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那时候的台北还有点湿漉漉的霉味，白公馆的深墙大院里，总是静得让人心慌。
作为“小诸葛”白崇禧的儿子，白先勇活像个被锦衣玉食裹着的瓷娃娃，谁也没想到，这个将来要拿笔杆子的人，这辈子最硬的一口气，竟然是为了一个男人留的。
三十八年，够把一个婴儿熬成满脸褶子的中年人，也够把一棵树养得参天蔽日。
可就在那年夏天，园子里那棵最茂盛的柏树，突然莫名其妙地枯了一半。
白先勇心里咯噔一下，手里的茶杯都没端稳，他隐约觉得，这老天爷是要来收债了……
一九五四年的台北，夏天长得好像永远过不完。
建国中学的日式红砖楼里，蝉叫得人心烦意乱。
那个午后，太阳毒辣辣地烤着水泥台阶，白先勇跑得急，额头全是汗。
他那时候才高二，身子骨不算壮实，书包带子勒着肩膀，勒出一道红印子。
楼梯转角是个死角。
白先勇往上冲，上面有个人往下冲。
两个人撞在了一起。
没有什么慢动作，就是那种硬碰硬的闷响。书包掉在地上，几本书散开了。白先勇揉着撞疼的肩膀，抬起头。
那是他第一次仔细看王国祥。
王国祥长得敦厚，眉眼间没什么戾气，不像那个年代大多数男孩子那样咋咋呼呼。他捡起地上的书，拍了拍灰，递给白先勇。
“撞疼没？”王国祥问。
“没。”白先勇接过书。
就这么两句话。
后来他们成了同班同学。那种好，不是整天勾肩搭背去打架闹事，而是一种只有他们自己懂的安静。
白先勇不想上课的时候，就溜出去。王国祥也不劝，跟着他溜。两个人哪怕不去哪里，就在学校后面的树荫底下坐着。
白先勇说：“我想写东西。”
王国祥说：“写呗。”
没有多余的废话。那时候白先勇心里头压着很多事，家族的、父亲的、还有自己身体里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孤独。但在王国祥面前，这些都不用解释。
高三那年，事情不太对劲了。
王国祥那是出了名的好学生，理科尖子，本来是要冲刺最好的大学的。可那段时间，白先勇发现王国祥脸色发黄，走路也发飘。
有一回体育课，王国祥蹲在地上，半天没站起来。
白先勇走过去，看他。
“晕？”
“嗯，有点。”王国祥笑了一下，那笑容惨白惨白的。
医院的消毒水味儿很难闻。诊断结果出来的时候，白先勇觉得外面的太阳都变成了灰色的。“再生不良性贫血”。
这几个字在那个年代，跟判死刑差不了多少。造血功能坏了，血流出来就止不住，身体虚得像个纸糊的灯笼。
王国祥休学了。
白先勇没法不去管。那时候课业紧得要命，大家都在拼命往大学里挤。白先勇却像个编外人员，一下课就往王国祥家里跑。
他听说有个老中医能治这个病，方子怪得很，要用犀牛角磨成粉，配着糯米怎么怎么弄。
那年头，犀牛角去哪找？
白先勇回家，翻箱倒柜。他不管那些，只要能救命，什么规矩都不算规矩。他也没跟王国祥说什么“你一定要活下去”这种肉麻话。
他就是每天去。
端着那个黑乎乎的药碗，看着王国祥喝下去。
“苦不苦？”
“还行。”王国祥眉头都不皱一下。
那时候他们都才十几岁，不知道什么是死，只知道这道坎得迈过去。
也许是那犀牛角真的灵，也许是命不该绝。过了一年，王国祥的脸上有血色了。去医院一查，医生都愣了，说这简直是个奇迹。
病好那天，两人去吃了一顿路边摊。没什么好菜，就是两碗面。
热气腾腾的。
白先勇看着王国祥大口吃面的样子，心里那块石头才算落了地。他那时候还不懂，这不仅仅是朋友，这是命换命交下来的交情。
后来的日子，像流水一样快。
两个人先后去了美国。那个年代去美国，像是去另一个星球。
白先勇在爱荷华，王国祥在宾州。隔得远，但信没断过。
再后来，他们都留在了那边。
圣塔芭芭拉，这个地名听起来就带着一股子阳光味儿。也是在这里，他们找到了那个“家”。
那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不算豪宅，就是个带院子的房子。但在白先勇眼里，这就是他和王国祥的“隐谷”。
那时候他们都三十多岁了，褪去了少年的青涩，多了几分男人的沉稳。王国祥拿到了博士学位，在宾州州立大学做博士后研究，白先勇在加州大学教书。
只要一有空，王国祥就往圣塔芭芭拉跑。
那个院子，刚接手的时候乱得像个野坟地。草长得比人高，土也是硬的。
“这地得翻。”王国祥看了看，说了这么一句。
“翻。”白先勇点头。
两个大男人，也不请工人，就穿着旧汗衫，戴着劳保手套，拿着铁锹在那挖。
加州的太阳毒啊，晒得背上全是油汗。
白先勇挖累了，就把铁锹往地上一插，喘气。王国祥不怎么说话，就在旁边默默地铲土，把那些烂树根一个个刨出来。
“这里种茶花。”白先勇指着一块地。
“行，听你的。那边种柏树。”王国祥指着院子的围栏边。
那是三棵意大利柏树。
刚买回来的时候，才三四尺高，在风里晃晃悠悠的，看着可怜。
“这树能活吗？”白先勇有点怀疑。
“能活。这树皮实。”王国祥拍了拍树干，手上的泥蹭在了树皮上。
那几年的日子，真好啊。
好到让人觉得时间是静止的。
那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网络。每天最大的事，就是看花开没开，树长没长。
王国祥是个理科生，但他那是真的手巧。院子里的洒水系统坏了，他修；屋顶漏雨了，他补。白先勇呢，就在屋里写他的小说。
有时候白先勇写累了，透过窗户往外看。
就能看见王国祥在院子里修剪那些柏树。那三棵柏树长得飞快，没几年就窜到了房顶那么高，傲气得很，直冲着天。
夏天的时候，圣塔芭芭拉的晚上凉快。
他们在院子里摆张桌子，喝茶，或者喝点酒。
旁边那三棵柏树，就像三个卫兵，替他们挡着外面的风风雨雨。
“这茶花今年开得不错。”白先勇抿了一口茶。
“那是，肥施得足。”王国祥笑着说，眼角的皱纹里都藏着安稳。
他们很少谈论以后老了怎么办，也不谈论那些世俗的眼光。在这个院子里，他们就是两个种树的人。三十八年，这数字说出来吓人，可过起来，就是一顿饭、一壶茶、一次除草。
白先勇有时候看着王国祥的背影，会恍惚觉得，这辈子可能就这么一直过下去了。
直到一九八九年。
一九八九年的夏天，来得特别闷。
院子里的花草本来长得好好的，可白先勇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那天早上，他去院子里散步。走到那三棵意大利柏树跟前，愣住了。
中间那一棵，也就是最高、最壮的那一棵，顶上的针叶竟然发黄了。
不是那种缺水的黄，是那种枯死的焦黄。
“国祥，你来看看。”白先勇喊了一声。
王国祥走过来，抬头看了看，眉头皱了起来。
“是不是生虫了？”
“不像。”王国祥伸手摸了摸树干，树皮有点发脆。
他们试了各种办法。浇水、施肥、喷药。可那棵树就像是中了邪一样，一天比一天枯萎。针叶哗啦啦地往下掉，落在地上，像是一地的碎头发。
白先勇心里那种不祥的预感越来越强。
没过几天，王国祥病了。
起初只是觉得累。上楼梯喘气，脸色发暗。
白先勇看着他，心跳得厉害。这脸色，他太熟悉了。三十多年前，在台北，王国祥就是这个脸色。
“去医院查查吧。”白先勇说这话的时候，声音有点发颤。
检查结果出来，那个噩梦一样的词又回来了——“再生不良性贫血”。
三十年了。这病就像个潜伏的幽灵，在他们最幸福的时候，突然杀了个回马枪。
这次不一样。
这次他们都在美国，有最好的医生，最好的设备。
“没事，上次能好，这次也能好。”王国祥安慰白先勇。
可白先勇看得出来，王国祥的眼神里透着疲惫。他快六十岁了，不是当年那个十几岁的小伙子了。
治疗开始了。
输血。没完没了的输血。
王国祥的手臂上全是针眼，青一块紫一块。因为血小板低，稍微碰一下就是一大块淤青。
白先勇每天守在医院里。他看着那些红色的液体流进王国祥的身体里，可王国祥的脸色还是那么白，白得像纸。
西医的办法用尽了。
激素、化疗药物……能用的都用了。医生的脸色越来越沉重。
“白先生，要有心理准备。”那个美国医生，用一种职业化的冷漠语气说道。
白先勇听不进去。
他不信邪。
三十年前那次不也是判了死刑吗？不还是救回来了吗？
他开始疯狂地找偏方。只要听说哪里有治这个病的，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不管是偏方还是巫术，他都要去试。
他听说中国大陆有位名医，专门治这种血液病。
那时候去大陆还不像现在这么方便。白先勇动用了所有的关系，打越洋电话，托人带信。
那是一九九二年的事了。
院子里那棵中间的柏树，已经彻底死透了。光秃秃的树干立在那里，像是一根刺，扎在白先勇的心上。
王国祥已经住进了加护病房。
他的身体已经垮了，连呼吸都变得困难。
白先勇站在病房外面，隔着玻璃看着里面插满管子的王国祥。那个曾经在院子里挥舞着铁锹、把荒地开垦成花园的汉子，现在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
电话就是在这个时候打通的。
白先勇握着听筒，手心全是冷汗，听筒那头是托去大陆找医生帮忙的朋友。
“怎么样？医生怎么说？”白先勇的声音哑得厉害，像是喉咙里含着一把沙子。
那头沉默了几秒钟，只有长途电话特有的电流声滋滋作响。
“先勇啊……”朋友的声音听起来很远，透着一股子无力感，“方子拿到了。医生看了国祥的病历……”
“药呢？药能不能寄过来？我可以回去拿！”白先勇急得打断了对方，他盯着玻璃窗里王国祥起伏微弱的胸口，那节奏慢得让人害怕，“只要有药，多贵都行，多难拿都行。”
“不是药的事。”那边的声音顿了一下，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才说出口，“那个老医生看了所有的指标，他说……太晚了。”
白先勇愣住了。
“什么叫太晚了？三十年前都能治好！”
“医生说，他的骨髓已经彻底空了，就像……就像那灯油熬干了一样。如果是两年前，哪怕是一年前，或许还有机会。但现在，这身子骨受不住那个药劲了。吃了，走得更快。”
白先勇没说话。他慢慢地把听筒从耳朵边挪开。
那边的声音还在继续：“先勇？先勇你在听吗？医生说，让他……让他少受点罪吧。”
白先勇挂断了电话。
走廊里很静，静得能听见护士站里仪器滴滴答答的声音。白先勇转过身，看着病房的门。那扇门并不厚，却隔开了生和死。
他推门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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