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个美人胚子，可惜，性子太直。”小时候，我的耳边经常充斥着类似的评价。
也难怪别人这么评价我。我仗义、冲动，热血沸腾，激动有余、冷静不足。在路上看到欺负弱小的现象，我会冲上前阻止，哪怕自己本身就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听到家人议论社会不公的事情，我会愤愤不平，恨不得立马替受欺负的人说公道话。
“你老老实实待家里学点女红就行，不用管这些闲事！”母亲经常这么劝我。
我听不进母亲的话，但也理解她。母亲自己就是条爱憎分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女汉子，只要有余力，一定帮助贫弱。我崇拜母亲，她自己却不以为意。
“做人太直，要吃亏的。”母亲常这么对我说。“女孩子家，还是文静点好。”
帮助弱小，意味着自己也有被欺凌的可能。这个简单的逻辑关系我懂，可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性子，这是血液里流淌的，哪能说改就改？再说了，人生在世，就要活个畅快淋漓，有什么不好？
母亲见改变不了我，也拿我没办法，暗暗替我担心。不过，很快，她就用不着替我操心了。十三岁那年，一场瘟疫夺走了父母的性命，我成了没人养的孤儿。就这样，刚到豆蔻年华，为了生存，我沦落为官伎。
有宋一朝，官伎是一种职业，属于政府的制度，在官方筵席上为官老爷们唱歌献舞，卖艺不卖身。
我长得美，嗓子好，又善于演奏乐器，因此顺利进入这支队伍。正经家女子自然不会选这行但我身正不怕影子歪，再者，不做这个，我连口饭都吃不上，哪顾忌得了面子？
这天，我见到了久仰大名的黄庭坚。
尽管先前从没见过他，但他的名字时常钻进我的耳朵。别人常说他清廉正派、学富五车。朝廷上，他是为民造福的官员，坊间广为流传他为老百姓干实事的佳话；文化上，他是才华横溢的词人，和大才子苏轼并驾齐驱。
没想到，我会在当涂这个远离政治中心的小地方见到他。坐在筵席上的他德高望重、端庄大气，有股儒雅之风。只是，他的眉宇间为何有股挥之不去的忧愁？
在他和同僚的觥筹交错中，我渐渐听出原委，原来有人嫉妒他的才能，罗织莫须有的罪名诽谤他，他才落寞至此。
看到一位备受尊重的老人受到这样的冤屈，一股热血冲上我的脑门。我抱起琵琶，当庭演奏一曲《履霜操》。这是一首伸冤曲，歌词由唐朝文学家韩愈被贬潮州时创作，表达了自己“忠而见弃”的悲怨。我确信，饱读诗书的黄大人一定懂我的心意。
果然，在一声声急促激昂的旋律声中，他的目光久久停留在我的身上，眼睛慢慢湿润了。
“谢谢你，杨姝。”他动情地说。
他身边的一个官员问：“杨姝姑娘，为一个贬官喊冤，你不怕得罪朝廷吗？”
我看了一眼这位官员，他双鬓斑白，似乎比黄大人还老些，但目光锐利、神情坚毅，有种说不出的魅力。
“不怕。”我勇敢地迎上他质疑的目光，响亮地回答，“公道自在人心。”
他颔首微笑，没有说话。
聊了一会，我才知道，这位官员叫李之仪，和黄大人一样官场不顺。李之仪为前任宰相范纯仁——范仲淹的儿子写传记，这件事得罪了当朝宰相蔡京，将他从枢密院编修的位置驱逐到当涂，给他一份没什么薪水的闲职。
这种处分对他的影响很大了，不料，儿媳儿子相继去世，他的妻子因接受不了一连串的打击，不久也撒手人寰。当我见到李大人的时候，正值他人生的最低谷。
我同情李之仪的遭遇，也敬佩他明辨是非的精神。
“范宰相生前高风亮节、平易宽厚，位过其父，而几有父风，我虽因写他的传记而被贬，但并不后悔。”李大人坚定地说。
不知为何，一种莫名的情愫在胸膛翻滚。我敬佩像他这样刚正不阿的人，盼着能经常看到他。
渐渐地，我们走到了一起。一次，我们在长江边散步，他深情地为我赋词一首：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 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
后来，我成为了他的妻子，和他相伴一直到人生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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