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论断，是由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1988年明确提出的。然而，其思想源头可追溯至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早在19世纪，马克思就在《资本论》等著作中深刻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并强调“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明确了科技对生产发展的基础性推动作用。邓小平在继承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基础上，立足于20世纪后期全球科技革命浪潮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创造性地将科学技术提升到“第一生产力”的战略高度，突显了科技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核心引领作用。
这一论断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创新价值，更在实践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它直接推动了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大决策，将发展科技和教育作为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支撑。该论断还促使科技在中国现代化全局中被确立为核心地位，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促进经济社会转型的首要力量。同时，它也带来了知识分子政策的重大调整，充分肯定了广大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政治地位和作用，极大调动了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与人才基础。
一、科技创新与市场经济周期性波动
科技创新是调节和应对市场经济周期性危机的一种关键机制与核心动力。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由于资源配置、供需失衡及资本积累等多重因素的作用，经济系统往往会经历扩张与收缩的周期性波动，这种波动积累到一定程度便会爆发为经济危机。无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尽管在所有制形式、分配制度以及国家干预方式上存在本质差异，因而导致危机发生的深层原因、表现形态及应对策略各有不同，但两类经济体制都难以完全规避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值得强调的是，在缓解危机冲击、推动经济复苏和实现长期增长方面，技术创新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通过引入新技术、新工艺和新产品，技术创新不仅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优化产业结构、创造新的市场需求，还能帮助社会突破资源约束、降低生产成本、提升国际竞争力，从而为经济系统注入新的活力与韧性。因此，尽管制度背景不同，但技术进步在应对周期性波动中的核心功能与积极效果，在两种经济体制下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
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科技创新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所扮演的双重角色，将其视为一种“关键机制”：它既是加剧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催生经济危机的重要因素，同时又是资本用以延缓危机爆发、实现自我调节与系统修复的核心工具。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系统分析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周期性经济危机从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多重条件。首先，他在第一卷（P.133）中指出，“卖与买这二者之间的对立”构成了危机可能性的基本形式，这种商品流通中固有的矛盾在信用扩张与市场无政府状态下被放大。其次，在第三卷（P.277-288）中，他进一步阐明，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可变资本相对减少，利润率趋于下降，工人阶级的消费能力受到限制，从而导致“各种互相对抗的要素之间的冲突周期性地在危机中表现出来”。第三，在第三卷（P.295）中，他强调机器的广泛使用会使机器所生产的商品价格变得便宜，但同时也会引起资本贬值和原有资本的价值革命；此外，他还详细论述了利润率的平均化趋势与竞争规律如何推动固定资本大约每隔8至12年进行周期性更新。这一固定资本的更新过程，正是技术创新的集中体现及其大规模应用的关键阶段，同时也构成了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的物质基础。资本主义通过技术革命暂时克服危机、开辟新市场，但又为下一次更广泛的危机埋下伏笔。马克思由此进一步指出，“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这一论断不仅成为无产阶级寻求解放的思想火炬和革命动员的理论依据，也在历史实践中迫使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改革分配制度、加强国家干预与推动科技革命等方式，对其制度结构进行自我修正，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延缓了系统崩溃的到来，体现出资本主义被迫适应生产力社会化发展的历史趋势。
进入20世纪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出现，关于如何调节与解释经济波动规律的研究逐渐深入。在这一背景下，前苏联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1892–1938）通过对英国、法国、德国及美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长期经济数据的系统分析，提出了著名的长周期波动理论，即“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康德拉季耶夫曾参与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订，但因后来反对农业集体化政策而遭到迫害。他的研究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存在着约为50至60年的长周期波动，并以1780年至1920年为例，将其划分为两个完整的周期与半个周期。
该理论的核心观点在于强调技术创新的关键作用：重大技术创新推动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进而引发经济依次经历繁荣、衰退、萧条与复苏四个阶段的循环。具体来说，在繁荣阶段，新技术得到大规模应用，投资活跃，经济实现高速增长；随后进入衰退期，产能逐渐过剩，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萧条阶段则表现为经济活动持续低迷，社会与经济矛盾不断积累；最终，在复苏期，新的技术开始萌芽并逐渐成熟，为下一轮经济上升注入动力，完成周期的更迭。这一理论为理解资本主义经济长期动态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
上世纪中叶，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其关于经济周期理论的研究中，对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进行了系统性的阐释与深化。他将这一周期定义为一种持续约50至60年的长期经济波动现象，并强调其形成机制并非仅来自于战争、政策变动等外部冲击，而是植根于经济体系内部的结构性演变动力——即持续的技术创新与生产组织方式的根本性变革。熊彼特进一步提出，每一个完整的长波周期中嵌套着多个中短周期，具体包括6个左右的朱格拉中周期（每一周期约9-10年）以及18个基钦短周期（每一周期约3-4年），这种多层次的周期嵌套结构反映出经济系统中不同时间尺度波动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协同作用机制。在其经典著作《经济发展原理》中，熊彼特严格区分了企业家、资本家和管理者在职能上的角色定位。他认为，企业家和资本家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职能，尽管在历史上这两个角色曾经合二为一。企业家核心且唯一的本质职能是创新 。进而系统地阐述了“创新理论”，指出创新是推动资本主义经济演进的核心驱动力。所谓“创新”，即企业家通过实施“新组合”——包括引入新产品、开拓新市场、应用新技术、创建新型生产组织等方式，打破原有的经济静态均衡，进而引发产业结构性变革：旧有产业逐渐衰退甚至被淘汰，而新兴行业则迅速崛起。这一过程不仅重塑宏观经济的面貌，同时也揭示了微观层面企业行为如何通过创新推动整体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
熊彼特特别强调，创新并非平稳连续的过程，而是呈现出显著的“非连续性”和“集群性”特征。某一阶段内多项重大技术突破往往会集中出现，进而引致整个经济系统发生跃迁，这一点与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理论中所描述的技术革命推动长周期演变的观点高度呼应。他将现代化视为一种由创新驱动的动态过程，认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来自于新事物对传统行业与经济结构的持续颠覆。
熊彼特还指出，动态失衡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在这一视角下，“创造性破坏”被视作资本主义的核心机制：它并非通过简单的价格竞争实现资源重新配置，而是依赖根本性的技术革新推动旧有生产体系的瓦解和新经济体系的形成。企业家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但其身份与功能紧密依赖于创新行为——只有在推动和实施“新组合”的过程中，个体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一旦停止创新，其角色便退化为常规管理者，不再具有推动经济动态变革的功能。
最终，由技术创新所引发的产业革命和全球经贸体系的结构性变迁，不仅重新塑造国家与地区间的经济力量对比，也深刻影响劳动力分工、资本流动与产业布局等要素的全球分布格局，成为理解现代世界经济演进的一条核心线索。
2025年10月13日，瑞典皇家科学院正式对外公布，将本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三位在经济学研究领域做出卓越贡献的学者——乔尔·莫基尔、菲利普·阿吉翁与彼得·豪伊特，以表彰他们对于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理论的系统性阐释与理论构建。评奖委员会在官方声明中强调，莫基尔教授通过深入挖掘经济史实材料，阐明了为何持续性的经济增长能够成为现代经济体系的显著特征；而阿吉翁与豪伊特则联手构建了严谨的数理模型，揭示了持续增长现象背后复杂而动态的运行机制。三位获奖者的工作不仅极大拓展了学术界对长期经济增长动力的理解，也为当前各国应对技术变革、产业升级等现实挑战提供了深刻的理论启示和决策依据。
莫基尔教授出生于1946年，现任教于美国西北大学。他从经济史的宏观视角出发，对康德拉季耶夫的经济周期理论及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作出了重要回应，明确指出“创新能够持续发生”需依赖一系列社会与制度条件。他创造性地提出“命题性知识”——即科学原理，用以解释“为什么”——与“操作性知识”——即技术方法，用以解决“如何做”——之间的互动机制，是工业革命后西方经济爆发式增长的根本基础。例如，瓦特对蒸汽机的重大改进，不仅依赖于热力学理论的发展（命题性知识），也离不开当时工匠群体的实践经验积累（操作性知识）。莫基尔进一步指出，17世纪英国的崛起并非仅得益于自然资源，而更多源于其开放社会对异端思想的宽容态度、有效运作的专利制度对创新活动的激励，以及当时逐渐形成的科学共同体和知识共享氛围。这一观点填补了熊彼特创新理论中长期以来被忽视的“制度基础”和“创新生态”维度。
另一方面，阿吉翁（1956年生，现任法兰西学院、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及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与豪伊特（1946年生，现任美国布朗大学教授）合作，在理论建模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他们共同发展了被称为“熊彼特式增长模型”的理论框架，首次成功将“创造性破坏”这一核心概念转化为可量化的数学模型，从而构建出自索洛模型之后第三代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支柱。该模型的核心逻辑在于：企业通过研发投入推动新技术诞生，新技术带来垄断利润从而激励创新者，进而新企业取代旧企业，完成资源从低效部门向高效部门的重新配置。在这一动态过程中，破坏——即旧产能的退出，与创造——即新产能的形成，彼此推动、互为因果，形成持续的结构变革与全要素生产率的不断提升。
二、科学技术与人类文明的跃迁
回顾工业文明以来创新与科技进步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到科技创新经历了多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性阶段，每个阶段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塑了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经济结构以及思想观念，对全球文明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1. 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中期，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点。这场革命以蒸汽机的改良和应用为核心标志，由英国发明家詹姆斯·瓦特在1769年实现了关键性突破——将热能高效转化为机械动力，这不仅极大地提升了生产力，还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的运行方式。在纺织业中，机械化设备的引入使得生产效率相比传统手工方式提升了惊人的400%，生产成本大幅下降，产量迅速增长。与此同时，工业化进程加速了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城市化率从工业革命前的约17%急剧上升至52%，大量人口聚集于新兴工业中心，彻底动摇了以农业为基础的传统社会结构。农耕社会体系逐渐瓦解，现代工厂制度随之诞生，强调分工、标准化和规模生产。这一阶段标志着生产方式实现了从手工劳动向机械化的历史性跃迁，重塑了全球经济格局，并构建起以工业国家为核心的全球贸易网络，为后续的科技与社会变革奠定了坚实基础。
2. 第二次工业革命（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是人类历史上科学技术与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革的关键时期，以电力与内燃机的重大突破为主要标志，引领世界进入一个全新的工业化与现代化阶段。电力技术的广泛应用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的能源利用方式，爱迪生发明的电灯不仅点亮了城市的夜空，更极大提升了生产与生活的便利性；而特斯拉所推动的交流电系统的建立，则成功实现了电能的高效远距离传输，为现代电网的形成奠定基础。同时，戴姆勒与本茨等人开发的内燃机和汽车，为人类开创了个人移动自由的新时代，彻底重塑了交通与地理观念。电力的普及使工厂逐渐摆脱了对蒸汽机的空间与动力限制，生产线效率大幅提升；内燃机的推广则催生了现代石油工业的兴起，并推动了全球物流与运输体系的建立。此外，电话、无线电等通信技术的突破性进展，进一步打破了信息传递的时空壁垒，加速了全球联络与经济一体化进程。这一系列重大技术创新不仅重构了产业格局，也深刻影响了社会文化、城市形态和日常生活方式。
3. 第三次工业革命（20世纪中叶以来），以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诞生与普及为核心标志，彻底重构了人类社会的文明形态。1946年世界上第一台通用电子计算机ENIAC的诞生，正式开启了全球数字时代的大门。互联网用户数量从1995年的约1600万人，迅猛增长至2023年的约53.6亿人，覆盖全球大部分地区。数字经济的规模持续扩大，目前已占全球GDP比重的15%，成为驱动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移动支付的广泛应用颠覆了传统金融交易模式，社交媒体深刻改变了人际沟通和社群建构方式，而远程办公的兴起则突破了地理空间对职业活动的限制，推动了工作形态的全球化与弹性化演进。
4. 第四次工业革命——人工智能正在深刻重塑当代社会格局并引领未来发展走向：
（1）技术突破与产业变革
深度学习算法的持续优化使得机器逐渐具备类人认知与决策能力，AlphaGo击败人类顶尖棋手、ChatGPT实现自然语言交互等里程碑事件，标志着人工智能时代已全面到来。中国在算力基础设施、数据资源规模和核心算法研发构成的“铁三角”体系中实现系统性突破，华为昇腾系列芯片与CANN计算架构在关键领域完成国产化替代，DeepSeek等大模型以“低资源消耗、高智力产出”的技术路线验证了高效能人工智能发展的可行性。
（2）经济社会影响展望
生产方式重构：人工智能不仅将替代程式化、重复性的脑力劳动，更将深入创作、医疗诊断与战略决策等复杂领域。通过挖掘与分析海量数据中的隐藏规律与关联模式，其部分能力已在特定场景中超越人类专家的认知边界。
治理体系挑战：技术决定论与人文价值之间的张力日益凸显，亟需建立符合人类根本利益的价值尺度，为技术系统设定发展准绳与伦理边界，以防止科技在缺乏道德约束的情况下危及人类文明存续。
发展模式转型：中国式现代化积极开拓“人工智能+多元赋能场景”的创新实践路径，借助算法层面的持续优化在一定程度上突破硬件算力瓶颈，为全球人工智能基础理论研究与产业落地提供新的范式参考。
（3）文明形态演进
人工智能的发展正从侧重于效率与控制的“工具理性”，逐步延伸至关注意义与伦理的“价值理性”，推动人类文明整体由工业文明阶段迈向以智能协同、人机共生为特征的智慧文明新阶段。在这一进程中，科技创新与人文精神的深度融合将成为21世纪社会主义文明形态构建的核心驱动力，并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辟更为广阔和光明的发展前景。
三、科学技术与中华民族复兴之路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历史性跨越，其发展历程堪称一部波澜壮阔的技术追赶与自主创新史诗。在初期阶段，中国通过大规模引进和学习国外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随后逐步转向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制造业体系。如今，中国不仅建成了全球门类最齐全、规模最庞大的工业体系，更在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等新一代技术革命中展现出强大的创新活力与竞争优势。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型升级的过程中，中国正以坚定的步伐加速向全球制造强国的目标迈进，为世界制造业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一）从“四阶爬坡”到制造大国：技术引进与创新驱动的演进之路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的技术创新与制造业发展历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呈现出清晰而连贯的阶段性跃升特征，这一过程被形象地概括为“四阶爬坡轨迹”。它系统而深刻地揭示了中国从一个技术追赶者逐步转向技术并跑者，并在多个关键领域中成为全球领跑者的历史性转变路径。这一演进既体现了国家战略的前瞻布局，也反映了企业和产业层面的持续努力与积累。
第一阶段为学习引进补短期（1978-1988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制造业基础极为薄弱，面临生产能力不足和技术创新能力滞后的双重挑战。这一时期的发展主题聚焦于“学习和引进”，通过大规模引入国外先进技术、成套设备以及生产线，快速弥补国内工业体系的缺口。同时，中国企业也开始初步接触并学习现代企业管理与市场运作理念。在这一阶段，技术引进支出与国内研发支出规模基本相当，显示出中国在发展初期对国际技术的深度依赖，以及国内对技术消化和吸收的强烈需求。
第二阶段是引进模仿改进期（1988-1998年）。在持续引进外部技术的基础上，中国企业逐步进入以“模仿—改进—再创新”为特征的深化阶段。通过对引进技术进行系统性消化、适应性改造和本土化迭代，不断提升产品质量与工艺水平。1992年以后，“以市场换技术”的政策导向进一步推动了外资技术与本土企业的融合，加速了技术本土化和产业能力积累的进程。
第三阶段为整合助推自创期（1998-2008年）。进入新世纪，中国技术创新的路径发生了重大转变。随着国内研发投入迅速增加并最终超过技术引进支出，加之国家明确提出“自主创新”战略，企业开始更加注重整合内外部技术资源，推进以集成创新为核心的自主研发。中国制造业逐渐在部分领域形成内生创新能力，为后续技术突破和产业升级奠定了重要基础。
第四阶段是自创迭代提升期（2008年至今）。这一时期标志着中国技术创新进入全面自主、迭代加速的新纪元。国内研发投入强度显著高于技术引进支出，企业不仅开展更广泛和深入的自主研发，还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借鉴国际前沿成果，对自有技术进行快速迭代与升级。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规模跃居世界第二，发明专利申请量连续多年全球第一，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提高，有力支撑了中国制造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的战略转型。
通过这四十年的持续努力与阶梯式攀登，中国制造业实现了从体量到结构的历史性跨越。自2010年起，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已连续十余年保持世界第一，占全球比重接近30%，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已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构建起从基础原材料、中间产品到终端装备的完整产业链条。这一庞大而完善的产业体系，不仅奠定了中国制造强大的抗风险能力，也使其在全球供应链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二）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的历史性跨越：人工智能驱动下的产业新跃迁
1. 虽然中国已经确立了全球制造大国的地位，但制造业整体仍面临“大而不强”的突出挑战，主要表现为自主创新能力相对薄弱、部分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高端供给能力有待提升等问题。为破解这些发展瓶颈，国家于2015年制定并发布了《中国制造2025》战略纲要，明确提出要以创新驱动为核心动力，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推动中国制造业实现三大根本性转变：即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从“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提升、从“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跨越。当前，以人工智能（AI）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正在成为中国制造业突破发展瓶颈、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关键赋能要素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2. 人工智能重塑全球制造业竞争新格局：作为引领未来的战略性前沿技术，人工智能已成为世界主要国家抢占科技制高点和提升产业竞争力的焦点领域。对中国制造业而言，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深度融合，不仅是重塑国际竞争优势、实现制造强国战略目标的关键路径，也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具有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特征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战略举措。中国发展“AI+制造”具有独特的双重优势：一方面，我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庞大、门类最齐全的工业体系以及超过600万家制造业企业，为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验证、迭代优化和规模化应用提供了丰富的场景资源和数据支撑；另一方面，我国算力总规模位居全球第二，5G基站、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加速普及，为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奠定了坚实基础。
3. “AI+制造”迈向深度融合与广泛实践：目前人工智能在制造业的应用正从初期的单点工具应用，加速向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运维服务等全流程、全产业链深度渗透。在技术赋能层面，重点面向工业实际需求攻关高性能智能芯片、构建完善的工业数据标准体系、开发面向特定行业的专用大模型，推动人工智能从通用技术向具备高可靠性、高安全性的工业级赋能平台升级。在应用落地层面，人工智能技术必须紧扣制造业提质增效、降本减存、安全保障、绿色低碳等核心诉求，形成可落地、可推广的典型应用场景。例如在智能矿山建设中，AI大模型能够实现对生产、设备、安全等全业务数据的融合分析与智能决策，大幅降低设备故障率，提高资源开采效率；在供应链优化领域，工业供应链大模型已帮助上万家重点企业实现精准预测、智能调度和降本增效。在融合发展层面，未来将推动人工智能与工业互联网、5G通信、数字孪生等新技术集群创新、协同赋能，使其从辅助生产工具向具有自主感知、决策和执行能力的智能系统演进，最终实现对制造业全价值链、全生命周期的深度赋能与重构。
4. 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转型升级：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驱动下，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路径更加清晰、动力更加充沛。高端化发展主要体现在突破高端芯片、工业软件等“卡脖子”技术瓶颈，并向研发设计、品牌服务等价值链高端环节延伸。2025年，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实现了9.2%和9.4%的快速增长，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持续提升。智能化转型成为中国实现“换道超车”的重要机遇，我国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场景和市场体量上已形成比较优势，有望在全球智能制造新赛道上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跨越。绿色化发展越来越成为产业新增长点，以新能源汽车、光伏发电、风力发电等为代表的绿色低碳产业快速崛起，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量突破1600万辆，产销量连续十一年稳居全球首位，国际竞争优势持续巩固。
四、科学技术与民营企业集群化创新
随着国家“科教兴国”战略的高水平推进与深入实施，我国进一步优化了整体创新生态环境，持续强化金融政策的有力支持，并系统性地完善人才培养与激励机制。在这一宏大背景下，作为我国市场主体中占比超过96%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企业不仅在经济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更日益成为集聚和整合各类创新要素的关键载体与核心平台。
中国的民营企业绝大多数由自主创业、勇于开拓的“企业家”或“管理者”实际经营，他们在角色定位、社会功能及价值追求上，与传统意义上以资本占有和逐利为核心的“资本家”存在根本性的差异，绝不能简单混为一谈。这些企业经营者以实际行动推动技术创新、服务社会需求、承担社会责任，其身份应被准确界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许多民营企业家通过实施被经济学家熊彼特称为“新组合”的创新行为——包括但不限于引进具有竞争力的新产品、积极探索和开拓新兴市场、广泛应用先进技术、构建现代化生产组织方式等——在实践中展现出显著的创新活力与适应能力。他们不仅是市场中的关键行动者，更逐步成长为推动我国科技自主创新、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的中坚力量和重要引擎。
民营企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核心地位，是推动科技自立自强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数据显示，民营企业贡献了全社会约65%的发明专利、70%的技术创新成果，并在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中覆盖比例高达80%，显示出其在细分技术领域的强大创新能力。同时，在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群体中，民营企业的占比已持续扩大至92%以上，成为我国创新主体的关键构成部分。
从研发投入来看，民营企业表现出持续的活力和增长态势。过去十年间，其研发支出总额实现了跨越式增长，从2012年的1200亿元大幅提升至2021年的6700多亿元，年均增速高达20.7%，显著高于全社会研发投入的平均增速。企业层面的创新活动也日趋活跃，2021年民营企业中开展研发活动的企业占比已达到37.8%，设立研发机构的企业比例接近四分之一，较十年前有了大幅提升，反映出创新正在成为越来越多民营企业的战略选择。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以全国工商联统计的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作为样本观察，其研发投入规模持续扩大。这些企业的研发费用总额在2023年已达到1.39万亿元，2024年进一步增至1.43万亿元，体量庞大且增势稳健。更值得关注的是，这批头部民营企业的研发投入占全国研发经费总支出的比例常年保持在较高水平，例如2023年占比达41.88%，充分体现了民营经济在国家和全社会创新投入结构中的关键分量与重要作用。持续多年高强度的研发投入，已经转化为一系列令人瞩目的创新成果。截至2024年底，前1000家民营企业所持有的国内外有效专利总数已攀升至142.81万件，其中高价值的发明专利数量达到59.46万件，不仅体现出专利产出的数量优势，更反映出创新质量的显著提升。与此同时，民营企业还积极参与国内外技术标准的制定工作。截至2021年底，全国已有超过600家民营企业的近千项企业标准被列为“领跑者”标准，突显了其在标准化建设中的先进地位。目前，由民营企业推荐的国际标准注册专家数量已突破1000人，牵头提出并获得正式发布的国际标准超过200项，显著提升了我国在全球标准话语权中的影响力。这些成就进一步强化了民营企业作为国家创新主力军的角色，也为中国经济长期发展注源源不断的科技动力。
民营企业通过持续的创新活力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凭借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和灵活的决策机制，民营企业能够快速捕捉行业需求变化，积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优化生产流程，提升运营效率，实现更精准的市场对接与资源配置。许多民营企业主动与高校、科研院所建立深度合作关系，共同搭建高水平研发平台，部分龙头企业还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围绕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展开协同攻关，有效推动实验室技术向可落地、可商用的产品快速转化。在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医药等前沿科技领域，民营企业已成为技术变革的重要引领者。例如，华为在5G通信领域专利数量位居全球首位；比亚迪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研发投入持续高速增长，引领绿色转型；DeepSeek（深度求索）等企业在人工智能核心算法与应用平台方面实现全面领先；大疆创新在消费级无人机市场占据全球领导地位；宁德时代在动力电池技术上不断突破；宇树科技在通用人形机器人领域实现重要进展等，均显示出民营企业强大的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民营企业的创新活力对于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通过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与研发投入，民营企业积极推动传统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已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主体和关键驱动力。在2024年前三季度，中国新设立的“四新经济”——即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民营企业数量达到271.8万户，占同期全部新设企业总量的40%，充分体现了民营经济在结构优化和创新引领中的重要作用。同时，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有84.5%的企业正积极推进绿色转型，广泛应用环保技术以降低能源消耗和排放强度，助力2024年全国万元GDP能耗实现同比下降3.8%。此外，民营企业在拉动经济增长、增加税收和创造就业等方面持续发挥关键作用，其创造的增加值、税收贡献以及就业岗位在全国总量中的占比稳步提升，成为稳定宏观经济、推动创新发展和促进高水平开放的重要力量。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及跨境电商等国际化平台，民营企业不仅成功将自身的创新产品、技术和服务推向全球市场，还为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注入新的活力，并积极促进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展望“十五五”时期，随着国家政策支持的持续加力和创新生态系统的不断优化，民营企业将继续依托科技创新，在加快新质生产力培育、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进程中承担更为关键的角色，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更多、更重大的贡献。（作者：全国政协原副秘书长 杨崇汇）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