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至正二十六年十二月，即公元1366年12月，长江瓜步江面，一艘官船突然倾覆，船上之人尽数落水。
待水面平静后，人们打捞起一具浮尸，正是元末红巾军名义上的君主，小明王韩林儿。
当朱元璋见到尸体时，他的皮肤早已肿胀，瞳孔放大，口中还残留些许水渍，从外观来看，与溺水身亡的特征完全吻合，即便是寻常百姓，也会断定韩林儿死于落水。
韩林儿的死，成为元末明初历史上一桩悬案。
朱元璋在事后并未对负责护送的廖永忠作出处罚，可等到他登基称帝、大封功臣之时，却当众对诸将说道：“廖永忠阴使儒生窥探我意，溺死小明王。”
这句话看似简单，却引出一连串疑问。韩林儿之死，是否真如朱元璋所言，是廖永忠擅自行动的结果？
廖永忠为何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谋害一位早已无实权的傀儡帝王？
而在命案背后，真正的幕后推手究竟是谁？
韩林儿出生于栾城，他的父亲韩山童是当时白莲教的重要人物之一。
元朝末年，朝廷统治腐朽不堪，赋税繁重，加上黄河连年泛滥，百姓流离失所，民怨达到了顶峰。
韩山童抓住时机，与刘福通、杜遵道密谋起义。
他们对外宣称韩山童是宋徽宗八世孙，理应掌管中原，打出“反元复宋”，同时以“弥勒下生，明王出世”为噱头，吸引民众加入。
为了凝聚人心，他们还杀白马、黑牛祭天，歃血为盟，以红巾为标识，这支队伍便是元末红巾军的雏形。
至正十一年五月，即公元1351年，起义计划泄露，韩山童被元军逮捕处死，起义军陷入群龙无首。
韩山童死后，他的妻子杨氏带着年幼的韩林儿四处逃亡，最终躲进武安山，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
而韩山童的部下刘福通、杜遵道则收拢残部，退守河南、安徽交界地带，伺机再次起兵。
就在韩山童牺牲后不久，各地反抗元朝统治的起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徐寿辉在蕲州、黄州起兵，芝麻李占据徐州，布王三、孟海马夺取湘汉地区，郭子兴、孙德崖则以濠州为根据地，竖起反元大旗。
起义军们大多属于红巾军体系，为了凝聚力量，黄河、淮河流域的义军多奉韩山童为精神领袖，而徐寿辉、布王三、郭子兴则各自称王。
整个元末的反元局势，群雄并起、互不统属。
经过三年的发展，刘福通、杜遵道率领的红巾军残部逐渐壮大，兵力达到数十万人，成为红巾军中实力较强的一支。
然而与此同时，红巾军内部也出现了分裂。
刘福通与杜遵道同为韩山童旧部，手握兵权，两人互不服气，矛盾日益加深，红巾军内部形成两大派系，明争暗斗不断。
为了避免内讧削弱反元力量，红巾军中的中立派提出建议，寻找韩山童的遗孤，扶立韩林儿为主，以统一号令。
至正十五年二月，即公元1355年2月，刘福通派人在砀山夹河找到了流落山野的韩林儿与杨氏。
经过一番筹备，刘福通与杜遵道将韩林儿推上皇帝宝座，国号定为“大宋”，史称“后宋”。因韩山童生前自号“明王”，韩林儿便被称为“小明王”，改元“龙凤”，亳州成为都城 。
韩林儿称帝时，局势十分复杂。
徐寿辉已在蕲水称帝，建立“天完”政权，在位四年有余；张士诚也在平江自称“诚王”，建立“大周”政权。
北方红巾军虽名义上以韩林儿为尊，但各支义军之间并无隶属关系，彼此之间互不统属，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指挥。
整个元末，没有一支义军能凌驾于众人之上，成为公认的领袖。
而韩林儿的称帝，更多是红巾军为凝聚人心而推出的符号，他本人无实权，从登基之初，便注定成为傀儡帝王。
而韩林儿的势力范围，位于安徽、河南交界的中原地区，这里是四战之地，同时也是元朝统治的核心区域，因此他成为元军重点攻击的对象。
加上“反元复宋”的口号，韩林儿的红巾军必须承担起正面抗击元朝主力军队的重任，不得不从南向北进攻，与蒙古大军正面交锋。
元朝军队虽在全国范围内战斗力低下，面对义军屡屡战败，如方国珍起义时，浙江行省参政朵儿只班率领的五千人马损失殆尽；孛罗帖木儿的十万元军兵败台州；丞相脱脱率领的百万大军也未能攻下张士诚固守的高邮城。但镇守草原的蒙古骑兵依旧勇悍无比，成为元顺帝镇压义军的核心力量。
至正十五年，刘福通为巩固权力，当众诛杀杜遵道，独揽了“大宋”军政大权。
同年，蒙古大军倾巢而出，在察罕帖木儿和孛罗帖木儿的统领下，向南征讨红巾军。由于韩林儿所在的亳州，正处于元廷与南方各义军之间，首当其冲成为蒙古骑兵的首要攻击目标。
此战中，刘福通不敌察罕帖木儿的军队，兵败太康，亳州也随之失守。
而朱元璋作为红巾军的一支，此时并未与韩林儿形成隶属关系，也没有接受过韩林儿给予的一兵一卒和一寸土地。
当安丰被围、韩林儿陷入危机时，朱元璋麾下的谋士大多反对救援，刘基更是直言：“不要去救，救他出来，要放在何处？”
这句话道出了核心问题。
韩林儿虽有帝王之名，却无帝王之实，救援他对朱元璋并无实际好处，反而可能引发后续的权力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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