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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综合开发研究院）
2026年初春，从北京到华盛顿，德国总理默茨的中美之行，既是其就职以来的一次重大地缘政治亮相，更是折射出新时期德国外交哲学的深层变化。这位总理在执政十个月后，正尝试着重塑德国在东西方之间的新坐标。与此同时，美以对伊朗实施的联合军事行动引发中东局势震荡，能源市场波动加剧，跨大西洋联盟的内在裂痕进一步凸显。这一系列事件无疑构成了对默茨新外交路线的压力测试：当基于规则的多边秩序日趋式微、权力政治卷土重来之际，德国是否正从昔日的“价值输出者”转变为今日的“安全捍卫者”？
01 默茨访美与跨大西洋关系的“现实考验”
当默茨再度以总理身份访美时，他所面对的特朗普政府已非传统意义上的跨大西洋盟友。上月底，美方在未充分知会欧洲伙伴的情况下对伊朗动武，并公开批评盟国“配合不力”，这一事件再次动摇了柏林决策层关于跨大西洋关系的信任基础。默茨此前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提出的“规范性过剩”（normative overstretch）概念在此刻获得了印证：德国过往习惯于依据国际法评判全球事务，但当美国带头突破规则时，柏林反而陷入被动，也暴露出规范性外交的现实局限。
德国科学与政治基金会（SWP）的一份内部报告精准刻画了这一困局：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已发生质变，美国在柏林眼中同时扮演着“伙伴、对手与敌手”的三重角色。面对华盛顿将关税武器化、以贸易制裁威胁盟友的“交易型外交”，默茨意识到德国必须完成外交路线的转移，从依附性理想主义回归以利益为导向的现实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默茨并非完全背弃西方价值观，而是试图重构德国在跨大西洋关系中的位置。正如他在慕尼黑的演说中所强调，冷战后单极世界的假设已不再适用，全球政治重新回归大国主导的格局。这种认知构成了德国外交政策调整的出发点，在一个权力重新分配的时代，单纯的规则约束必须让位于实力支撑的政治权力。
02 中东乱局与德国外交的“理想主义困境”
跨大西洋信任的动摇，很快在中东危机中进一步显现。美以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将欧洲推入“被边缘化”的尴尬境地。英法德三国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可能采取“必要且相称的防御行动”，但西班牙等国拒绝美军使用其军事基地，暴露出欧盟内部在外交与安全政策上的深层裂痕。对此，默茨的表态更具标志性意义，他在回应伊朗问题时表示，“国际法与主权原则带来的帮助相对有限”，现在“不是给伙伴和盟友讲授国际法的时候”。这一立场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欧洲必须正视世界真实面貌”的呼吁形成呼应。
然而，随着局势演变，默茨的立场经历了调整。在美以军事行动持续扩大的背景下，默茨于近日警告防止“在伊朗领土上演代理人冲突”，强调“无休止的战争”和“伊朗国家解体”均不符合德国利益。这一立场调整体现出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另一面：当威胁从抽象原则转化为具体风险时，德国必须在支持盟友与维护自身利益之间寻求平衡。
可以看到，中东战事对德国经济的冲击直接而剧烈。冲突导致德国天然气价格飙升，创2022年以来最大涨幅。德国伊弗经济研究所（IFO）发布报告称，能源价格上涨将进一步拖累德国的经济复苏。2026年1月德国工业产出连续第二个月下滑，出口环比骤降2.3%，进口下降5.9%，降幅远超经济学家预期。对于寄望通过大规模国防和基础设施投资提振经济的默茨政府而言，无疑构成了严峻的制约。
更深远的影响在于难民风险。中东局势的动荡可能引发“前所未有规模”的难民潮，经土耳其、巴尔干路线直抵欧洲边界。德国副总理克林拜尔明确表态“这不是我们的战争，我们不会参与”，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也在联邦议院强调“德国不是交战方”。这些表态背后，既有对国际秩序的坚持，更有对难民危机的现实考量。
03 国防预算增长与德国安全的“时代转折”
正是在上述内外压力的交织下，德国对军事力量的态度也正在发生转变。德国联邦议院已通过2026年财政预算，将国防开支提升至1080亿欧元，为冷战结束以来最高水平。在华盛顿，他明确表示德国认同盟友的战略目标，但优先考虑本国的能力边界再行事，这无异于为德国争取了未来军事行动的自主裁量权。
更深层的变化在于欧洲核威慑构想的浮出水面。受上世纪90年代《关于最终解决德国问题条约》的约束，德国不得拥有核武器，长期依赖美国的“核保护伞”。然而，特朗普政府的不可预测性使柏林产生深刻怀疑。默茨日前在柏林证实，德国正与英法就联合核威慑展开“仍处于初期阶段”的战略谈判。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回应了这一方向，呼吁欧洲“学习成为地缘政治的强权”，将“整体性的核威慑机制”纳入新的欧洲安全架构。2026年3月，德国国防部发布《安全战略2026》中期报告，首次将“欧洲核威慑能力建设”列为中长期安全政策选项，标志着这一讨论正从概念层面向政策层面转化。
虽然这一设想在操作层面面临巨大阻力，譬如法国对核武器的绝对控制权、中东欧国家的安全担忧、北约框架的兼容性等问题，但它标志着德国安全政策的“时代转折”正在从国防预算增加向战略自主的迈进。正如默茨所言，“我们必须在一些战略和军事政治方面作出决定”——这不再仅仅是预算数字的变化，而是安全哲学的重构。
04 战略自觉与德国对美关系的“降依赖”
安全领域的战略觉醒，也推动了更广泛的跨大西洋关系调整。在默茨政府内部，外长瓦德富尔似乎接受了新的现实，他提到，在安全决策下，基于利益全局的判断已逐渐成为德国制定政策的关键依据。
这一思维方式同样适用于对美关系。德国开始反思数十年来对美国的“路径依赖”。数据显示，2025年德国对美直接投资几近腰斩，同比骤降45%；对美出口下降约9%。面对华盛顿随意挥舞的关税大棒和对格陵兰岛的战略企图，默茨今年1月展现出强硬姿态，宣称“如有必要，我们已做好准备并有能力捍卫自身利益”。这种“去风险、降依赖”政策也表明，德国正试图在跨大西洋框架内重新定位自身角色，从被动依附转向主动塑造。
更具象征意义的是美欧在关键矿产领域的博弈。美国凭借120亿美元的矿产储备计划和激进的海外投资，正将欧洲挤出全球关键供应链。欧盟对外关系部高级政策研究员格尔克坦言：“‘美国优先’的原则同样适用于矿产领域，美国将会把所有的资产收入囊中，而欧洲根本没有足够的资金去与之竞争”。2026年2月，欧盟委员会紧急启动《关键原材料法案》修订程序，试图通过战略储备和供应链多元化应对美国挤压。这种在利益攸关领域的边缘化处境，进一步强化了柏林寻求战略自主的内在动力。
05 北京之行与德国对华关系的“平衡术”
结合当前动荡的中东局势，以及跨大西洋关系的震荡松动，回看上月底默茨的北京之行，可谓是德国对寻求捍卫自身独立的战略利益的有力回应。默茨除了率领由三十位德国企业巨头组成的代表团访华，德中双方还发表联合新闻声明，同意重启政府磋商机制，签署绿色转型、海关等领域合作文件。值得注意的是，与上届政府不同，默茨在访华前并未将中国定义为“系统性对手”，而是提出了五项指导原则，体现出在新形势下对华认知的微妙调整。
现在来看，默茨的北京之行具备了多重战略考量。首先，它构成战略对冲的必然选择。面对美国的不可预测性，德国需要在主要经济体之间分散风险。中国连续多年保持德国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定对华经贸关系对德国经济复苏至关重要。其次，它体现了“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内在逻辑，既然规则秩序无法提供预期的回报，就必须通过强化与各主要力量的务实合作来捍卫国家利益。最后，默茨通过此访向外界传递明确信号，德国的外交政策不再满足于在中美之间被动选边，而是试图以自身行动力塑造德国的命运。当跨大西洋联盟的可靠性受到质疑时，柏林愿意率先以务实姿态打开对话空间，为德国及欧洲争取更多战略回旋余地。
然而，这种务实合作并非没有边界。德国政府已决定设立德中经济关系审查委员会，对特定产业领域的“对华依赖程度”进行精准评估。2026年3月中旬，该委员会首次会议在柏林召开，重点审议了电动汽车、稀土和医疗原材料等领域的供应链风险。展望下一阶段，德国对华政策将呈现更为复杂的双重性：政府层面强化“制度性对手”的叙事，企业层面则继续深耕中国市场的红利。这种内在张力，将使其长期处于“去风险”目标与“保增长”需求之间的艰难平衡之中。
06 结语：德国外交重新定位的逻辑与边界
当前，默茨领导下的德国外交经历着冷战结束以来的重大考验。在结束访华和访美后，默茨又与英法意领导人紧急磋商中东局势。这种穿梭外交本身，正是其希望重返权力政治的写照，意在重塑德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行动力：不放弃跨大西洋纽带，但也不再盲目追随；坚持欧洲一体化，但推动其向实质安全协作演进；维持对华经贸合作，但辅以审慎的风险管控。
在中东战事冲击下，德国既承受能源涨价、难民涌入等直接后果，更直面根本性命题。当全球体系领导者成为不确定性来源，当强权践踏规则，德国如何在“丛林法则”中自处？默茨的行动似乎在寻求答案，那便是通过增强军事准备、强化欧洲协作、深化与主要经济体的务实合作，构建一套更具行动力的现实方案。这种转变虽有阻力，却让德国更为务实，开始在实力基础上重塑安全。一个基于现实利益行事的德国将如何塑造战略自主，是未来国际关系观察的核心命题。
//配图来自慕尼黑安全会议媒体中心
本文作者
刘志杰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智库合作与交流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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