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他一生的落幕，西德战后历史的那些关键节点再次浮现在人们眼前——伴随着在纳粹灾难之后，德国如何面对其沉重历史遗产的种种争论。对于这位1929年生于杜塞尔多夫、在古梅尔斯巴赫长大的哲学家来说，时代的印记深深烙印在他的生命轨迹中。他的父亲是一名商会和协会的法律顾问，于1933年加入纳粹党，战后被认定为“随大流者”。
哈贝马斯本人在十岁时，按规定加入了纳粹的“德国少年团”，随后作为“少年团领袖”得以避开希特勒青年团的征召，并在战争最后的几个月里，成功躲过了国防军宪兵的搜捕。几十年后，约阿希姆·费斯特曾试图将他描绘成“与政权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但这显然是对哈贝马斯的误读。
最迟到1956年他进入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担任马克斯·霍克海默和西奥多·阿多诺的研究助手时，外界便已看清，哈贝马斯注定会成为一位终生关注现实、不断介入公共议题的政治哲学家。从“批判理论”学派起步，他辗转海德堡、慕尼黑等地，最终在法兰克福大学获得了教授职位。
他与1967/68年学生运动的复杂关系，折射出他作为一名既批判资本主义、又坚守宪法底线的自由派哲学家的身份。随着学生们日益激进，陷入隐秘派系斗争，甚至滑向恐怖主义的深渊，这位呼吁在交往行为中达成无强制共识、并反复强调以“更好论据的无强制的强制”作为社会存在基础的教授，逐渐成了他们的眼中钉。
他的独立与民主思想同样将矛头对准了反动势力。在1986至1987年的历史学家争论中，他展现出了鲜明的立场。当时，恩斯特·诺尔特试图将大屠杀淡化为极端时代众多暴力升级事件之一，哈贝马斯对此予以了猛烈的抨击。他于1986年在《时代周报》上发表的《一种消除损失的方式》，与理查德·冯·魏茨泽克1985年著名的联邦议院演讲一道，被视为德国人以负责任态度审视自身历史的奠基之作。
即便在1994年退休之后，尤尔根·哈贝马斯也从未真正淡出公众视野。无论是针对彼得·斯洛特迪克的《人类动物园的规则》，还是北约在科索沃战争中的军事行动，抑或是近年来社交媒体对社会的影响，他的每一次发声都掷地有声。如今，人们已经开始怀念他对理性探讨的珍视，以及他对我们称之为“公共领域”的那个空间的清醒而深切的关照。
周六，尤尔根·哈贝马斯在施塔恩贝格与世长辞，享年9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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