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光明网
当下戏剧界最普遍的病症是“急功近利病”,此病之根,不在手快,而在心浮;最隐蔽、也是最致命的病是“唯上是从病”,此病之根,不在听话,而在依附;最典型的“时代病”是“技术迷信病”,此病之根,是把手段当目的,把炫目当深刻的本末倒置;关乎“创作生态”的病是“跟风模仿病”,创作者不再是搞创作,而是在“追风口”,不再是自我表达,而是在“蹭热度”。
沈勇
有病最怕的是讳疾忌医、不敢直面医生,总抱着侥幸心理硬扛,反倒让本可及时化解的病痛,越拖越难治。
戏剧界的病拖得也久了,当然病得也重了。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行业内早已心照不宣的现实。
表面上看,舞台热闹依旧,剧目纷至沓来,技术手段更是日新月异,跨界融合成为时尚标签。但仔细把脉,却发现戏剧界已深陷多重顽疾,急功近利成为创作常态,唯上是从成为生存法则,跟风模仿与技术迷信成为行业捷径。更可怕的是,这些病症已经被一些人视为“正常”,于是“病态”变成了“正常态”,这病也就越熬越重了。
戏曲舞台上令人眼花缭乱的LED背景屏。(图片源于网络)
五部委最新出台的《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规划(2026-2028年)》(以下简称“规划”),正是直指这些顽疾的一剂良方。它不是隔靴搔痒的倡议,而是对症下药的制度设计;它从立项、资助、评价、人才培养、院团发展等多维度制定系统举措,不是头痛医头的权宜之计,而是正本清源的系统诊疗。
是病就得治,治就要治到根上。
“急功近利病”
——让创作沦为“速成快餐”
此病之根,不在手快,而在心浮,这是当下戏剧界最普遍的病症。创作者不再沉下心来打磨剧本,不再深入生活体察人性,而是追求短平快的产出节奏。一年几部戏,戏戏要出新,结果却是题材雷同、手法雷同、情感雷同。为了赶节点、赶评奖、赶节庆,剧本写三个月,排练排一个月,台上一片繁华,台下观众一脸茫然。
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直接导致创作的“空心化”。作品没有了灵魂,只剩下形式。观众看不到人物的命运沉浮,感受不到戏剧的情感张力,只能看到一场场没有温度的“表演秀”。更可悲的是,“快出活、出大戏”的浮躁风气被行业默许,沉心创作的创作者反而被视作“落伍”,这使得戏剧创作离艺术初心越来越远。病得更深的是,这种“速成快餐”式的创作模式,已经成为行业常态——谁慢谁吃亏,谁精谁落伍。
《规划》从评价导向入手,推动院团将艺术品质、群众口碑作为核心考核标准,正是对这份浮躁的釜底抽薪。它告诉我们:戏剧不是流水线,创作不是赶场子。只有心沉下来,戏才能立起来。
“唯上是从病”
——让创作沦为“命题作文”
此病之根,不在听话,而在依附——依附于权力,依附于政绩,依附于功利,这是戏剧界最隐蔽、也是最致命的病。在一些地方,戏剧创作被异化为“政绩载体”,非艺术因素过度干预创作过程,资金投入背后,是一剧多能“既要、又要、还要”的硬性要求,艺术创作不得不让位于行政指令,剧本沦为各类功利元素的“拼贴本”。创作者成了被动的“命题写手”,舞台上大量出现的“地方宣传片”式的剧目,那些人物沦为政策传声筒的作品,正是此病最直观的病症。更可怕的是,这种“唯上是从”正在被一些人视为“政治正确”。谁听话谁有戏,谁迎合谁获奖。创作不再是艺术家与生活的对话,而是与功利的共谋,久而久之,创作主导权丧失,艺术判断力退化,病情越发严重。
《规划》明确要求斩断功利干预,建立专业立项论证机制,让艺术专家委员会把牢立项关——不是不让“命题”,而是让“命题”回归艺术规律。它告诉管理者:创作主导权,该还给艺术家了,唯有让创作者真正拥有“写自己想写、演自己擅演”的空间,舞台才能焕发真正的生命力。
“技术迷信病”
——让创作沦为“技术展示”
此病之根,是把手段当目的,把炫目当深刻的本末倒置。如果说急功近利是“心态病”,唯上是从是“体制病”,那么技术迷信就是当下舞台艺术最典型的“时代病”。在一些创作者眼中,技术成了万能的解药——文本单薄?用全息投影填补;表演乏力?靠数控升降台撑场;叙事断裂?拿炫目的灯光转移注意力。这种病的要命之处,在于它让创作者产生了错觉:以为技术可以替代艺术,以为炫目可以掩盖苍白。于是,戏曲舞台上用纪实纪录片取代写意虚拟,话剧舞台被歌舞填满,舞剧成了“音画史诗”——各艺术门类历经千百年锤炼总结出的本体语言,在技术的狂轰滥炸下逐渐被稀释、被消解、被遗忘。更荒诞的是,这种“技术堆砌”反而更容易获奖、更容易被认定为“创新”,导致更多创作者跟风模仿,陷入“谁炫谁有理”的恶性循环。
针对技术秀场,《规划》明确反对盲目炫技、伪跨界融合,从资金、立项上对技术堆砌说“不”。它提醒我们:技术是手段,不是目的;是工具,不是本体。技术越喧嚣,艺术越需要沉静。治不好“技术迷信病”,舞台再炫目,观众的心也是空的。
“跟风模仿病”
——让创作沦为“爆款复制”
此病与前三者不同,它关乎“创作生态”:急功近利是“赶”,跟风模仿是“抄”;唯上是从是被动的“服从”,跟风模仿是主动的“谄媚”;技术迷信是用硬件掩盖空洞,跟风模仿是用模板掩盖惰性。放眼当下的舞台,题材同质化、风格同质化、手法同质化、甚至于主创同质化都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脱贫攻坚火了,满台都是扶贫戏;党史题材热了,遍地都是“红色套餐”;某地一台“沉浸式”出圈,全国上下恨不得每个剧场都改成“沉浸式”。创作者不再是搞创作,而是在“追风口”;不再是自我表达,而是在“蹭热度”。
更可悲的是,这种跟风模仿不仅被包装成了“类型化创作”,而且还有很大的市场。他们理直气壮地说:“观众就爱看这个”“评奖就认这个”“别人这么排火了,我为什么不这么排?”可艺术的本质,从来都不是重复,而是发现;不是跟随,而是创造。看似剧目繁多,实则千剧一面,在观众产生审美疲劳的同时,戏剧也失去了多元创新的可能。
《规划》以“守正创新”为核心原则,要求各艺术院团深入研究本剧种、本院团的艺术特色与风格定位,强调“鼓励独立思考”“倡导艺术探索精神”,这正是面对这一病症开出的又一剂良方。它提醒我们:跟风永远只能吃别人的剩饭,模仿永远成不了真正的自己。舞台艺术如果只剩下“爆款复制”,那就离死亡不远了——而这,正是《规划》要救的。
病根挖出来了,方子也开出来了,剩下的,就是治。可话说回来,再好的规划,落不到实处,就是一纸空文;再猛的良药,病人不肯吃,也是白搭。是病就得治——这句话的真正主语,不是政策、不是文件,而是每一个身处行业之中的人。是创作者,肯不肯对“快”说“不”;是管理者,愿不愿对“上”说“停”;是院团,能不能对“炫”说“够”;是评论界,敢不敢对“抄”说“不”。
是病就得治。治,就从今天开始,从这一部戏开始,从自己开始。病不等人,拖久了,小病变大病,大病一定会变成绝症——到那时,再好的规划也救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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