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我今年八十岁，这辈子送走了三个人。
第一个，是老伴梁守信，七十三岁，心梗，走得突然，前一天还在院子里修那把坏了的椅子，后一天就没了。
第二个，是大哥顾永山，七十九岁，肺里出了问题，在医院住了两个月，走的那天，我握着他的手，感觉那手一点一点凉下去。
第三个，是我自己的一部分——那个以为儿女是后半辈子依靠的顾秀英，在大哥走后的那个冬天，也死了。
死了之后，我才真正活清醒了。
活了八十年，送了三次，我才看透一件事：人这一生，真正靠得住的，从来不是儿女，是另一样东西，那样东西没有名字，但你一旦找到了它，什么都不怕了。
我叫顾秀英，安徽人，今年八十岁，在皖南一个小镇上住了这一辈子。
年轻时跟梁守信在镇上做了三十年小学教师，退休之后把日子过得不慌不忙，买菜，种花，打打纸牌，陪守信下象棋，他老输，输了就耍赖，说棋盘没摆正，说我分心，把我逗得哈哈笑。
守信走了之后，那副象棋我收起来，放进了柜子最里头，没再动过。
大哥顾永山，是我们兄妹四个里最年长的，比我大七岁，早年在县城做机械厂工人，退休后回了老家，和大嫂住着，两口子日子清清淡淡。大哥这个人，话不多，但是个厚道人，年轻时候我遇到事，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打个电话，他那边"嗯"一声，事就有着落了。
守信走了，大哥是第一个赶来的，在我这里住了一周，帮我把后事办了，把屋子收拾了，走之前说："秀英，你一个人住，有事就打电话，大哥在。"
那句话，我记了好几年。
然而大哥也走了，那句"大哥在"，就成了这辈子我最后悔没有多听几遍的一句话。
大哥走的那年冬天，我坐在那栋老房子里，把窗户关上，听着外面的风，心里头空得像一口枯井。
守信走了，大哥走了，那两个最让我觉得"世上还有人搭着我"的人，都不在了。
两个孩子：大儿子梁国华，五十三岁，在合肥做工程设计，娶了个媳妇叫吴婷，是城里长大的女人，精致，客气，跟我没什么话说，见了面笑，分了手各自安生。小女儿梁晓敏，四十九岁，嫁在本镇，丈夫开了家小五金店，晓敏跟我亲，是那种心里有妈、但生活里被各种事情拉着跑的人，来的时候真心，走了之后就各忙各的。
那个冬天，两个孩子都回来了，守着我过了年，年一过，各自散了，国华回了合肥，晓敏回了她那头，老房子里，又剩了我一个人。
我坐在那把守信修过的旧椅子上，把这一辈子想了很久。
想守信，想大哥，想年轻时候的事，想以后的日子，越想越觉得，这后头的路，黑的，不知道往哪里踩。
那段时间，是我这辈子，最难熬的一段时间，不是因为穷，不是因为病，是因为那种空——不知道这日子，为什么还要往前过的那种空。
然而，就在那个冬天最深的时候，一件事，把我从那口枯井里，拉了上来。
那件事，是从一封信开始的。
那封信，不是孩子写的，不是亲戚，是一个我已经将近二十年没有联系的老同事，叫周兰芬，跟我在同一所小学教了十五年书，后来她丈夫调动，去了外地，就断了联系。
那封信不知道怎么辗转找到了我，是她写的，说她前段时间在老同学那里听说了守信的事，说她自己丈夫也是两年前走的，说她想到了我，想写封信问问我过得怎么样。
信不长，两张纸，字写得工整，像她当年在黑板上写字一样，一笔一画的。
我把那封信，在那个冬天的下午，坐在窗边，反反复复读了三遍。
读完第三遍，我把信叠好放在桌上，坐了一会儿，然后拿起笔，写了回信。
那是守信走了之后，我第一次，主动提笔写字。
那封回信，我写了将近一个小时，写了很多，写守信走的事，写大哥走的事，写那段时间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写那口枯井，写那把旧椅子，写得很乱，但写完，心里轻了很多，那种轻，是我很久没有感觉到的。
那之后，我和周兰芬开始通信，两个礼拜一封，就这样通了将近一年，后来她说写信麻烦，叫儿女帮我买了个手机，学会了发微信，我们就改成了微信，隔三差五聊上几句，说今天吃了什么，说各自孩子的事，说哪里腰疼腿疼，说做了什么梦，说着说着，有时候把彼此都逗笑了。
我慢慢发现，那口枯井，在这些来来往往的消息里，一点一点有了水。
那口水，不是孩子给的，不是金钱给的，是这个人——这个跟我通信、跟我扯闲篇、跟我说"你那边今天几度，我这边冷得很"的老朋友，给的。
我这才开始明白，那件真正靠得住的事，是什么。
是一个人，到了老年，还有没有，能让你开口说话的人。
不是说给儿女听的那种话，那种话，说了要注意分寸，要考虑他们的感受，要怕说重了伤了他们，要怕说软了让他们担心，那种话，说着说着，就变成了表演。
是那种随口说的，说了不用负责任的，说了对方不会评判你的，说今天菜市场的白菜涨价了，说睡前看了个电视剧结局不好，说想守信了，说大哥走的那天我也觉得自己快不行了，说这些话，对方不会说"妈您别这样想"，不会说"妈您要想开点"，就是说了，对方听着，然后回你一句"我也是，我有时候半夜想我们家老头，想着想着就哭了"。
就这么一句，就够了。
那种够，是任何一种孝顺换不来的。
大儿子国华孝顺，每个月打钱来，过年回来，问我缺什么，这是孝顺，是好的，我不说他不好。
但孝顺，是一种义务感托着的情感，那种情感里，有时候带着一点辛苦，带着一点"妈您别让我们太担心"的期望，那种期望，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压在我身上，让我说话，要先过一道筛——这句话，能不能说，说了，他们会不会担心，会不会负担加重。
周兰芬那里，没有这道筛。
我说什么，她听着，她说什么，我听着，两个人都不用负责任，都不用互相解决问题，就是说了，听了，然后各自回去把日子继续过。
这种关系，我年轻时候有，是同事，是朋友，是邻居，是那些一起在操场上聊天的人，那时候觉得不稀罕，以为日子里这种人多得是。
等到七十多岁，守信走了，大哥走了，那些年轻时候的同事朋友，有的也走了，有的老了联系少了，有的住得远了，我才发现，这种人，比我以为的，难找得多。
周兰芬那封信，找上门来的时候，是老天给我的。
我抓住了，没有放。
然而那之后，还发生了另外几件事，把我对"靠得住"这件事的理解，推到了更深的地方。
大哥走了之后，二哥顾永国从外地赶来奔丧，在我这里住了三天，三天里，我们兄妹两个，把这辈子能说的话，几乎都说完了。
二哥比我大四岁，年轻时候在外地做生意，后来回来，身体不太好，腿有点残疾，走路一瘸一拐的，但人精神，嘴皮子溜，爱说笑，是家里最能把人逗乐的那个。
大哥走了，家里的兄弟姐妹，就剩我和二哥了，两个人坐在大哥家的院子里，说着说着，二哥突然说了一句话，说：
"秀英，咱们这辈子，眼看着就快走完了，你说，走到最后，什么是真的？"
我想了一下，没有立刻回答。
他说："我告诉你我的答案，我觉得，真的，就是那些还能坐在一起说话的人，说话，说那种没用的话，不为了什么，就是说，就是真的。"
我把这句话，在心里压了很久。
说那种没用的话，不为了什么，就是说。
二哥说的，跟我从周兰芬那里感受到的，是同一件事，只是他把它说得更直白了。
人到了这把年纪，能说没用的话的人，是最珍贵的。
儿女那边说的话，大多是有用的，有事说事，没事报平安，报完了挂电话，各自去忙，那种话，有它的道理，但不够。
不够的那一块，是人这辈子，活着的那种感觉，那种感觉要有人接着，要有人应着，才是活着的，不是只是呼吸着。
那三天，我和二哥把能说的都说了，说年轻时候的事，说爸妈，说大哥，说各自的孩子，说各自的身体，说以后不知道还有几年，说完了，哭了一场，擦干了，又笑了，笑完，二哥走了，说秀英，你保重，有事打电话，我在。
我站在门口送他，看着他那瘸着腿的背影，走到路口，消失在那条老街的拐角，心里有什么东西，是暖的。
那种暖，跟孩子孝顺带来的暖，不是一种暖，是更古老的那种，是从小到大，一路走来的人，还在，还认识你，还记得你，还愿意跟你坐下来说那些没用的话。
这种暖，是靠得住的。
我那之后，开始重新想这件事——老了，靠得住的是什么。
我见过靠儿女的，结果我前面说了那么多故事，各有各的心凉；我见过靠钱的，钱是底气，是保障，但钱不能陪你说没用的话；我见过靠信仰的，每天去庙里，也是好的，但那是一个人的事，不是两个人的事。
靠得住的，是那些还愿意跟你说话、不为什么就是说的人。
不管是周兰芬，还是二哥，不管是老同学，还是老邻居，只要还有这样的人在，老了就有根。
那根不长在儿女那里，长在那些跟你说过没用的话的人那里。
然而，这件事想通了之后，我发现了一个更深的问题——
那些人，不是凭空来的，是你自己走过去找来的，或者，是你自己待在那里，把自己活得像个值得说话的人，他们才会来找你。
周兰芬为什么写信给我？
因为她想到了我，想到了我，是因为她记得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值得她写这封信。
二哥为什么愿意跟我说那些话？
因为我们从小到大，是那种可以说没用的话的兄妹，那种关系，是几十年来来往往建出来的，不是大哥走了之后那三天建出来的。
所以，老了靠得住的那件事，最终的根，还是在自己身上。
是你这个人，活得有没有让人记挂，有没有让人觉得，跟你说话是件好事。
那段时间，我把这些事想透了之后，做了几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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