崖州地名的变化，除明代洪武至嘉靖年间海南卫所辖崖州守御千户所是军制管域外，其余均为州府管域，这也是对《明史》中吉阳军记载的佐证。因此，深入探讨崖州守御千户所在三亚地区的军事职能和军事活动，挖掘该辖区内的民族关系，探寻当时民族交往、交流和交融的历史线索，进而考察崖州与三亚两个地名碰撞与融合的可能，具有重要意义。

3 “崖州守御千户所”职能的深描

卫所制是明代的主要军事组织形式，分为卫和所两级组织。海南卫是明代的沿海卫，下属六个守御千户所，其中崖州守御千户所，在州治西，洪武十七年（1384）建。在明代，崖州具有重要的军事地位，而崖州守御千户所的重要职责之一是平定黎乱。古籍记载：“（洪武）十七年崖州多简等村······黎迭乱，官军随即讨平。”“（洪武）十五年，万崖二州民陈鼎叔等作乱······余党悉平。”“（洪武）二十八年，崖州千家村、定安、光螺、樵木、文昌、白延等处黎乱，广东都指挥花茂和本卫指挥石坚、牛铭、千户崇实等讨平之。”由洪武年间的三次崖州黎乱记载可见，在崖州守御千户所存在时期，黎族动乱非常频繁，正是在不断的民族互动中，崖州各民族间开始了交往、交流与交融。

“永乐三年，广东都司言：‘琼州所属七县八洞（峒）生黎八千五百人，崖州抱有等十八村一千余户，俱已向化，惟罗活诸洞（峒）生黎尚未归附。’”这说明民族交融已初步发生。嘉靖年间，俞大猷任崖州参军一职，在《参将俞大猷图说》一文中记述了“本职历遍各岗，备览形势，抚谕各黎，熟察其情”之后，对崖州地区民族问题的看法。首先，他提出黎人、岐人和汉人交往的可能性：“黎、岐居于三州十县之中，与吾治地，百姓鱼盐米货相通，鸡鸣犬吠相闻。”其次，主张创造与黎人交流的条件：“各村黎童之幼小者，设社学以教之，使其能言识字。”最后，提出在制度上推进民族融合：“每一年间，守巡官查考各州县官，变化各熟黎几村，招抚生黎为熟者几村，具呈抚院衙门······不数年间，皆登州县之版籍矣。”

崖州守御千户所在平定黎乱的同时，也促进了三亚地区的民族融合。《参将俞大猷图说》中写道：“见近经剿地方，如罗活峒宜立参将府，迁崖州千户所于其内，抱显村宜增设一县，古镇州宜立屯所。”其主张将崖州千户所迁入黎民村峒。正因如此，崖州守御千户所等军事组织促进了“崖州”与“三亚”两个名称的接触和交融，使黎民方言中的“三亚”广泛传播，衍化出三亚水、三亚寨、三亚里、三亚港等历史地名。

4 “三亚”地名演化的深描

“三亚”名称的由来，学界有各种传说和猜想，根据数字人文平台检索结果深描发现，《大清一统志》卷三百五十记载：“旧志：源出州东北黎峒，流迳三亚村，合三亚水入海······其水口名三亚港，又名临川港。”这里的“三亚水”出自黎峒，流迳三亚村而得名，说明先有三亚村（寨）、三亚水，后有三亚里、三亚港、三亚汛等名称。有关三亚村寨的记载，顾炎武撰写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琼州府）寨五。琼山寨曰白沙，澄迈寨曰永靖、曰保义，崖州寨曰三亚、曰连珠。”三亚村（寨、峒）和三亚水是三亚名称的源头，这既是维系黎民生存的命脉，也是崖州与三亚交互的自然基础。《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对古代三亚港的辖域范围记载“三亚一百二十里至崖州大蜑、保平二港”，可见明末清初时三亚港的辖域已在沿海地区不断扩大。除了三亚村寨和三亚港外，疍民的聚居地被称为“三亚里”。《海表奇观》记载，自“康熙二年禁海，片板不许出港，生计失矣，而课税不免。蛋（疍）其殆乎！······今编入所三亚里，皆其种类也”。在古代，三亚一直处于崖州辖域之中，在三亚河至三亚港周围形成了固定区域，各民族在此聚居和杂居。《天下郡国利病书·广东通志》中引用广东监察御史汪俊民言：“琼州府周围皆海，中有大小五指、黎母等山，皆生熟黎人所居。比岁军民间有逃入黎峒，甚至诱引黎人，侵扰居民。”根据《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记载，逃往黎峒定居的汉人很多，黄、王、黎、陈、刘、邢等黎姓先祖多为汉人，而且民国期间黎民汉化加剧的同时，汉人黎化现象也非常明显。因此，“三亚”也是汉人熟知的地域名称，在各民族间广为流传。

民国元年（1912），撤销崖州直隶州，改设崖县。1954年1月1日，崖县划归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领导。1984年5月19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崖县，以原崖县行政区域设立三亚市（县级市）。1987年9月，三亚市升格为地级市，管辖原崖县行政区域。虽然三亚在20世纪80年代后才成为城市名称，但在悠久的历史发展中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基础，被地区各族人民熟知并常用，才能够替代崖州成为城市名称，这也是地区民族融合的明证。

5 结语

随着开放数据的发展，三亚历史文化的数据资源愈发丰富。应用大数据平台绘制“崖州”和“三亚”名称变迁的地图和空间信息，可宏观远读历史发展线索；借助数字人文平台检索关键词史料，可深描“崖州”和“三亚”的名称关系，发现两个地名的转换基于三亚地区民族融合的文化基础。这既是借助开放数据探讨三亚历史文化研究的有效尝试，又是三亚历史文化研究的资源拓展和方法创新。

作者：高晨

来源：《文物鉴定与鉴赏》2026年第3期

选稿：耿曈

编辑：江桐

校对：宋柄燃

审订：汪鸿琴

责编：宋柄燃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