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死病”这个词，直到1833年才被正式使用，用来指代世界三次鼠疫大流行中的第二次。
而中世纪的人们，更习惯将那场浩劫称为“大瘟疫”、“大死难”或“大灾难”。
这场以摧毁欧洲三分之一人口为代价的灾难，带来了空前的绝望。
瘟疫的起源
鼠疫的起源，最初是某种动物身上的疾病。
它先在啮齿类动物— —如土拨鼠、花栗鼠之间传播。
当人类踏入这片土地狩猎时，细菌便从野外被带入人类的聚居地。
最直接的传播途径便是跳蚤— —这种既咬老鼠也咬人的寄生媒介，通过野生啮齿动物将细菌传给家鼠，再由家鼠传给人。
鼠疫的首次大流行出现在公元541年。
当时，携带病菌的老鼠乘船抵达埃及，瘟疫像野火一样蔓延到亚历山大，又从那里传播到拜占庭帝国的其他地方。
最终蔓延到君士坦丁堡时，连查士丁尼皇帝也不幸染病— —因此第一次鼠疫大流行也被称为“查士丁尼瘟疫”。
据粗略估计，此次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数高达2000万至5000万，从公元541年一直持续到755年，绵延两个世纪之久。
第二次鼠疫大流行（13-15世纪）— —即我们所说的黑死病。传统观点认为，这场瘟疫是从黑海驶来的帆船带入欧洲的。
至于帆船上的瘟疫从何而来，一种理论认为是当时蒙古人围攻黑海边的卡法城时，用抛石机将带有细菌的尸体抛入城内，导致病菌扩散。
此时的欧洲正处于长期的社会和经济困难期，这为疫病肆虐提供了温床：
13世纪欧洲人口增长到原来的两倍，但农业生产水平却没有相应提高，陷入了典型的马尔萨斯危机——人口增长超过产出增加，饥荒不可避免。
随之而来的是中世纪晚期1315年至1322年的“大饥荒”，以及1319年至1320年席卷北欧的牛瘟，进一步造成农业减产，直接导致当时的人们免疫力低下。
这场瘟疫使欧洲遭受重创，仅欧洲地区就死亡约2500万人，反复发作下全球累计死亡人数估算在7500万至1亿之间。
第三次鼠疫大流行起源于中亚，1894年传播到广东、香港，之后蔓延到欧洲、澳洲、美国和南非等地。
与前两次相同的是鼠疫极强的传染性与致病性，不同的是这次疫情体现了社会不平等— —欧洲、北美等工业国家基本未受影响，而印度的重灾区多位于人口稠密的贫民区，富裕阶层受到的影响很小。
最终鼠疫消退前，全球约2000万人死亡。
瘟疫造成的惨状
感染鼠疫后，毒素会引起人体心、肝、肾等多脏器病变，同时导致眼睛充血、面色发白、消瘦。
神经系统也会受损，表现为说话含混、步履蹒跚、痉挛、精神错乱等。
患者的身体及其所有排泄物、体液都散发强烈恶臭，仿佛个体在死亡之前已经开始腐烂。
方济各会的编年史记录详细描述了罹难者的痛苦：病人身上不仅出现类似灼伤的水泡，身体不同部位还会长出疖子，有的在性器官上，有的在大腿，有的在手臂，还有的在脖子上。
起初，疖子只有榛子般大小，患者会出现剧烈颤抖和痉挛，短时间内虚弱得无法站直身子，只能卧病在床。体力被高烧耗尽，彻底被痛苦征服。很快疖子长到核桃大，继而长到鸡蛋、鹅蛋大，疼痛不堪，令患者身体受尽煎熬，体液紊乱以致吐血。
血液从受感染的肺部涌到喉咙，引起全身化脓直至腐烂。症状持续三天，到了第四天，病人最终死亡。
1656年的那不勒斯瘟疫是欧洲历史上最著名的鼠疫灾难之一，50万人口减少将近一半。
随之而来的是商店关闭、失业和食物短缺，居民日常生活陷入停滞。活人不够埋葬死者，大街小巷、处处民宅，散落着无人收葬的尸体。有记载讲述：那不勒斯城焚烧了数万具尸体，还将数千具尸体随意弃于大海。
城市中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恶臭，狗、秃鹰和乌鸦成群结队，以死尸为食。窃贼公然闯入死者住宅，肆意掠夺。
装载尸体的恐怖马车穿城过巷，场面悲惨至极，人们难免感觉世界末日即将来临。
针对鼠疫的治疗
14世纪的欧洲也有医院，但多是教会建设，宗教、神学氛围浓厚。
在“体液学说”— —中世纪主流医学理论，认为人生病是体液失衡导致— —的影响下，医生们多认为这种病是体液不调和所致，或干脆是遭了天罚。
对传染源、传播途径更是一无所知。
在中世纪，宗教主导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因此诞生出许多奇怪的治疗方法，例如：
经典的放血疗法、在脖子上挂一个盛满香料和醋的瓶子并定期嗅闻、使用由鸦片、肉桂以及蛇肉混合而成的解毒剂……甚至出现了忏悔游行，最壮观的便是自我鞭笞者：一边忏悔一边用带刺皮鞭抽打自己的背部— —在那个时代，人们比起医生更愿意相信上帝。
著名的鸟嘴医生形象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种鸟嘴面具里面塞着草药、香料用来防止传染，医生戴着面具、身穿蜡质长袍，用木棍检查和触碰病人，或是鞭打病人来“赦免他们的罪行”— —因为在神学影响下，人们相信患病的人都是恶人，需要通过鞭笞来获得救赎或治疗。
还有的鸟嘴医生会通过放血、将蚂蟥放在肿胀的淋巴结上等方式治疗 — —虽然没有多大作用，但他们很可能是陪病人走完最后一程的人。
黑死病还开启了迫害犹太人的浪潮。
人们恐惧、害怕，在极端的压力下寻找宣泄对象— —犹太人便成了替罪羊。
1349年在法国阿尔萨斯的斯特拉斯堡地区，犹太人被怀疑在井水里下毒造成鼠疫传播，最终逮捕并烧死了1000名犹太人。其他被怀疑者还包括妓女、异教徒、女巫，大众认为是他们冒犯了上帝，带来了灾难。
灾难中的逆行者
鸟嘴医生因其怪异的形象，总让人联想到死亡。
但作为瘟疫中的“逆行者”，那副阴暗的面具掩盖不住背后人性的光辉。
类似逆行者还有当时的神职人员— —黑死病导致大量人口死亡，神职人员需频繁主持葬礼和仪式，直接暴露在病毒环境中，不少人在完成临终忏悔或埋葬死者后染病身亡。
一位名叫约翰·克莱恩的神父，在瘟疫肆虐时详细记录了疫情的传播、症状和社会反应，为后世研究黑死病留下了珍贵的一手资料。
他在记录中写道：“整个世界可以说都置于恶魔的爪牙之下”，“留下供继续此项工作的羊皮纸，万一有人活下去，万一有任何一个亚当的族类逃过了这场瘟疫，他们就可以将我开始的这项工作继续下去”。
新希望— —鼠疫带来的积极影响
在疫病肆虐中，人们也摸索出了有效的预防方式。
有医生发明了用火清洁空气的方法；威尼斯在1347年开始彻底禁止来自疫区的人进入城市；1377年，意大利港口要求所有来自疫区的船只在港口外停泊40天再靠岸— —
当时意大利语的“40”后来就成了隔离的英文单词“Quarantine”，用以表述医学中的传染病隔离。
在生产力、医学水平低下的时代，隔离已经是最好的措施，并且至今仍是核心防疫措施。
当时欧洲劳动力极度短缺，劳动者的待遇因此得到提升，封建贵族势力被削弱。
僵化的封建制度逐渐松动，为后来新兴资产阶级的出现埋下伏笔。
同时，大规模人口死亡、传统治疗方法失效，都严重冲击了教会的权威。
这一时期，教会的解剖禁令出现了松动。
一位名叫安德烈·维萨里的医生通过解剖、拼接死刑犯的骨架，推翻了许多既往医学的错误认知，例如天主教认为男人比女人少一根亚当的肋骨。
他开创性的人体解剖实践和著作《人体的构造》，被视为现代解剖学的奠基之作。
在其他方面，面对瘟疫，人们发现信仰能起的作用有限，逐渐开始转向理性和科学，这为人文主义的兴起提供了基础。
薄伽丘在《十日谈》中倡导现世享乐，成为人文主义文学的开端；各种描绘、探讨死亡和人性本身的艺术作品层出不穷。
种种因素，共同推动了欧洲从神权的桎梏转向思考人性本身，成为后续文艺复兴的重要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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