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姜涛：精神疾病就像一场感冒，没什么可怕的，也没什么丢人的|医生|姜涛|心理科|抑郁症|精神分裂症

受访者：姜涛，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从事精神科临床已有30余年，担任精神科病房主任20余年。在多年行医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临床诊疗病例，在双相情感障碍、抑郁症、焦虑症、精神分裂症、睡眠障碍以及酒药物成瘾等多个精神科常见疾病方面有丰富的诊疗经验。著有《安定此心：我当精神科医生的12000天》。

采访者：学人scholar志愿者梁慧琳，陈晞怡对本文亦有重要贡献。

对于精神类疾病，药物没有决定性作用

学人：非常高兴有机会和您见面，您的新书《安定此心：我当精神科医生的12000天》读起来流畅又真诚，我们收获良多。首先想请您介绍一下，安定医院一线医生的日常工作状态、工作时长大概是什么样的？普通读者对此都不太了解。

姜涛：医生的工作挺忙的，尤其是一线门诊。一周有五个半天门诊，我们一个半天算一个单元，一个单元要接40到50个号，另外还有特需门诊，所以一周下来，差不多要接诊两百多位患者。剩下的时间要查房，给年轻医生的诊疗工作把关、做规范输出。另外还要做医联体支援，常规去平谷出诊，每两个月还要去一次内蒙古。

学人：面对这么庞大的日常工作量，您是怎么挤出时间、又是什么样的初心和动力，促使您完成了这本书的创作？

姜涛：我们医院里有走科研、教学、国际交流路线的高端人才，也有扎根临床、天天和患者打交道的医生。这份工作虽然累，但我始终抱有热爱。看了这么多年病、接诊了这么多患者，总得有一些总结和收获，不能就像流水线一样看完就过了。所以觉得应该留下一些内容，起码能对患者、家属，还有年轻医生有一些启示和帮助。

还有一个契机，有一位北医毕业的资深老教授，人特别敬业，一辈子兢兢业业，上个世纪手写了满满一屋子病历，就是想给后人留一份参考资料，结果因为身体不好早早离世了，这些珍贵的资料一直没能发表。现在他的学生在帮忙整理，但人已经不在了，很难再系统出版，我觉得特别遗憾。他那些珍藏的病历资料，现在还保存在我们院史馆里。

所以我就想，自己看了这么多患者、经历了这么多病例，这些积累下来的经验，应该分享出去，一是让患者和大众更了解精神疾病，二来也是对自己数十年临床工作一个交代，同时也能给刚入行的年轻医生一些实际的帮助和指导。

图源网络

学人：书里很多故事，都和青少年群体相关。想跟您请教一下，青少年群体是不是和精神类疾病有着更紧密的关联？

姜涛：主要是和情绪障碍相关，也就是起病于青春期、青少年时期甚至童年期的情绪和行为障碍。其实，这里存在一定的过度诊断，很多孩子18岁以后，有的会发展为抑郁症，有的会成为双相情感障碍，有的是强迫症、焦虑症，甚至会出现一些人格问题。

但我们也确实发现，近15年，青少年的情绪问题越来越多。世界卫生组织，还有精神疾病诊断相关的权威机构，也都证实青少年情绪障碍的发病率，要远远高于成年人群体。

学人：您觉得这个现象，生理层面的原因占比更大，还是更多源于当下的社会环境变化？

姜涛：社会变化和个体因素两方面都有。

青少年处于青春期，本身激素水平变化就非常剧烈，会带来身体、大脑皮层、大脑神经环路的一系列改变，再叠加外界的巨大压力，就很容易出问题。

这种压力，首先大家会想到升学压力，但我现在觉得，单纯的学习压力根本涵盖不了所有问题。现在还有人际交往的压力。现在的孩子很多是独生子女，小时候缺乏和他人社交的环境。

所以很多孩子发病，根源都在人际交往上，不会交朋友，面对校园霸凌不知道怎么应对，甚至想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被同学、老师厌恶，这些问题都会诱发情绪障碍，导致发病的孩子越来越多。学习只是一方面，我接触的很多孩子，核心问题都出在人际交往上。

《安定此心：我当精神科医生的12000天》

作者：姜涛

中信出版集团，2026年1月

学人：针对青少年情绪障碍的干预现状，您怎么看？

姜涛：说实话，现状不是特别乐观，很多时候甚至我会觉得无能为力，环境对这些孩子的容错率太低了。比如一年不上学，就要面对教育体系、教学内容、考试大纲的变化，重返校园的难度会成倍增加，很可能就再也回不去了。一年回不去、两年回不去，人生的赛道就彻底换了，没法再走常规的九年义务教育、升学路线，只能走提前招生、私教、职业教育这条路，人生轨迹完全不一样了。

最无能为力的一点，就是药物根本起不到决定性作用。药物只能在孩子焦虑、抑郁、难受的时候，缓解症状，但不可能让孩子吃了药就能顺利回到学校，这是绝对做不到的。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都特别替家长着急。

学人：作为孩子的家人、朋友，应该怎么去帮助他们，怎么正确看待这些情绪问题？

姜涛：首先是陪伴，其次是主动询问、耐心沟通。孩子遇到困难、挫折，出现情绪问题、异常行为，绝对不是单一原因导致的，和他的个人素质、教育背景、人格基础都有关系，很可能是应对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不足，或是人格基础存在短板。

我们要做的，是帮他修复能力、建立健全的应对模式，而不是一味地帮他埋怨外界。有些家长一遇到问题，就觉得是老师的错、学校的错、单位领导的错，甚至跑去和人争吵对峙，这只会耽误孩子，让他永远没法建立自己的应对能力。

《混沌少年时》

患者社会功能的恢复，比症状消失重要得多

学人：作为读者读这本书时代入感特别强，更好奇您作为主治医生，怎么和患者之间保持合适的心理距离？怎么面对和承接患者传递过来的负面情绪？

姜涛：时间是有力量的，职业历练多了，自然就能在共情和抽离之间跳进跳出。当然也会被感染，有时候患者说起自己的悲惨经历，我也会被带着走，但能很快抽离出来，不会一直陷在情绪里。时间长了，慢慢就会建立起自己的情绪防御机制。

学人：这是不是说，早期从业的时候也有过边界模糊、被患者情绪带着走的情况？

姜涛：对。那时候根本不知道怎么跟病人打交道，特别容易共情过度。有一次，一个住院患者是单位职工，住在重症病房，单位的人过来直接解除劳动合同，而且连基本保障都不给，我当场就跟单位来的人吵起来了。现在有独立医保就好多了。

还有一次，一个患者住院期间，他妻子把房子偷偷卖了，把人扔在医院不管，我还跟着律师一起帮他打官司。

现在回头看，这些事其实可能越过了医生的职业边界，甚至可能导致我的视角出现偏颇。现在再遇到这种事情，我就会严格按照法律和规矩来，不会再冲动越界了。

学人：您刚刚提到，药物只能起到缓解症状的作用，书里也有专门的章节讨论康复，其中关于县城中药师的故事里，有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真正的康复不在于症状消失，而在于让生活重新有了滋味”。在临床实践中，您是怎么界定“康复”这个概念的？

姜涛：以前我们界定“康复”，就是症状消失、临床痊愈，患者恢复了自制力、对疾病的认知能力，还有自我照料的能力，就叫痊愈了，根本没人去评判社会功能有没有恢复。

但最近20年，我们对患者社会功能的要求越来越高。现在我们的理念是，哪怕你还有幻听、妄想，还有一些残留症状，还有情绪波动，没关系，只要你能上班、正常工作，能适应家庭生活、正常社交、有自己的朋友，能融入社会，这就叫痊愈了。对患者来说，社会功能的恢复，远比单纯的症状消失重要得多。

《鸟人》

学人：这里说的“功能”具体指什么？

姜涛：功能包括很多维度，社会功能、家庭功能、人际交往功能，这些都是一个人社会化的基本要求。如果你只治好了症状，却丧失了这些社会化的能力，那这个人活在世上，其实是失去了很多意义的。

所以必须帮患者恢复工作或学习能力、人际交往能力——他得有自己的朋友圈、人际圈；还有家庭功能，他要回归家庭，承担起儿女、配偶、父母的角色，这些功能都恢复了，才能叫真正的痊愈、真正的康复。

学人：这种对康复的理解，是最近20年才慢慢形成的吗？

姜涛：对，对社会功能的重视，大概是2002年之后开始的。以前很多精神分裂症患者，症状治好了，社会功能却完全丧失了，要么是药物的副作用，要么是疾病本身的影响，根本没法回归社会。很多患者甚至到五六十岁了还要靠八九十岁的父母照顾。这样的案例太多了。

学人：那可不可以理解为，以前我们是把疾病当成一个必须彻底消除的问题，现在的理念转变成了和疾病共存？

姜涛：对，一定要让患者好好生活。患者首先是一个人，哪怕是病人，也要生活在社会上，也有享受生活的权利，我们不能因为治病，就把他享受生活的权利全部剥夺了。

学人：这种理念的转变，对医生的用药方案也提出了新的考验吧？

姜涛：对，现在我们用药，基本都会选择新型药物。过去的传统药物，相当于给患者做了“化学约束”，副作用太大，患者只能待在家里，困在封闭的空间里。新型药物的副作用相对更小，患者的接受度和耐受度更好，在治疗期间也不会有太强的抵触情绪，能更好地配合治疗，也更有利于社会功能的恢复。

学人：这种对康复理解的转变，除了用药方式，是不是也改变了您和患者、家属的沟通方式，还有后续的回访模式？

姜涛：没错，以前都是医生一言堂，现在必须和家属、患者一起商量，形成“治疗联盟”。要让患者理解用药的逻辑，愿意主动接受治疗，在可控的副作用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恢复社会功能。

学人：在临床上，您觉得最难恢复的部分是什么？

姜涛：最难恢复的，其实是人际交往能力和认知能力。不管是双相情感障碍、重度抑郁症，还是精神分裂症，如果病程拖到慢性、病情发展到严重程度，患者的认知能力都会出现明显衰退，很难独立完成一项学习或工作任务，能力下降会非常明显。

另外就是人际交往，他没法像普通人一样有来有往地沟通，没法做出对应的情感表达、语调变化，也没法把握社交里的进退分寸，要么说话直来直去、硬邦邦的，要么就直接回避社交。所以我一直觉得，最难恢复的就是认知和社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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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这种能力的下降，必然会换来外界不友好的回应。

姜涛：对，这就是典型的恶性循环。

学人：针对这两个最难恢复的部分，您在临床上通常会用什么方式帮患者改善？

姜涛：首先是让患者加入群体，比如广场舞队、跑步团，既能锻炼身体，又能获得社交的空间；也可以去游泳馆、社区康复机构，那里虽然有很多同类患者，但也有社区工作者、专业老师、社区医生，能帮患者做康复训练。最忌讳的就是把患者关在家里，那只会越来越严重。

另外就是让患者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哪怕不赚钱，只是送报纸、送快递、打扫卫生，有个事做，有个社会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学人：往往出现问题后，我们会到医院找医生就诊，但问题的解决，其实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形成一个完整的支持系统，您书里也提到了很多跨学科支持的内容，治疗从医院开始，但绝对不会在医院结束。

姜涛：没错。患者出院之后，大量的康复工作都要在家里、社区完成，但恰恰是社区康复这个环节，我国目前还相对比较薄弱。医院只能解决急性期的一部分问题，后续的恢复，大部分都要靠社区。不光是精神疾病，骨科疾病、糖尿病、高血压、脑血管病、心脏病，等等，其实更多的康复任务都在社区，但我们现在的社区医疗体系，这部分还是短板。

学人：国外的社区康复体系，会比国内更成熟吗？

姜涛：国外的模式我了解得不算特别全面，但他们普遍是“小医院，大社区”的模式，患者在医院住院的时间很短，病情稍微稳定就转到社区做康复，

哪怕是马来西亚这种经济不算特别发达的国家，也是这个模式。

我去过马来西亚的医院，他们医院里住院的患者很少，病情好转就立刻转到社区，社区的康复体系非常完善，能承接大量的康复患者。而且医院的医生，一周有三四天都在社区出诊，在医院的时间反而很少，所以急性期需要住院的患者也不多，医院不用承担太多康复的任务。

学人：在这种模式下，患者不用长期住在医院，对自己“病人”的身份认同，会不会也弱一些？

姜涛：对，患者天天回家，去社区就像上班一样打卡训练，下班就回归家庭，反而能保持更正常的生活节奏。

真正的人格障碍患者很少

学人：不管是读您的书，还是今天和您聊天，我们都频繁听到“人格”这个词。可不可以理解为，情绪问题发展为障碍，再进一步发展，就会演变成人格问题？

姜涛：人格是人生下来就自带的底色，在成长过程中，和社会、家庭不断互动、磨合，最终形成的一种固定特质，是性格、气质、兴趣爱好等特质的组合体，每个人都有自己独有的人格。

学人：很多人觉得人格是天生的、固定的、不可改变的，所以一旦说一个人有人格障碍，就觉得是他天生的问题；也有人觉得人格是后天形成的，这两种说法有明确的区分吗？

姜涛：人格障碍在人群中的占比其实不高，单纯靠后天环境形成的人格改变、最终发展为人格障碍的案例，其实很少。目前诊断标准里有16种人格障碍，我们临床接触最多的是B型人格障碍，也就是冲动型、自恋型、边缘型人格障碍这几种。

人格障碍是非常难纠正的，尤其是先天特质占主导的人格障碍，几乎很难彻底改变。人格的底色是天生的，但最终的成型，是18岁之前，在家庭、社会、学校的互动磨合中，一步步形成的。

学人：您接触过刚刚提到的冲动型人格障碍患者吗？

姜涛：这类人大部分都在监狱里，因为他们的暴力犯罪风险非常高。过去监狱里，暴力犯罪、杀人放火、强奸、故意伤害的犯人里，40%都是冲动型人格障碍。

我接触过一个案例，有个人看见出租车司机在偏僻地方随地小便（因为找不到厕所），就过去指责了两句，和这个司机起了冲突，直接把司机杀害了。这个人在监狱里跟我聊的时候，还觉得自己没做错，说“把街道弄脏的人就是社会垃圾，就该被清除”。

还有一个案例，是个律师，买彩票的时候，前面的人动作慢了点，他催了两句，对方呛了几句，还抓了他的衣领，他当场就用石头把人打死了。后来问他，他说“对方个子比我高，我不弄死他，他就会先弄死我”。这些都属于典型的冲动型人格障碍。

《小丑》剧照

学人：针对这类人格障碍患者，您的工作内容主要是什么？

姜涛：其实在临床中，精神科医生面对这类人格障碍患者，常常会感到棘手。老一辈的医生常说，这类问题药物治疗效果不好，而且这类患者根本不吃药、拒绝治疗，甚至都不能称之为传统意义上的“病人”。

但实际上，药物对这类人群的冲动、情绪失控等问题，仍然有一定的控制作用。我后来在监狱里看到，那些因为精神相关问题刑事犯罪的犯人，会被强制服药，不管你愿不愿意都要吃，这些人服药之后，情绪会明显平稳很多，所以我觉得药物还是有一定效果的。

至于大家常说的自恋型人格障碍（NPD），真正符合诊断标准的其实非常少见，这类确诊患者情绪攻击性强，风险较高。我们日常遇到的，大多只是有一些自恋型人格障碍的特质，严格意义上达到疾病诊断的，其实并不多，我在临床中也极少遇到。

学人：现在很多年轻人会用“自恋型人格”“回避型人格”这类标签来解释自己的行为、缓解社交中的焦虑，您觉得这算是一种精神需求，还是心理需求？

姜涛：这其实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不管是权威认同、情绪转换还是投射，本质上都是通过这种方式，缓解当下的焦虑。

精神疾病其实和高血压、糖尿病是一样的

学人：精神科和心理科、精神疾病和心理疾病，到底有什么核心区别？

姜涛：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精神科属于医学范畴，心理科属于心理学范畴，是两个完全独立的学科。

精神科主要针对的，是大脑神经基础、神经递质出现异常，带来的情绪、行为、思维的异常改变，患者可能因此无法自我照料，需要他人陪伴、监督，这类情况就属于精神疾病，需要药物治疗，包括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障碍、重度抑郁症、多动症、焦虑症，还有酒精、药物依赖等。

心理科主要针对的，是轻度的情绪问题，比如轻度焦虑、轻度抑郁，还有人际关系、社会交往中的困扰，以及轻度的人格相关问题，主要通过心理咨询来干预，不需要药物治疗。

当然，这两者是可以互相转换的。心理科解决不了的重症，或是轻度问题发展为重症，就要转诊到精神科；精神科患者急性期症状控制住之后，需要心理辅导、性格纠正、社交能力训练，就可以转诊到心理科继续干预，两者是互补的。

学人：结合我们刚刚聊到的社区康复，其实精神类疾病后续的康复工作，也需要心理科的深度参与？

姜涛：对，心理科的干预，是社区社会工作、康复工作里，非常核心的一部分。

学人：我们也发现，大众对精神类药物的误解非常深，关于这些误解，您想跟大家澄清些什么？

姜涛：大众对精神药物的误解，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把精神类药物和精神活性物质混为一谈。精神活性物质，也就是一类精神药品，比如吗啡、杜冷丁、美沙酮这类高成瘾性药物，还有部分安定类镇静催眠药，确实容易成瘾、容易出问题，很多人就把这些药，和常规的精神类药物画了等号。

但实际上，常规的精神类药物，包括抗抑郁药、抗焦虑药、抗强迫药、抗精神病药、心境稳定剂，这些药和大家吃的降压药、降糖药没有任何区别，都是治疗慢性病的常规药物，不是所有精神类药物都会成瘾，这是最核心的一个误区。

第二个误解，是觉得精神类药物长期吃，会把人吃傻、吃迟钝，所以很多患者不愿意长期服药。确实，这类药物会有一定的副作用，可能会带来迟钝感，但降压药、降糖药也都有副作用，比如现在常用的降脂药阿托伐他汀，还可能导致严重的肌溶解和肝损伤，大家却能接受，唯独对精神类药物的副作用过度放大，这是没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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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现在大众对精神疾病的认知，也呈现出两种极端：一种是依然恐惧、回避，谈之色变；另一种是把它当成了逃避生活压力的“出口”，觉得“我生病了，就可以不用面对这些压力了”。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姜涛：大众对精神疾病的认知、接受度，和社会的文明程度、经济发展水平是直接相关的。中国社会受儒家文化影响很深，大家习惯了“藏拙”，不愿意把自己不好的一面、脆弱的一面暴露给别人，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精神疾病都被污名化，大家不愿承认、不愿就医。

随着社会、经济、教育的发展，还有媒体的科普推广，大家对精神疾病的认知和接受度越来越高，但理解依然不够深入、不够准确。其实精神疾病和其他慢性病没有本质区别：糖尿病的病理基础在胰岛，我们能通过检测找到明确的异常；而精神疾病的病理基础在神经系统，只是目前的科技水平，还没法完全精准地定位它到底是哪个神经环路、哪个神经递质出了问题，看不见摸不着，所以大家才会对它有各种歧义，觉得它是“思想问题”“中了邪”。

等未来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能完全揭示精神疾病的病理学基础和病理生理过程，大家就会明白，它和高血压、糖尿病没有任何区别，就是一种需要规范治疗的慢性病。

学人：您刚刚提到了污名化的问题，您从业这几十年，亲身感受到的，大众对精神疾病的污名化，有什么样的变化？

姜涛：变化真的非常大。我是北京人，小时候在东城，大家老拿安定医院开玩笑，老师管学生，张口就来“你有什么毛病？要不要送安定医院看看？”。影视内容里也一样，《顽主》里有个桥段，警察盘问张国立饰演的于观，他说“我刚从安定医院跑出来”，警察立马就放他走了，都是拿安定医院、精神疾病做噱头，带着歧视、嘲笑和戏谑。

就连医生同行，也有偏见。我们上学的时候，大家都传“金眼科银外科，又脏又累妇产科，疯疯癫癫精神科”，都觉得精神科是最不入流的科室。我刚工作的时候，卫生局开会，主持人问“安定医院的到了没有”，底下一屋子人哄堂大笑。那时候，大家就算有精神问题，有医保也不敢用，生怕单位、家人发现，都是偷偷摸摸来看病。

现在不一样了，随着大家对精神疾病的认知提升，尤其是抑郁症、焦虑症，大家都能理解和接受了。现在很多家庭里可能就有一两个抑郁症、焦虑症的患者，是很常见的事。全国这类患者，估计有1.2亿，保守估计的话，平均十个人里就有一个，这个数字还是保守的，徐凯文老师说过，有1.4亿到1.5亿。

我特别喜欢现在的年轻人，对这件事的包容度非常高。

以前同学聚会我从来不去，能明显感觉到人家看不起精神科的医生。现在无所谓了，很多同行都认识到了精神科的作用，比如我耳鼻喉科的同学，手术做得非常成功，但患者天天找他，说自己不舒服，他实在没办法，就把患者介绍给我，我帮他解决了问题，他也慢慢认可了这个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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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几乎每个村都有大家口中的“疯子”

学人：您刚刚也提到，会去基层、下乡做医联体支援，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在基层的见闻和发现？

姜涛：其实特别颠覆我的认知。一开始我以为，农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慢节奏的田园生活，应该不会有太多焦虑抑郁的问题，结果去了才发现，那里的人，尤其是老年人，焦虑、失眠的问题特别多。

我在基层出诊观察到，来就诊的，要么是十四五岁的孩子，要么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中间年龄段的人特别少。老年人大多是失眠、焦虑，有的是躯体疾病伴发的情绪问题，有的是痴呆相关的症状；孩子基本是因为抑郁焦虑，没法上学。

我常去的平谷，环境特别好，是旅游休闲区，慢节奏生活特别舒服，农产品、水果都特别丰富，没想到睡眠障碍的患者会这么多。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孤独症这类疾病，反而不多，主要是抑郁、焦虑、失眠，还有农村的酒精、药物依赖、成瘾问题也非常突出。

学人：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参与基层支援的？

姜涛：非常早了，2004年我就已经在参与基层心理救援了。那年正月十五，春节刚过，很多人去密云彩虹桥玩，人太多，发生了踩踏。我下乡第一天，正好在怀柔值班，事故现场就在我们医院门口。当时情况特别紧急，伤者家属情绪崩溃，我们主要负责给家属做紧急的心理安抚和救援。

学人：这种突发公共事件的心理救援，具体是怎么做的？

姜涛：突发事故的紧急救援，首先要关注幸存者和家属的急性应激反应，还有后续的赔偿、安置相关的情绪问题。我们医院有专门的心理救援队伍，比如汶川地震这些重大事件，我们都参与过。

汶川地震的时候，我去了一个多月，去了重灾区，紧急救援阶段，我们会用EMDR（眼动脱敏与再加工疗法），帮患者尽快消融创伤记忆，后续的长期创伤后应激障碍，还需要持续的心理干预和救援。

学人：您从2004年到现在，参与基层支援已经20多年了，这20多年里，您觉得农村地区的精神疾病发病情况，有什么样的变化？

姜涛：农村的抑郁、焦虑、失眠的发病趋势，和整个社会是同步的，一直在上升，但诱因和城市不一样。城市大多是节奏快、压力大，农村节奏并不快，压力也没有城市大，他们的问题，主要来自养老、土地、宅基地、子女赡养这些事。

农村里，父亲告儿子、儿子告父亲的事特别多，过去那种孝顺的传统，在利益面前变得特别脆弱。因为宅基地、征地、房产这点利益，父子反目、亲人成仇的事太常见了，甚至有人因为这点事触犯法律。

学人：感觉乡土社会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些变化落在个体身上，带来的冲击反而比城市更剧烈。

姜涛：对，就是这样。

学人：那农村地区的精神卫生医疗环境，这些年有没有改善？

姜涛：已经改善太多了。2014年之前，很多农村的重症患者根本得不到规范的治疗。2014年国家启动了严重精神障碍管理治疗项目，投入了大量资金，各地都建起了精神病院，医疗条件、救治环境都好了太多。

学人：那农村地区对精神疾病的污名化，和过去相比，有变化吗？

姜涛：肯定还是有滞后，比城市要严重很多。大家还是不承认自己有精神疾病，主动就医的人非常少。每个村都有大家口中的“疯子”，发病的时候砸东西、搞破坏、放火、宰人家的牲口，行为特别激烈，家里要么不管，要么没人管，一般都是村委会、公安、村医给送到当地精神病院，强制治疗，而且是免费治疗。

精神疾病就像一场感冒

学人：现在很多人都在讨论，用AI技术辅助心理干预、精神科治疗，您怎么看待AI技术进入精神医学领域这件事？

姜涛：AI技术确实能帮我们做很多临床诊断的辅助工作，也能帮患者做基础的预判，让患者少走弯路、避免乱投医。

比如人脸识别技术，通过面部表情识别抑郁症，这个技术是可行的。抑郁症患者的面部表情、肌肉运动，和健康人是有明确区别的，要精准识别，需要纳入上千个面部肌肉的运动点位，这个靠人是绝对做不到的，只有AI能实现。目前这个技术还在发展，只纳入了几百个点位，未来随着大数据的积累，一定会成为一个客观、可靠的诊断辅助工具。

现在很多患者，做完量表之后，会去问AI，让AI给建议、给治疗方案，然后拿着方案来医院找医生。但这只是初级的应用，两个患者，都有抑郁症，症状看起来一模一样，AI给的治疗方案是一样的，但两个人的发病原因、个人情况、家庭环境完全不同，治疗方案也应该是完全不同的，这就是AI的局限。

AI的核心，还是逻辑运算和机器学习，输入的内容越多，它能输出的内容就越丰富。一个逻辑运算的过程，缺少情怀、温度和共情，这是它永远没法替代医生的核心。

当然，我国心理治疗资源整体仍较为紧缺。如果有 AI 能够陪伴患者交流，即便无法完全具备人的温度与情感共鸣，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患者缓解情绪、解决部分基础困扰。

《心灵捕手》

学人：您刚刚提到了大数据，我们也很想知道，目前国内精神疾病的临床数据库，现状是什么样的？

姜涛：目前我们的精神疾病数据库，整体还比较薄弱。像中风这类疾病，我们的数据库已经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世界上很多国家，包括美国，都要从中国的官方渠道获取相关数据，但精神疾病领域的数据库建设，和其他成熟学科比起来，差距还非常大。

学人：您从业这30余年，亲历了中国精神卫生医疗体系的巨大变迁，回头看这段历程，您最大的感受和理解是什么？

姜涛：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个行业从过去相对简单、粗放的诊疗模式，慢慢走向了对患者的重视、理解与尊重，国家和社会也在持续投入，整个行业一直在发展。虽然目前我们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但进步非常快，诊疗体系已经和国际先进水平接轨，甚至在某些领域，比如自闭症的诊疗与干预，我们的实践比国际上还要更先进。

学人：那您对这个行业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期待？

姜涛：我最期待的，是能有更多精准、可量化的生物学指标，为精神疾病制定专属的诊断标准，让这个疾病不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状态。另外，我也期待AI技术能在精神科诊疗中发挥更多作用，比如AI辅助的心理治疗，能替代一部分心理治疗师的基础工作，缓解目前心理治疗资源极度紧缺、患者需求无法满足的现状。当然，目前的技术还远远达不到这个水平，但它已经能帮我们做很多基础工作了。

说到底，精神科医生的责任任重而道远。我们要做的，就是尽早识别重症患者，做好早期干预和预防，尽可能阻断疾病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