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老伴走的那年冬天,我病倒了。

不是因为悲伤,是真的病了,肺炎,高烧三天没退,邻居发现我倒在床边,打了急救电话,把我送进了医院。

躺在病床上,我给三个孩子分别打了电话。

大女儿说:"妈,我马上订票。"

二儿子说:"妈,我这两天实在走不开,您先让护士照顾着,我过两天就去。"

小女儿的电话,打了四次,没人接。

那一刻,我盯着天花板上那盏白炽灯,心里什么感觉都有,唯独没有意外。

因为他们三个人那一刻的反应,早就藏在这些年无数个细节里,只是我一直不愿意相信,直到病床上,再也骗不了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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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宋玉芝,福建人,今年七十四岁。

在一家罐头厂做了三十二年工人,五十五岁退休,退休之后跟老伴林德水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德水这个人,年轻时有点倔,上了年纪反而越来越好说话,退休之后学会了做饭,做得一手好闽南菜,每天早上给我煮一碗地瓜粥,说是养胃。

去年秋天,德水走了,脑梗,来得突然,走得也快,前一天还在院子里浇花,后一天就走了。

德水走了之后,我整个人像被掏空了一截,但我是个不爱掉眼泪的人,把丧事办完,把家里收拾妥当,一个人开始把日子重新撑起来。

三个孩子:大女儿林秀珍,四十九岁,嫁在省城福州,丈夫在政府部门上班,家境不错,为人爽利,做事雷厉风行,从小就是让我省心的那个。

二儿子林建民,四十六岁,留在本地县城,开了家小超市,媳妇吴彩霞是本地人,两口子过得踏踏实实,算不上富裕,但日子稳。

小女儿林秀云,四十二岁,嫁到了上海,丈夫做金融,是三个孩子里过得最体面的一个,但也是离家最远的一个,回来次数最少,每次回来礼带得最多,话说得最漂亮。

德水走之前,三个孩子对我都算不错,过年回来,平时打电话,秀云有时候还给我转钱,说让我买好的吃。

我那时候觉得,自己后半辈子,是有人护着的。

德水走后第三个月,我病了。

那场病来得没有预兆,头天晚上就感觉胸口发闷,咳嗽,以为是普通感冒,吃了两片药睡下去,第二天早上起来,烧到了三十九度二,站都站不稳,摸着墙去厨房烧水,结果脚一软,摔在地上,是邻居陈婶听见动静,翻进来发现的。

去医院查了,说是肺炎,要住院,至少住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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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说这话的时候,我躺在急诊室的推车上,看着白色的天花板,脑子有点烧糊涂,心里浮出来的第一个念头,不是怕,不是疼,而是:

我得给孩子们打电话了。

这个念头本身,让我清醒了一下——一个母亲,病倒了,第一个念头不是"孩子们会来",而是"我得通知他们",说明我心里其实早就知道,我的病,不在他们的预期里,需要我自己主动开口。

我拿起手机,先打给了大女儿秀珍。

电话响了两声就接了,她的声音是清醒的,说明不是刚睡醒,是在忙着什么。

我说:"秀珍,妈住院了,肺炎。"

电话那头停顿了大概两秒,然后她说:"妈,我马上订票,你在哪家医院,几号病房,有没有护工,我来之前先给你安排一个。"

问题一个接着一个,干净利落,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她已经说"妈你先休息,我处理好就告诉你",挂掉了。

我把手机握在手里,心里那块空,被这通电话填了一点进去。

然后打给了二儿子建民。

他接了,听完,说:"妈,我这两天实在走不开,超市这边正在盘点,彩霞也不在,她回娘家了,妈您先让护士照顾着,我过两天就去。"

说完补了一句:"妈您有什么需要的,我让彩霞一会儿去超市给您拿,我叫她送过去。"

我说:"不用了,秀珍说她来。"

他说:"那就好,那就好,妈您好好休息。"

挂了电话,我想了一下,又拨了小女儿秀云的号码。

响了,没接。

再打,还是没接。

第三次,第四次,都没有接。

我把手机放下,闭上眼睛,急诊室里人声嘈杂,推床从走廊里推过去,脚轮在地板上滚动的声音,输液架碰到栏杆的声音,远处有人在哭,近处有人在喊大夫。

我躺在那里,四周全是声音,但我心里是安静的,那种安静不是平和,是什么东西尘埃落定之后的那种静。

秀珍第二天上午到了,风尘仆仆,头发有点乱,进门先看了我一眼,确认我还好,然后去护士站问了情况,又去找了主治医生谈,回来坐在我床边,把医生说的话一条一条跟我复述,问我哪里不舒服,问我吃了什么,喝了多少水。

那天下午,她出去给我买了粥和软饭,买回来,坐在床边一口一口喂我,我说自己能吃,她说:"妈您老实点,烧还没完全退,手别乱动。"

我张嘴吃着那碗粥,眼眶有点热,压下去了。

秀珍在医院陪了我四天,第五天实在走不开,回去了,走之前把护工安排好,叮嘱了一遍又一遍,在门口走了两步,折回来,又说了一遍"妈您有事叫护工,不行就给我打电话",才走。

我目送她走出病房,那个背影,让我想起她小时候上学,每天背着书包走出院门,走几步就回头看我一眼,我挥手,她才继续走,每天如此,从不省略那一眼。

这么多年,她那一眼的习惯,一直没变。

建民在我住院第三天来了,带着一袋水果,在病房里坐了两个小时,说了些"妈您保重"之类的话,走了。

不是不好,是平淡,是那种"我来了,我尽到了"的感觉,来是来了,但那两个小时,我没感觉到他是因为放不下才来的,更像是因为来了才能放下。

这是第一种让人心凉的表现——病床边,孩子坐着,心在别处。

人在不在,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那个人坐在你面前,你能不能感觉到,他的心,是跟着你的。

秀云,是在我住院第六天,打来了电话。

不是她自己打的,是她丈夫方远拨的,把手机递给她,我听见背景音里有饭局的声音,有人在划拳,杯子碰撞的声音,嘈嘈杂杂的。

秀云的声音,带着一点嘈杂里抽离出来的刻意平静,说:"妈,我知道了,您怎么样了,严不严重?"

我说:"好多了,快出院了。"

她说:"那就好,那就好,妈您注意休息,我最近有点走不开,等过段时间我回去看您,给您带好东西。"

我说:"不用带,不缺东西。"

她说:"妈,您别跟我客气……"

背景里有人喊她名字,叫她去喝一杯,她捂着话筒说了句"来了来了",然后对我说:"妈,我先挂了,改天给您打,您保重。"

电话就这么断了。

我看着手机屏幕变黑,把它放在床头柜上,窗外是医院走廊,荧光灯把一切都照得白茫茫的,没有一点温度。

我那一刻,其实没有生秀云的气,我只是想起了一件事——前年她回来过年,有一晚我们娘俩坐在院子里说话,她靠着我,说"妈,等我再努力几年,把你和爸接到上海去住,住大房子,享享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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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我摸着她的头发,觉得这个小女儿,是真心的。

但真心和做到,有时候中间隔着太多东西,隔着远,隔着忙,隔着饭局,隔着那声"来了来了"。

这是第二种让人心凉的表现——不是坏心,是妈排在了后面,排在了生活里每一件更"走不开"的事后面,而且,这件事本人不自知,甚至觉得打了电话,就算是尽了心。

出院那天,是建民开车来接的,秀珍在电话里一直陪着,说出院了告诉她,后来我坐在建民车上,把手机拿出来,给秀珍发了条消息:"出院了,上车了,你放心。"

她回了三个字,还有一个抱抱的表情。

我把手机放在腿上,看着车窗外,县城的街道从眼前流过,熟悉的老街,熟悉的店面,德水以前喜欢去吃的那家面馆,还开着,门口挂着旧招牌。

我想起德水,想起他在的那些年,家里不管出了什么事,我从来不用一个人扛着,他就在旁边,说不了什么好听的话,但就是在。

人走了,那个"就是在",就没了。

回到家,坐在堂屋里,把这场病从头到尾想了一遍,想到三个孩子的三种反应,心里那种滋味,一时间说不清楚是什么。

不是恨,也不全是心凉,更多的是一种清醒,那种清醒有点疼,但也有一点说不清楚的轻——至少,我现在清楚地知道,这三个孩子,谁是什么成色,我不用再猜了。

然而,真正让我心里最难受的,不是秀云的那通饭局里打来的电话,不是建民的那两个小时,而是——一件发生在出院之后的事。

那件事太小了,小到旁人听见,可能觉得没什么。

但我当时听见,心里凉了很久,久到今天还记得清清楚楚。

事情是这样的。

出院后大约两周,我身体基本恢复了,建民和彩霞来看我,一家三口,带着孙子来坐了一下午。孙子在院子里玩,彩霞帮我收拾厨房,建民坐在堂屋里陪我说话。

说着说着,说到了秀云,建民随口说了句:"秀云上次说,妈这次住院,花了多少钱,她想出点。"

我说:"不用,报销了大部分,自己出的不多。"

建民说:"她说让我问问,她转给我,我带过来给您。"

我说:"不用,我说了不用。"

建民说:"行,那我跟她说,妈说不用了。"

然后,他拿起手机,给秀云发了条消息,我没在意,继续喝茶。

过了一会儿,他把手机拿给我看,说:"妈,你看秀云说的。"

我接过手机,看见秀云回的消息,就一句话:

"那就好,我也正好最近手头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