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州石窟遗迹和“凉州模式”
文 / 宿白
（1922年8月3日-2018年2月1日）
宿白，字季庚，著名考古学家、杰出的考古学教育家。
先生1922年8月3日出生于辽宁沈阳。1948年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生肄业，同年任职于该所考古学研究室，兼北京大学图书馆编目员。1952年任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副主任。1978年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1981年任博士生导师。1983年任北京大学考古系主任。曾任北京大学学术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长、文化部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专家。获北京大学第三届蔡元培奖、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终身成就奖。
先生是杰出的考古学教育家，终生致力于中国文物考古事业人才的培养。先生是北京大学考古学科主要创办人，20世纪50年代，指导多届考古训练班的教学工作，主持创设完整的中国考古学课程体系。新中国文物考古工作者无一不受教于先生，他是文物考古界“永远的老师”。先生主讲的多门核心课程，广为兄弟院校考古专业借鉴，在中国考古学学科的教学与实践方面起到引领作用。先生多年来指导了众多海外留学生，曾担任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客座教授，系统讲授中国考古学课程，产生了深远的国际影响。
先生笃信田野考古是考古学生命力之所在。先生不仅是北京大学田野考古教学的设计者，更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新中国建立伊始，先生就参加了雁北、东北和西藏地区的考古勘察，主持和指导了河南禹县白沙水库墓群、河北邯郸涧沟、河南洛阳王湾等遗址的发掘。尤为重要的是，对响堂山、敦煌、龙门、克孜尔、须弥山、云冈和栖霞山等石窟寺的系统勘测和记录，成为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的典范。
先生是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学科体系的开创者和大成者。他以一己之力，拓展了历史时期考古的多个领域，举凡城市、墓葬、手工业、宗教遗存、古代建筑、中外交流以及版本目录等，先生均有开创或拓展之功，后学得以循径拾阶而入。
先生开辟城市考古新局面。先生以考古资料为本，结合文献、舆图，复原了多座秦汉以后的古代城市，重点分析了隋唐宋元时期城市的形制、布局和等级制度，阐明了古今重叠型城市考古方法的普适性，揭示了中国古代城市有别于西方城市的特质。
先生确立墓葬考古新范式。先生对魏晋南北朝隋唐墓葬进行了全面的分区分期，从墓葬形制、随葬品组合等方面出发，充分结合出土和传世文献，系统研究了中古时期的墓葬制度，拓展了古代社会研究的视野。
先生将手工业遗存置于考古学体系之中。先生特别关注工艺技术的发展和交流，创建了陶瓷考古教学体系，开展了系统、持续的田野工作，将物质文化研究上升到探索手工业发展史及经济史的新高度。
先生创立宗教考古，对佛教寺院和石窟寺倾力尤多。先生选择典型石窟寺进行勘查记录，建立了中国佛教石窟寺的时空框架，开启宗教考古的新纪元。对意义重大的藏传佛教寺院，先生特予关注，第一次全面系统地研究了藏传佛教寺院的年代和历史文化价值。
先生最早将古代建筑纳入考古学领域。先生致力于将历史时期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应用于古代建筑的调查和研究，注重古建筑的断年分期、分区和类型，使古代建筑成为历史文化研究的可靠史料，引领了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新方向。
先生在中外文明交流研究领域成果卓著。先生以渊博的学识和宏阔的视野，辨明了众多的外来文物，探讨了中外文明的相互影响，是从考古材料出发开展中外文明交流研究的指导者。
先生深谙古代文献、精通版本目录。先生将考据学深厚素养与考古学分类方法相结合，在传统目录学的基础上，依据典籍、考古发现与传世文物，拓展了版本与目录学的研究领域，对雕版印刷和古籍版本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古学研究，为中国古籍版本目录学做出了独特贡献。
先生一生勤于著述，慎于刊布。正式出版的《白沙宋墓》、《中国石窟寺研究》、《藏传佛教寺院考古》、《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等著作，无一不是发凡创制的鸿篇巨著。《白沙宋墓》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出版的考古报告之一，学界奉为圭臬；《中国石窟寺研究》忠实地记录了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创建历程，是一部“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的著作；《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以两次入藏调查资料为基础，通过寺院建筑深入研究了西藏地区政教合一的历史背景，是西藏历史考古的奠基之作；《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充分利用传世与出土资料，厘清了中国雕版印刷早期和盛期的发展史，代表了中国在雕版印刷史研究上的新高度；《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蕴含着先生对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的缜密思考，体现了先生将考古材料与文献记载切实结合的治学之道。先生授业逾七十载，晚年将一生讲述辑为《宿白未刊讲稿系列》六种，为后人确立了课堂讲授的典范。
先生一生挚爱文化遗产，关心文物保护事业。先生多次致信国家领导人和文物主管部门，就重大文化遗产保护事项提出自己的意见与建议，并亲赴三峡等重大建设工程的考古工地指导工作。经由先生不懈的努力，芒康盐井、良渚古城等重要文化遗产得以保存或提升，其功在当代，其利在千秋。
先生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是学术上的“通儒”。先生深得中国传统治学之要，更具现代学术之长。在先生那里，考古学与其他人文学科融会贯通，浑然一体，“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先生的学识风范，是一座难以企及的高峰。
先生淳厚笃诚，止于至善，是道德上的“纯儒”。自青年时代进入北京大学，先生在北大度过八十载，历经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变革，始终沉浸在中国考古学的教学和学术之中，以学生培养和学术研究为己任。先生是一位纯净的学者，他没有将任何一天浪费在与教学和学术无关的活动中，也没有做过任何一件与教学和学术无关的事情。先生对北大怀着深沉的感情，生前已将他的全部藏书捐给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以报答北京大学的哺育。
先生的生命早已与考古学连为一体，他将他的全部精力奉献给了中国考古事业。他对中华文明和传统文化怀有深沉的景仰和挚爱，持有言语难以表达的亲情和关切。他将全部知识和智慧留给了后来者。他尽一个学者之所能，报效了他的祖国。他是一座永远的灯塔，指引后学前行的方向。
此人只应天上有，从此世间无先生。
宿白先生代表论著：
宿白先生的专著：
《白沙宋墓》，文物出版社，1957年；
《敦煌七讲（油印本）》，敦煌文物研究所，1962年；
《三国-宋元考古（上）》，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1974年；
《中国美术全集·墓室壁画》，文物出版社，1989年；
《中国美术全集·新疆石窟壁画》，文物出版社，1989年；
《中国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1996年；
《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文物出版社，1996年；
《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文物出版社，199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大考古发现（1949～1999）》，文物出版社，1999年；
《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年；
《白沙宋墓（第二版）》，文物出版社，2002年；
《张彦远和〈历代名画记〉（宿白未刊讲稿系列）》，文物出版社，2008年；
《中国古建筑考古（宿白未刊讲稿系列）》，文物出版社，2009年；
《汉文佛籍目录（宿白未刊讲稿系列）》，文物出版社，2009年；
《中国佛教石窟寺遗迹——3至8世纪中国佛教考古学（宿白未刊讲稿系列）》，文物出版社，2010年；
《汉唐宋元考古——中国考古学（下）（宿白未刊讲稿系列）》，文物出版社，2010年；
《考古发现与中西文化交流（宿白未刊讲稿系列）》，文物出版社，2012年；
《白沙宋墓》，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
《中国石窟寺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
《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
《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
《藏传佛教寺院考古》，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
《宿白讲稿（上、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
宿白先生的论文：
《颛顼考》，《中国留日同学会季刊》第5号，1943年9月；
《少昊考》，《北大文学》第1辑，1943年；
《汉魏间人对于诸葛武侯之评论》，《中国留日同学会季刊》第9号，1944年11月；
《曹魏孙吴校事制补遗》，《大公报·文史周刊》，1947年9月24日；
《八年来日人在华北诸省所作考古工作记略》，《大公报·图书周刊》1947年1月11日、1月18日；
《 <万安北沙城> 提要》，《大公报·图书周刊》1948年8月23日、8月30日；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朝鲜、日本善本书录》，《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录》，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年；
《敦煌莫高窟中的“五台山图”》，《文物参考资料》1951年5期；
《浑源古建筑调查简报》，《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局，1951年；
《莫高窟大事年表》，《文物参考资料》1951年5期；
《朝鲜安岳所发现的冬寿墓》，《文物参考资料》1952年1期；
《展览会中的一部分美术史料》，《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9期；
《 <莫高窟记> 跋》，《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2期；
《“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新发现的大同云冈石窟寺历史材料的初步整理》，《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56年1期；
《参观敦煌莫高窟第258号窟札记》，《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2期；
《从许昌到白沙》，《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4期；
《魏晋南北朝至宋元考古》，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考古学基础》，科学出版社，1958年；
《南宋的雕版印刷》，《文物》1962年1期；
《永乐宫创建史料编年——永乐宫札记之一》，《文物》1962年4、5期；
《元大都〈圣旨特建释迦舍利灵通之塔碑文>校注》，《考古》1963年1期；
《永乐宫调查日记——附永乐宫大事年表》，《文物》1963年8期；
《居庸关过街塔考稿》，《文物》1964年4期；
《赵城金藏和弘法藏——释藏杂记之一》，《现代佛学》1964年2期；
《记新剥出的蓟县观音阁壁画》，《文物》1972年6期；
《丝绸之路——汉唐织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出土文物展览工作组编《丝绸之路——汉唐织物》文物出版社，1972年；
《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迹——鲜卑遗迹辑录之一》，《文物》1977年5期；
《盛乐、平城一带的拓跋鲜卑-北魏遗迹——鲜卑遗迹辑录之二》，《文物》1977年11期；
《云冈石窟分期试论》，《考古学报》1978年1期；
《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考古》1978年6期；
《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鲜卑遗迹辑录之三》，《文物》1978年7期；
《敦煌莫高窟早期洞窟杂考》，《大公报在港复刊卅周年纪念文集（卷上）》，香港大公报，1978年；
《石窟寺考古的回顾》，《文物》1979年10期；
《调查新疆佛教遗迹应予注意的几个问题》，《新疆史学》1980年1期；
《唐五代时期雕版印刷手工业的发展》，《文物》1981年5期；
《 <大金西京武州重修大石窟寺碑> 的发现与研究——与日本长广敏雄教授讨论有关云冈石窟的某些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2期；
《西安地区唐墓壁画的布局和内容》，《考古学报》1982年2期；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敦煌—— <敦煌两千年> 之一》，丝绸之路考察队编《丝路访古》，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
《太原北齐娄叡墓参观记》，《文物》1983年10期；
《“鲜卑”遺跡研究の現狀と新發見》，奈良県立橿原考古学研究所《橿原考古學研究所紀要·考古學論攷》第10册，1984年；
《隋唐城址の类型》，奈良県立橿原考古学研究所《橿原考古學研究所紀要·考古學論攷》第10册，1984年；
《独乐寺观音阁与蓟州玉田韩家》，《文物》1985年7期；
《北宋的版画》，《荣宝斋三十五周年纪念册》，荣宝斋，1985年；
《凉州石窟遗迹和“凉州模式”》，《考古学报》1986年4期；
《东阳王和建平公》，阎文儒、陈玉龙编《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
《三国两晋南北朝考古》，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6年；
《藏王墓》，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6年；
《中国境内发现的东罗马遗物》，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6年；
《中国境内发现的中亚与西亚遗物》，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6年；
《中国石窟寺考古》，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6年；
《东阳王与建平公（二稿）》，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四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法门寺地宫出土文物反映的一些问题》，《文物》1988年10期；
《中国美术全集·云冈石窟雕刻》，文物出版社，1988年；
《敦煌莫高窟密教遗迹札记》（上、下），《文物》1989年9、10期；
《敦煌莫高窟现存早期洞窟的年代问题》，《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89年20卷；
《北朝造型艺术中人物形象的变化》，《中国古佛雕——哲敬堂珍藏选辑》，觉风佛教艺术文化基金会，1989年；
《南朝龛像遗迹初探》，《考古学报》1989年4期；
《克孜尔部分洞窟阶段划分与年代等问题的初步探索——代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等《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一）》，文物出版社，1989年；
《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墓札记》，《宁夏文物》1989年总3期；
《隋唐城址类型初探（提纲）》，北京大学考古系编《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1952—1982）》，文物出版社，1990年；
《<《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1952—1982）>后记》，北京大学考古系编《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1952—1982）》，文物出版社，1990年；
《 <李君莫高窟佛龛碑> 合校》，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编《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
《元代杭州的藏传密教及其有关遗迹》，《文物》1990年10期；
《洛阳地区北朝石窟的初步考察》，龙门文物保管所、北京大学考古系《中国石窟·龙门石窟（一）》，文物出版社，1991年；
《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中国石窟·云冈石窟（一）》，文物出版社，1991年；
《西藏山南地区佛寺调查记——西藏佛寺调查记之二》，李铮、蒋忠新主编《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武威行——河西访古丛考之一（上、中、下）》，《文物天地》1992年1、2、3期；
《西藏日喀则地区寺庙调查记——西藏寺院调查记之三（上、下）》，《文物》1992年5、6期；
《北宋汴梁雕版印刷考略》，北京大学考古系编《考古学研究》（一），文物出版社，1992年；
《中国古代金银器和玻璃器（上、下）》，《中国文物报》1992年4月26日、1992年5月3日；
《我和北大图书馆》，庄守经、赵学文编《文明的沃土》，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张掖河流域13～14世纪的藏传佛教遗迹》，《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2期；
《西藏日喀则那塘寺调查记——西藏佛寺调查记之五》，王宗维、周伟洲编《马长寿纪念文集》，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
《西藏江孜白居寺调查记》，《庆祝饶宗颐教授七十五岁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3年；
《西藏寺庙建筑分期试论——西藏寺庙调查记之六》，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国学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拉萨布达拉宫主要殿堂和库藏的部分明代文书——西藏寺庙调查记之七》，《文物》1993年8期；
《呼和浩特及其附近几座召庙殿堂布局的初步探讨》，《文物》1994年4期；
《西藏拉萨地区佛寺调查记——西藏佛寺调查记之一》，王永兴编《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
《恒安镇与恒安石窟——隋唐时期的大同与云冈》，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中国石窟·云冈石窟（二）》，文物出版社，1994年；
《甘肃连城鲁土司衙和妙因、显教两寺调查记》，北京大学考古系编《考古学研究(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西藏发现的两件有关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文物》，《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年6期；
《西夏古塔的类型》，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编《中国古代建筑·西夏古塔》，文物出版社，1995年；
《阿里地区札达县境的寺院遗迹—— <古格王国建筑遗址> 和 <古格故城> 中部分寺院的有关资料读后》，北京大学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国学研究（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 <荒漠独行：西域探险考察热点寻迹> 序》，杨镰著《荒漠独行：西域探险考察热点寻迹》，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
《西安地区的唐墓形制》，《文物》1995年12期；
《建平公于义续考》，宿白著《中国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1996年；
《关于河北四处古墓的札记》，《文物》1996年9期；
《 <洛阳汉墓壁画> 序》，黄明兰、郭引强编著《洛阳汉墓壁画》，文物出版社，1996年；
《西藏发现的两件有关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文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十世纪前的丝绸之路和东西文化交流》，新世界出版社，1996年；
《记西藏拉萨札拉鲁浦石窟寺》，宿白著《中国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1996年；
《 <李君莫高窟佛龛碑> 三种拓本与两种录文合抄》，宿白著《中国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1996年；
《东汉魏晋南北朝佛寺布局初探》，田余庆主编《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
《隋代佛寺布局》，《考古与文物》1997年2期；
《定州工艺与静志、净众两塔地宫文物》，《文物》1997年10期；
《在“渤海文化研讨会”上的发言》，《北方文物》1997年1期；
《 <北宋皇陵> 读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北宋皇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
《 <新疆克孜尔石窟考古报告> 序》，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克孜尔千佛洞文物保管所《新疆克孜尔石窟考古报告（第一卷）》，文物出版社，1997年；
《新世纪中国考古学展望》，《文化月刊》1997年12期；
"Origins and Trends in the Depiction of Human Figures in China of the Fifth and Sixth Centuries.",China 5000 Years: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Arts, Washington: Solomon R. Guggenheim Museum,1988.
《 <文物> 月刊出刊500期纪念笔谈》，《文物》1998年1期；
《宣化考古三题——宣化古建筑·宣化城沿革·下八里辽墓群》，《文物》1998年1期；
《在闭幕式上的讲话》，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编《“迎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98年；
《我和中国佛教考古学》，张世林编《学林春秋——著名学者自序集》，中华书局，1998年；
《校园“故”事》，赵为民主编《青春的北大： <精神的魅力> 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Afterword.",The Golden Age of Chinese Archaeology: Celebrated Discoverie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ational Gallery of Art,1999.
《青州城考略——青州城与龙兴寺之一》，《文物》1999年8期；
《龙兴寺沿革——青州城与龙兴寺之二》，《文物》1999年9期；
《青州龙兴寺窑藏所出佛像的几个问题——青州城与龙兴寺之三》，《文物》1999年10期；
《南宋刻本书的激增和刊书地点的扩展——限于四部目录书的著录》，宿白著《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文物出版社，1999年；
《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影选辑拟目》，宿白著《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文物出版社，1999年；
《武威天梯山早期石窟参观记》，燕京研究院编《燕京学报（新8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保利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北齐佛像》，“保利藏珍”编辑委员会编著《保利藏珍——石刻佛教造像精品选》，岭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
《5·6世紀北中国における人物造形上の变化と諸問題》，東京国立博物館、朝日新聞社编《中国国宝展》，朝日新聞社，2000年；
《现代城市中古代城址的初步考查》，《文物》2001年1期；
《西部大开发中维修和保护新疆石窟寺遗迹应注意事项》，《中国文物报》2001年2月21日；
《大功德主苻（苻璘？）重修安阳修定寺塔事辑》，燕京研究院编《燕京学报（新15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日本奈良法隆寺参观记》，燕京研究院编《燕京学报（新15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 <考古学研究（五）> 序》，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考古学研究（五）》，科学出版社，2003年；
《四川钱树和长江中下游部分器物上的佛像——中国南方发现的早期佛像札记》，《文物》2004年10期；
《4至6世纪中国中原北方主要佛像造型的几次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文物局, 香港特別行政区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联合主办《走向盛唐——文化交流与融合》，康乐及文化事务署，2005年；
《试论唐代长安佛教寺院的等级问题》，《文物》2009年1期；
《试释云冈石窟的分期—— <云冈石窟卷> 画册读后》，《文物》2010年7期；
《编写龙门窟龛档案和考古报告应予关注的几个问题——以往学术工作的初步整理和培训实习工作的要点》，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石窟专业委员会、龙门石窟研究院编《石窟寺研究（第1辑）》，文物出版社，2010年；
《新疆考古发现与西域文明》，《文史知识》2010年1期；
《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文物出版社，2011年；
《唐代长安以外佛教寺院的布局与等级初稿》，宿白《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文物出版社，2011年；
《三记拉萨大昭寺藏鎏金银壶》，宿白《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文物出版社，2011年；
《有关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调查工作纪略》，宿白《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文物出版社，2011年；
《 <赵万里文集> 跋》，冀淑英、张志清、刘波主编《赵万里文集（第一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
宿白先生手书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金英美女士提供
佛教艺术从新疆向东传播，首及河西地区。河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魏晋以来在武威，即凉州。西晋译经大师竺法护往来河西、长安、洛阳间[1]，东晋中原地区的名僧道安（314—385年）谓其译经“寝逸凉土”[2]。“凉州自张轨以来，世信佛教[3]。四世纪中期，邺都有凉州博学沙门”[4]。其时张氏在凉州东苑置铜像[5]。373年，前凉统治者张天锡延揽月支人、龟兹人组织凉州译场，并亲自参加译经工作[6]。374年，道安在襄阳撰《综理众经目录》时，其《凉土异经录》中，已收凉州译经五十九部、七十九卷[7]。376年，前秦陷凉州，所遣凉州刺史杨弘忠崇奉佛教[8]。之后，武威太守赵正亦崇仰大法，忘身为道[9]。379至385年，道安在长安译经，译场的主力竺佛念是凉州沙门，佛念洞晓梵语，“符姚二代为译人之宗”[10]。这时，凉州僧人多西行求法。明确见于记载的有：竺道曼之去龟兹[11]；智严随法显西行，后又泛海重到天竺[12]；又有宝云曾抵弗楼沙国，东归后南渡江，“江左练梵莫逾于云”，晋宋之际翻传诸经多云所刊定[13]。四世纪末，龟兹高僧鸠摩罗什居凉州十七年（385—401）[14]，长安僧肇远来受业[15]。其后，罽宾高僧佛陀耶舍亦来姑臧，后秦末，耶舍还国犹托贾客寄经与凉州诸僧[16]。凉州佛教渊源已久，412年，沮渠蒙逊入据之前，已大有根基了。
武威天梯山彩塑坐佛与胁侍菩萨
“沮渠蒙逊在凉州亦好佛法”[17]。刘宋何尚之《答宋文帝赞扬佛教事》记蒙逊“末节感悟，遂成善人”[18]。《高僧传》卷二《昙无谶传》亦记“沮渠蒙逊素奉大法，志在弘道。”蒙逊子牧犍（亦作茂虔）亦重佛教[19]。故《魏书·高崇传附子谦之传》谓“凉国盛事佛道”，高谦之撰《凉书》记沮渠“国寺极壮，穷海陆之财，造者弗吝金碧，殚生民之力”[20]。沮渠时期西去求法的北凉僧人，见于著录的多达十余人，其中有蒙逊从弟沮渠京声[21]。在北凉译经的僧人，见于著录的亦多达十余人，有名的中天竺沙门昙无谶于421年到达姑臧，主持译场，道俗数百人，参与讨论[22]，沮渠时期的凉州，遂成为当时中国的译经中心之一。因此，沮渠藏经亦为当时人所敬重，南齐竟陵文宣王肖子良撰《净住子净行法门》，其第二十六章《敬重正法门》所举敬礼对象中列有“沮渠国大乘十二部法藏”[23]。
《大般涅槃经》第27卷（局部）
北凉昙无谶 译
纸本水墨，唐，26.4 x 853.4 cm
现藏于大英博物馆
重禅定，多禅僧，是北凉佛教的另一特点[24]，此后，南北习禅者多受北凉影响[25]。习禅多觅僻静之地，水边崖际开凿窟室更是禅行观影之佳处[26]。所以，佛教石窟之兴多与禅僧有关[27]。北凉既弘佛法，又聚禅僧，文献记载新疆以东最早的较具规模的开窟造像，始于沮渠蒙逊在凉州南山兴凿的凉州石窟，并非偶然之事。关于凉州窟像事迹，见录于七世纪道宣（596-667年）撰《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中[28]：
凉州石窟瑞像者，昔沮渠蒙逊以晋安帝隆安元年（397年）据有凉土二十余载，陇西五凉，斯最久盛。专崇福业，以国城寺塔修非云固，古来帝宫终逢煨烬，若依立之，效尤斯及。又用金宝终被毁盗。乃顾眄山宇可以终天，于州南百里，连崖绵亘，东西不测，就而斵窟，安设尊仪，或石或塑，千变万化。有礼敬者惊眩心目。中土有圣僧可如人等，常自经行，初无宁舍，遥见便行，近瞩便止，视其颜面如行之状。或有罗土坌地，观其行不，人才远之，便即踏地，足迹纳纳，来往不住。如此现相，经今百余年，彼人说之如此。
蒙逊所斵窟，可能是以佛像为主的佛殿窟。六世纪慧皎《高僧传》卷二《昙无谶传》记蒙逊为母造丈六石像云：
伪承玄二年（429年），蒙逊济河，伐乞伏暮末于枹罕，以世子兴国为前驱，为末军所败，兴国擒焉。后乞伏失守，暮末与兴国俱获于赫连勃勃，后为吐谷浑所破，兴国遂为乱兵所杀。逊大怒，谓事佛无应[29]。即欲遣斥沙门，五十已下皆令罢道。蒙逊为母造丈六石像，像遂泣涕流泪，（昙无）谶又格言致谏，逊乃改正而悔焉。
武威天梯山石窟第15窟石残像
（左图为1958年档案照片）
此事与道宣同时的道世在《法苑珠林·敬佛篇·观佛部感应缘》中，另有较详记录：
北凉河西王沮渠蒙逊为母造丈六石像于山寺，素所敬重。以宋元嘉六年（429年）遣世子兴国攻枹罕大败，兴国遂死于佛氏。逊恚恨，以事佛无灵，下令毁塔寺，斥逐道人。逊后行至阳述山，诸僧候于路侧。望见发怒，立斩数人。尔时，将士入寺礼拜，此像涕泪横流，惊还说之。逊闻往视，至寺门，举体战悸，如有犯持之者，因唤左右扶翼而进，见像泪下若泉，即稽首礼谢，深自尤责，登设大会，信更精到，招集诸僧还复本业焉。
慧皎、道世所记的“丈六石像”，大约即是道宣所记斵窟安设的“凉州石崖佛像”。按蒙逊自张掖迁姑臧，《资治通鉴》系于东晋安帝义熙八年冬十月。义熙八年即412年。兴国大败于枹罕的宋元嘉六年即429年。因此，可推断蒙逊开凿造像在412年至429年之间。蒙逊窟像的所在，从道宣记载知“于州南百里”。可是七世纪以后，此处窟像即不再见于著录。直到本世纪四十年代初，向达等先生才怀疑是武威东南九十多里的张义堡天梯山大佛寺[30]。1952年，甘肃冯国瑞等先生曾去调查。1954年，史岩先生又去勘查，确定了那里即是沮渠蒙逊创凿的凉州石窟的地点，但蒙逊所斵窟已不存在，可能毁于大地震（据云隋以来陇西一带平均每六十年有一次大地震）。
武威天梯山石窟勘察搬迁工作队部分队员与
常书鸿队长在第13窟大佛前合影
1959年12月4日
武威天梯山石窟及黄羊河水库全景
武威天梯山佛像
天梯山现存石窟十三座，其中编号第1窟和第4窟是北朝式的塔庙窟[31]。五十年代末，天梯兴建水库，甘肃省文管会对现存的石窟中几座重要洞窟进行拆迁保护。在拆迁过程中，发现上述两座塔庙窟最下层壁画比敦煌莫高窟现存早期洞窟的壁画为早，因此怀疑它是北凉的遗迹。这个怀疑是有道理的，这两座洞窟应予以特别重视。
武威天梯山石窟第一窟平面、立面示意图
武威天梯山石窟第一窟最下边的装饰
两窟没有发表实测图，现依据史岩先生的记录试作第1窟的示意图。第1窟宽4.78米、高5.15米。中央有方形塔柱，塔柱基每面宽2.27米。塔凿三层，每层各面各开一大佛龛，龛内各置后代补塑的坐佛一尊。塔柱前面和窟左右壁前端已崩毁，左壁残长4.48米，右壁残更甚，其全部长度已无法估计。该窟是否尚有前室亦不便推测。塔柱和窟右壁上方残存部分壁画。第4窟除塔柱凿出二层塔和壁画残存更少外，形制、布局均略同第1窟。此两窟的开凿时间，似应在蒙逊所创窟之后。第1窟的最下层壁画，据敦煌文物研究所保存的几幅摹本观察，供养菩萨的自由姿态和发髻、服饰的形式，与酒泉、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北凉石塔基座所雕的供养菩萨有相似处。摹本中还有一副两方连续的化生忍冬边饰，这是早期石窟纹样的罕见实例。
酒泉、敦煌、吐鲁番所出北凉石塔，现知有十座[32]。其形制皆八角基座，圆形塔身；从其中保存较完整者可知塔身之上，尚雕有相轮和宝盖。细部情况记录如下：
酒泉高善穆石塔
承玄元年（428年）建。高44.6、基座底径15.2厘米。八面基座每面雕供养人一身，左上端刻八卦符号。圆形塔身下部刻发愿文与《增一阿含·结禁品》，共三十六行。塔身上部（复钵）雕七龛佛像，一龛菩萨像。佛像皆着通肩服装，作禅定相，后有项光、身光。菩萨着有缯饰的宝冠，袒上身，有颈饰、臂钏，下着裙，交脚坐，后有项光和“靠背”。佛座为矮平莲座。圆拱龛，有龛柱，无龛楣。相轮之上有宝盖，盖顶刻北斗七星。
酒泉高善穆石塔
1969年出土于酒泉市石佛湾东北处
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
酒泉田弘石塔
承玄二年（429年）建。残高41、基座底径21厘米。八面基座雕刻与高善穆石塔同。塔身下部所刻经文亦同，残存二十三行。塔身上部残存三龛，皆佛像，服饰、姿态和龛式俱同高善穆塔。无佛座。圆形塔身以上部分佚。
酒泉田弘石塔
1969年出土于酒泉市石佛湾
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
酒泉马德惠石塔
承阳二年（430年？）建。残高34、基座底径16厘米。八面基座雕供养人物，中有武士装者；八卦符号刻在每面上端；供养人物右侧各刻有易卦象榜题。塔身下部刻经文同上两塔，共三十三行。塔身上部雕七龛佛像。其中四龛着通肩服装，作禅定相；三龛服装右袒，作说法相。七佛皆只具项光。一龛菩萨，着宝冠，袒上身，垂帔帛，有颈饰、臂钏和璎珞，下着裙，交脚坐，背后只具项光。佛为须弥座，菩萨坐藤座。尖拱龛，有龛柱、龛楣。自相轮以上佚。相轮下部的方柱上雕飞天八身。
酒泉马德惠石塔
1923-1935年间出土于酒泉市石佛湾子
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
敦煌南沙山石塔
修建年代不详。八面基座刻供养人物。中有武士装者。八卦符号刻在每面上端。塔身下部雕刻同以上诸塔。发愿文泐，行数不详。塔身上部仅残存龛中坐佛，服装姿态和龛式与马德惠塔同。无佛座。相轮三重以上佚。
塔敦煌南沙山石塔
1966年出土于敦煌南沙山塔龛
现藏于敦煌博物馆
酒泉白双咀[上口下且]石塔
缘和三年（434年）建。残高46、基座底径21厘米。八面基座刻发愿文与《增一阿含·结禁品》，存十七行。塔身下部雕八龛，六龛禅定佛像，具项光、身光。一龛交脚菩萨，一龛思惟像，后两龛像后皆有“靠背”。塔身上部雕七龛禅定佛像，具项光、身光。一龛交脚菩萨，有项光和“靠背”。佛坐须弥座。火焰龛。圆形塔身以上佚。
酒泉白双咀 [上口下且] 石塔
出土于甘肃省酒泉市
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酒泉程段儿石塔
太缘二年（436年）建。高42.8、基座底径12厘米。八面基座刻供养人物八身，无八卦符号。塔身下部刻发愿文和《增一阿含·结禁品》，共二十六行。塔身上部雕七龛佛像，只具身光，服装通肩与垂领相间排列，皆作禅定相。另一龛情况不详。佛坐矮平座。火焰龛，有龛柱。相轮之上的宝盖较宽大。
酒泉程段儿石塔
1969年出土于酒泉市石佛湾东北处
现藏于酒泉市肃州区博物馆
吐鲁番宋庆石塔
修建年代不详。高66厘米。八面基座刻供养人物八身，上端各刻八卦符号。塔身下部刻经文同程段儿塔，但经文标题作《佛说十二因缘经》，共三十五行。塔身上部雕刻和龛式同程段儿塔。佛坐莲座。圆式塔身以上佚。
吐鲁番小石塔
修建年代不详。高27.7厘米，基座底径不详。八面基座雕刻和塔身下部经文均同宋庆塔，但经文行数不详。塔身上部雕刻七龛佛像，形式同宋庆塔。另一龛交脚菩萨亦作禅定相。佛坐莲座。火焰龛，有龛柱。圆形塔身以上佚。
敦煌三危山石塔
修建年代不详。高40厘米。八面基座刻供养人物八身，右上端各刻八卦符号。塔身下部刻发愿文与《增一阿含·结禁品》，存十八行。塔身上部与吐鲁番小石塔同。佛坐须弥座。火焰龛。宝盖顶刻复莲。
敦煌三危山石塔
出土于三危山王母宫供桌内
现藏于敦煌博物馆
敦煌岷州庙石塔
修建年代不详。残高46、基底直径48厘米。塔身下部刻模糊的立像一列，其上为《增一阿含·结禁品》，再上为婆罗谜字经文。塔身上部存五龛，四龛为禅定佛像，服装通肩与垂领相间排列。一龛为交脚菩萨，有“靠背”。各龛间各雕一供养人像，现存三身，有比丘和著交领大衣的男供养人像。佛坐须弥座。圆形塔身以上佚。
敦煌岷州庙石塔
现藏于敦煌研究院
这批北凉石塔，最重要处是可增补天梯山1、4两窟已不存在的主要形象。石塔列龛中的主像是过去七佛坐像与弥勒菩萨交脚坐像，434年石塔出现思惟菩萨像。佛的姿态，428、429年两石塔都作禅定相，430年石塔出现说法相。佛的服装，通肩、右袒出现较早，436年石塔出现双领下垂内着僧衹支的服装。较早的佛像是矮平的莲座，434年石塔出现须弥座。弥勒菩萨皆作着宝冠、袒上身的交脚坐式，430年石塔弥勒菩萨已装饰璎珞。428、429年石塔无龛面装饰（龛楣）。430年石塔出现了尖拱龛面，434年石塔出现了火焰龛面。绝大部分石塔基座上的供养人物附刻有八卦符号；430年石塔在供养人物右侧还刻出与易卦象结合起来的榜题，例如“☰乾、父”、“☶艮、仲男”之类。最早的一座（428年）石塔，宝盖顶上还刻出北斗七星。这些东方传统的因素在北凉石塔上出现是值得注意的。它应与魏晋佛教形象杂有黄老道术的内容，有一定的联系[33]。
武威天梯山石窟窟内中心柱立面示意图
载于《武威天梯山石窟》
文物出版社
史岩先生在记录天梯山1、4两窟的中心塔柱时说它：“每层上宽下缩，此种样式与敦煌千佛洞略有不同，而在酒泉文殊山、民乐金塔寺则有同样的发现。”酒泉文殊山、肃南金塔寺，还有张掖马蹄寺共有十多处塔庙窟。这批塔庙窟，保存较好的早期洞窟，可以肃南金塔寺东窟、西窟和文殊山前山千佛洞为例[34]。
肃南金塔寺东窟
平面宽9.7、高约6米。窟内正中凿方形的中心塔柱。现因前壁崩毁，塔柱已暴露在外。残深7.65米。原有无前室不详。中心塔柱每面宽约4.5米。基座之上，每面各三层，每层皆有龛像。下层每面各开一尖拱龛，龛楣尾塑反顾的龙头。龛内塑一右袒坐佛坐于矮莲座上。龛外两侧，除北面塑二比丘外，其余三面均为二菩萨。龛上部影塑大型飞天。中层每面开圆拱浅龛三，龛内塑一着通肩或右袒的坐佛，西面中龛坐佛为交脚式。龛间各塑一菩萨，唯北面龛间塑千佛。上层东、南、北三面各塑一坐佛，佛后塑半身菩萨，间罅处塑千佛或菩萨，或飞天。西面只左右侧存飞天一身。前壁与窟口已崩毁。左、右、后壁残存壁画有三层，里面两层内容不详，最外层画千佛。
金塔寺东窟中心塔柱（局部）
肃南金塔寺西窟
平面略同东窟，但规模较小。中心塔柱基座以上，每面各三层，每层皆有龛像。下层除龛外无比丘、有武士外，大略同东窟。中层东、南两面正中塑通肩坐佛，西面正中塑思惟菩萨。东、南、西三面两侧各塑菩萨坐像四身。北面正中塑右袒交脚坐佛，两侧上部各塑两菩萨，下部各塑两比丘坐像。上层每面塑千佛或菩萨。前壁与窟口已崩毁。左、右、后壁残存壁画有三层，最里层画千佛。窟顶绕中心塔柱画供养菩萨，外侧绘满飞天。
金塔寺西窟中心塔柱（局部）
酒泉文殊山千佛洞
平面近方形，宽3.94、深3.8、高3.6米。窟内正中凿方形中心塔柱。有前室，宽略同于主室，深不详。中心塔柱每面宽2米。基座之上每面各两层，每层皆有龛像。下层每面各开尖拱龛一，龛内原塑坐佛一，龛外两侧各塑一菩萨。上层略同下层。前壁正中的窟口高1.68、宽0.53米。西、北两壁尚存壁画。北壁分上下两部分，上部画着通肩服装的千佛，下部画通肩或右袒服装的立佛十身。西壁中部画阿弥陀佛及观世音、大势至两菩萨。阿弥陀两侧上部画千佛，下部画供养人行列。窟顶绕中心塔柱画飞天与伎乐天。
上述所列三窟皆无纪年题记。肃南金塔寺东西两窟，据董玉祥、岳邦湖等同志描述其窟顶壁画和窟内塑像云：“菩萨与飞天均高鼻深目，体高肩宽，其画法是以朱色线条准确而又简练地勾出人物形体，衣饰部分施以石绿、浅黄或纯白等色，与敦煌早期壁画毫无共同之处。不仅壁画如此，其两窟内塑像，无论在人物形体或塑作手法上，也自成一格。在衣纹雕作上，多采用凹凸线条或圆线条，更增加了一种立体感和衣服的质感。另外，两窟造像大量采用高塑的方法，使一些造像贴壁而坐或凌云飞翔”。“金塔寺东、西两窟内所造菩萨与飞天的装饰，就各有六七种之多，如东窟中心柱中层东、西、南三面各龛外之菩萨服饰，就很少有两个是相同的。这些新的形式出现，将为研究我国早期石窟艺术造像方面，提供了新的资料。”由此知与敦煌莫高窟现存早期洞窟的绘塑不同。
金塔寺东西两窟中的飞天
他们描述酒泉文殊山前山千佛洞的壁画云：“佛与菩萨其面像都体格魁梧，具有早期作品的特征。布局概括简练。用色以土红、赭石、石绿、纯白、蓝、黑等几种颜料为主。其画法的特点，先以土红或白色刷出人物基本形象，再用较深的宽线在颜面和肢体边缘勾出轮廓，然后以红线或黑线勾勒，使其定形之后，用鲜艳而又浓厚的色彩，涂其衣裙和帔巾等饰物，裙纹除用黑线勾画外，又在其边缘用一种比底色较深的颜色，晕染一道，使其明暗分明，增加了强烈的体积感。与新疆克孜尔千佛洞以及敦煌272、275、254、259等早期洞窟内之壁画，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似乎也表示了文殊山前山千佛洞早于敦煌莫高窟现存早期洞窟的看法。
莫高窟第275窟壁画
北凉
莫高窟第275窟弥勒造像
北凉
此外，值得注意的还有千佛洞阿弥陀、观世音和大势至这组为敦煌莫高窟现存早期洞窟中所没有的题材；而这种题材，却以不同的译名——“无量寿佛”，出现在刘家峡市炳灵寺的西秦龛像中[35]。敦煌莫高窟现存早期洞窟的年代，我认为还以维持北魏时期的旧说为稳妥[36]。因此，早于敦煌莫高窟现存早期洞窟的这三座塔庙窟的开凿，有可能出自北凉时期；或是北凉亡后，这里沿袭了凉州佛教艺术的系统而开凿的。无论前者，抑是后者，这三座塔庙窟是考虑凉州式样的重要参考对象，应该是无可怀疑的。
炳灵寺169窟北壁一佛二菩萨泥塑造像
综合武威天梯山1、4两窟、酒泉敦煌吐鲁番所出北凉石塔和肃南金塔寺、酒泉文殊山前山这三座石窟的资料，我们初步考虑在我国新疆以东现存最早的佛教石窟模式——凉州模式，其内容大体可包括为以下几项：
1.有设置大像的佛殿窟，较多的是方形或长方形平面的塔庙窟。塔庙窟窟内的中心塔柱，每层上宽下窄，有的方形塔庙窟还设有前室，如酒泉文殊山前山千佛洞之例。
2.主要佛像有释迦、交脚菩萨装的弥勒。其次有佛装弥勒、思惟菩萨和酒泉文殊山前山千佛洞出现的成组的十佛（十方佛）、阿弥陀三尊。以上诸像，除成组的十佛为立像外，皆是坐佛。
3.窟壁主要画千佛。酒泉文殊山前山千佛洞千佛中现说法图，左壁说法图的主像是阿弥陀三尊；壁下部出现了供养人行列。
4.边饰花纹有两方连续式的化生忍冬。
5.佛和菩萨的面相浑圆，眼多细长型，深目高鼻，身躯健壮。菩萨、飞天姿态多样，造型生动。飞天形体较大。
左图：武威天梯山第4窟中心柱右壁下层龛外菩萨像
右图：武威天梯山石窟第1窟中心柱左壁下层龛外供养菩萨
距离凉州较近的早期佛教遗迹，还有刘家峡市的炳灵寺石窟。炳灵寺第169窟第六龛发现西秦建弘元年（420年）题记和“□国大禅师昙摩毗之像”的榜题[37]，知道这里最早龛像始于西秦。西秦411年迁都枹罕，即今临夏，炳灵寺位于枹罕之北约八十余里，其地古称唐述山，《水经注·河水》记其地云：
每时见神人往还矣，盖鸿衣羽裳之士，炼精饵食之夫耳。俗人不悟其仙者，乃谓之神鬼，彼羌目鬼曰唐述，复因名之为唐述山，指其密堂之居，谓之唐述窟。其怀道玄宗之士，皮冠净发之徒亦往托栖焉。
炳灵寺石窟核心区域远眺
图片转引自“飞鸟寺文管所”公众号
西秦禅师选此地造龛像，正是取其幽密，便于禅行。《高僧传》卷十一《玄高传》云：
（西秦乞伏）炽槃跨有陇西，西接凉土，有外国禅师昙无谶（或即上述之昙摩毗——引者）来入其国，领徒立众，训以禅道。
又记关中禅僧玄高也为乞伏炽槃所尊崇：
尊（玄高）为国师，河南（指西秦——引者）化毕，进游凉土，沮渠蒙逊深相敬事。
西秦高僧或从凉州来，或向凉州去，可见西秦佛教与凉州关系密切，而西秦于炳灵兴建龛像之时（420—431年），也正与北凉沮渠蒙逊在凉州南山斵窟安置佛像的时间（412—428年）相近，因此，参考炳灵西秦龛像，推测凉州石窟或许没有大误。
炳灵寺第169窟南壁
炳灵寺西秦龛像主要有1窟通肩立佛一身和169窟中的若干龛像[38]。两窟皆利用天然洞罅，并未斵崖开窟。现将上述两窟西秦和较西秦为晚的重要龛像，试分两期，简记其内容如下：
一期（属于420年或稍后）
窟龛号169:6平面横长方形龛。龛内塑右袒禅定坐佛和二菩萨，有榜题：“无量寿佛”“□观世音菩萨”“得大势志菩萨”。右壁上方画十方佛，其下画“弥勒菩萨”立像。弥勒之右画“释迦牟尼佛”立像，像下有供养人行列。释迦立像右上方为建弘元年（420年）题记，共二十四行。题记下方列供养人两行，上行第一身榜题“□国大禅师昙摩毗之像”，其后供养人榜题中有“乞伏□罡集之像”。
窟龛号1贴崖罅处塑通肩立像一身。现存二菩萨为明代塑像。
窟龛号169:7贴崖原塑二立佛，现存左侧通肩立佛一身。下方绘壁画八铺，自上：立佛二，通肩禅定坐佛及二菩萨，通肩禅定坐佛一，通肩说法坐佛及二菩萨，右袒说法“无量寿佛”坐像，“维摩诘之像”及“侍者之像”，通肩禅定坐佛一，以塔为背景的“释迦牟尼佛”“多宝佛”相对倚坐像。左下方绘壁画多铺，其中有右袒说法坐佛、二菩萨及胡人供养像一铺，该铺左上端有后来补绘的交脚菩萨坐像。
窟龛号169:9—11贴崖塑三立佛，一右袒，二通肩。左下方绘壁画多铺，有右袒坐佛及菩萨，通肩禅定坐佛。
窟龛号169:17西壁贴崖原塑一佛、二菩萨，现存右侧菩萨。右下方有思惟菩萨像一身。
窟龛号169:18西壁贴崖塑右袒立佛一身。
西秦建弘元年墨书题记
炳灵寺第169窟第6龛
炳灵寺第169窟第6龛供养人像
炳灵寺第169窟第11龛壁画
二期（较一期为晚）
窟龛号169:22贴崖原塑右袒立佛及二菩萨，现右侧菩萨佚。
窟龛号169:？位第22龛上方，贴崖原塑通肩禅定坐佛七，现存五身。
窟龛号169:3平面横长方形龛。龛内塑通肩禅定坐佛一，右塑菩萨，左塑力士。坐佛上端有飞天壁画。
炳灵寺169窟飞天壁画
炳灵寺第169窟北壁外侧下层泥塑坐佛三身
从上述可见西秦在炳灵尚无凿窟的作法，除贴崖塑绘，即作横长方形平面开口形式的浅龛。龛像布局皆以一铺为单位，各铺间没有联系，这显然比若干单位有系统的组合在一起的洞窟设计为原始。第一期各单位的主要佛像有释迦坐像、立像，二立佛、三立佛和无量寿佛，其次有十方佛，弥勒菩萨立像和思惟菩萨像，还有与较晚的其他地点形式不同的维摩诘卧床和侍者像及释迦多宝相对倚坐像等。第二期出现了七佛、交脚菩萨坐像和一菩萨一力士组成的胁侍像。这后一种胁侍组合既见于肃南金塔寺东窟、西窟，又见于敦煌莫高窟现存早期洞窟之一的257窟。而这种胁侍组合在炳灵第二期最晚的一组龛像之中。看来，炳灵第一期龛像比肃南金塔寺、酒泉文殊山前山千佛洞为早，是无可置疑的。因此，我们考虑凉州样式似可分为两个阶段：早期可参考天梯山残存的遗迹，酒泉等地出土的北凉石塔和炳灵第二期龛像。炳灵第二期龛像中最晚的如169窟第三龛的时间，大约已到了凉州式样的尾声阶段。
彩塑胁侍菩萨
凉州系统的窟龛造像，大多来源于今新疆地区。凉州节制西域由来已久，西晋末，中原战乱，四世纪中期，位于塔里木盆地北沿的龟兹和南沿的于田，这两个西域的重要佛教据点都诣姑臧朝贡[39]。384年，前秦吕光一度攻占龟兹后，经龟兹东来凉州和自凉州西去龟兹的僧人，日益增多，东来凉州的有名高僧有鸠摩罗什[40]、佛陀耶舍[41]、昙无谶[42]、昙摩蜜多[43]；西去龟兹的有僧纯、昙充[44]、竺道曼[45]。此时，凉州佛教也和于田关系密切。约在三、四世纪之际，已有凉州道人在于田城中写汉译的《时非时经》[46]。此后，昙无谶到凉州后又亲自去于田求《涅槃中分》[47]，沮渠蒙逊从弟安阳侯京声亦去于田取经[48]。此外，凉州僧宝云[49]、僧表[50]、惠榄[51]西去于田，智猛、昙纂也西历龟兹、于田后，东返凉州[52]。文献记录北凉僧人去于田者，尚有昙学、威德等八人[53]。其时，龟兹盛小乘，于田习大乘；龟兹多凿石窟，于田盛建塔寺。这两个系统的佛教及其艺术，于新疆以东首先融会于凉州地区。上述凉州式样的窟龛造像，正如实地反映了这个事实。
克孜尔石窟第188窟 (左) 及第189窟 (右) 壁画
沮渠蒙逊设置丈六大型佛像于石窟之中，炳灵贴塑大像于崖壁和天梯、肃南金塔寺、酒泉文殊山前山千佛洞等处的方形或长方形塔庙窟，应都与龟兹有关[54]，北凉石塔和凉州系统各窟龛所雕塑的释迦、交脚弥勒、思惟菩萨等，也都见于龟兹石窟[55]；文殊山前山千佛洞内壁面上下分栏的布局和中部以下壁面绘供养人行列的作法，也是龟兹石窟所习见[56]，值得注意的是凉州模式中保存较为完整的一处壁面——肃南金塔寺东窟中心塔柱西面的布局：下层为坐佛龛，上为交脚弥勒这一组形像，与拜城克孜尔石窟第80窟中心塔柱正面的设计极为相似[57]。文殊山前山千佛洞中心塔柱龛外与窟顶绘画或影塑大型飞天，前者多见于龟兹大像窟[58]，后者在塑像大部被毁的龟兹石窟中，虽然没有可以对比的资料，但在龟兹西南境外今巴楚东北的脱库孜萨来依发现的佛寺遗址中，出土了内容丰富的影塑，其中即有姿态类似的大型飞天形像[59]。
克孜尔石窟第80窟主室正壁壁画全景
克孜尔石窟第80窟主室正壁壁画局部
克孜尔石窟第8窟飞天壁画
炳灵寺和文殊山塑绘的立佛列像，既见于龟兹石窟[60]，又发现于时间略晚的和田拉瓦克塔院遗址中[61]。金塔寺、文殊山壁画满绘千佛。千佛在龟兹石窟流行较晚[62]，但为于田寺院流行的形像[63]。此外，文殊山所绘的阿弥陀和炳灵寺的无量寿、释迦多宝、维摩诘等形像，目前虽不闻于田有相同的遗迹，但都出自大乘佛典，且都可在于田找到有关情况。
丹丹乌里克遗址
载于《斯坦因第一次中亚考察报告：古代和田》
丹丹乌里克佛寺壁画残片
载于《斯坦因第一次中亚考察报告：古代和田》
和田东北丹丹乌里克和阿克特勒克等寺院遗址多出莲花化生形像[64]。按莲花化生，出于众生随九品行业，经过化生于莲花之中，始可往生极乐世界的信奉[65]，因知于田曾流行《无量寿经》或《阿弥陀经》。三世纪末，于田沙门直祇多罗译《维摩诘经》[66]；约为八世纪祥公所辑的《法华经传记》卷一引《西域志》记：“昔于田王宫有《法华》梵本六千五百偈”，又记于田
“东南二千里有国名遮拘槃国[67]。……王宫亦有……《法华》《大涅槃》等五部大经，并十大偈。……又东南二十余里，有山甚嶮难，峰上有石窟，口狡（狭）内宽，其内……《法华》凡一十二部，皆十万偈。国法相传，防护守掌”[68]。
看来，凉州系统的石窟中的大乘形像，应与于田及其以东关系密切。凉州系统的大乘形像，以最东边的炳灵寺为最突出。这一点，我们考虑还可以和当时长安佛教联系起来。四世纪末五世纪初，即沮渠佛教兴隆之前，东方佛教盛行关中。402年，鸠摩罗什在长安译《无量寿经》《贤劫经》；406年，又重译《法华》《维摩》[69]，后又注解《维摩》。罗什译经时，广集四方义学参与研讨者，多至三千人[70]，其高弟道融[71]、昙影[72]、慧观[73]各疏解《法华》，僧肇[74]、道融[75]、道生[76]各注释《维摩》，因此，当时长安对《法华》《维摩》之研讨论述，影响广远。我们怀疑炳灵壁画中出现早期形式的释迦多宝和维摩形像，很可能和这样的历史背景有关。如果上述推测无大差误，那么，距长安较近的炳灵窟龛出现较多的大乘图像，除了西方于田及其以东的影响外，很可能比凉州系统的其他石窟更多的受到来自东方长安的影响。至于五世纪前期的长安佛教及其造像，既有向西影响凉州的迹象，又有南下影响南方的文献记录，此饶有兴趣的问题，已超出本文研讨凉州模式的范围，容将另文讨论。
本文原载于《考古学报》，1986年第4期。
注释：
[1]参看《出三藏记集》（以下简作《祐录》）卷十三《竺法护传》；《高僧传》卷一《竺昙摩罗刹传》；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以下简作《佛教史》）第七章《两晋之名僧与名士》。
[2]见《祐录》卷七释道安《合放光光赞略解序》。
[3]见《魏书·释老志》。
[4]参看《祐录》卷九《渐备经十住胡名并书叙》。
[5]《太平御览》卷一二四引《十六国春秋·前凉录》：张天锡“三年（365年），姑臧北山杨树生松叶，西苑牝鹿生角，东苑铜佛生毛”。
[6]参看《祐录》卷七《首楞严后记》《开元释教录》卷四《总括群经录·前凉录》。
[7]参看《祐录》卷三《新集安公凉土异经录》和《佛教史》第八章《释道安》。
[8]《高僧传》卷五《释道安传》：道安“既达襄阳，复宣佛法，……四方学士竞往在师之。时征西将军桓朗子镇江陵，要安暂住。朱序西镇，复请还襄阳，安以白马寺狭，乃更立寺，名檀溪，即清河张殷宅也，大富贵者并加赞助，……凉州刺史杨弘忠送铜万斤，拟为承露盘。安曰，露盘已托汰公营造，欲迴此铜铸像，事可然乎。忠欣而敬诺”。按朱序西镇之年为377年，其前一年，前秦下凉州，379年道安离檀溪西入关，因知弘忠刺凉，即在376年以后不久。
[9]参看《高僧传》卷一《昙摩难提传附赵正传》。正字文业，《祐录》卷九道安《增一阿含序》：“外国沙门昙摩难提……以秦建元二十年（384年）来诣长安……武威太守赵文业求令出焉，佛念译传。”同书卷十三《昙摩难提传》作赵政。
[10]见《祐录》卷十五《佛念法师传》。
[11]《祐录》卷十一《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卷后又记云，秦建元十五年（379年）十一月五日，岁在鹑尾，比丘僧纯、昙充从丘慈高德沙门佛图舌弥许，得此授大比丘尼戒仪及二岁戒仪……凉州道人竺道曼于丘慈因此异事；来与敦煌道人……。”
[12]参看《高僧传》卷三《释智严传》。
[13]见《祐录》卷十五《宝云法师传》。
[14]参看《高僧传》卷二《鸠摩罗什传》。
[15]《高僧传》卷六《僧肇传》：“后罗什至姑臧，肇自远从之，什嗟无极。及什适长安，肇亦随入。”
[16]参看《祐录》卷十四《佛陀耶舍传》。
[17]见《魏书·释老志》。
[18]见《弘明集》卷十一。
[19]《太平御览》卷一二四引《十六国春秋·北凉录》记“（沮渠茂）虔为酒泉太守，起浮图于中街，有石像在焉。”蒙逊卒，茂虔嗣位后，凉州闲豫宫中译事犹盛，事见《高僧传》卷三《浮陀跋摩传》：“浮陀跋摩，此云觉铠，西域人也……宋元嘉之中达于西凉。先有沙门道泰志用强惈，少游葱右，遍历诸国，得《毗婆沙》梵本十有万偈，还至姑臧，侧席虚襟，企待明匠，闻跋摩游心此论，请为翻译。时蒙逊已死，子牧犍袭位，以犍承和五年岁次丁丑四月八日，即宋元嘉十四年（437年），于凉州城内闲豫宫中，请跋摩译焉，泰即笔受，沙门慧嵩、道朗与义学僧三百余人考正文义，再周方讫，凡一百卷。沙门道挺为之作序。”
[20]见《广弘明集》卷七《列代王臣滞惑解》。
[21]见于著录的北凉西去求法僧人有：沮渠京声，见《祜录》卷十四《沮渠安阳侯传》；道普，见《高僧传》卷二《昙无谶传》；道泰，见《祐录》卷二《新集经论录》和《高僧传》卷三《浮陀跋摩传》；僧表、法盛，见《名僧传》卷二六（据日释宗性《名僧传抄》，下同）；恵榄（览），见《名僧传》卷二十；法惠，见《名僧传》卷二五；昙学（静泰《众经目录》卷一、《大唐内典录》卷三皆作昙觉）、威德等八人，见《祜录》卷八《贤愚经记》。
[22]见于著录的北凉译僧有：昙无谶，见《祜录》卷十四《昙无谶传》；浮陀跋摩、道泰，见《高僧传》卷三《浮陀跋摩传》；僧伽陁，见《历代三宝记》卷九；道龚、法众、昙学、威德见《祜录》卷二《新集经论录》；智猛、昙篡，见《祜录》卷十四《智猛法师传》；法盛，见《开元释教录》卷四；慧嵩，见静泰《众经目录》卷一；沮渠京声，见《祜录》卷十四《沮渠安阳侯传》。此外，《祜录》卷二《新集经论录》另记有出于凉州敦煌的《决定毗尼经》，未审译经人名。又《开元释教录》卷四《总括群经录·北凉录》录北凉新旧诸失谦经有五十三部合七十五卷之多。
[23]《广弘明集》卷二七。
[24] [25]参看《佛教史》第十九章《北方之禅法净土成戒律》。
[26]参看佛陀跋陀罗译《佛说观佛三昧海经》卷三、卷七和沮渠京声译《治禅病秘要法》卷上。僧人习禅之窟或名定窟，定窟一辞最早见于昙无谶译《犬般涅槃经》卷三十。
[27]参看刘慧达《北魏石窟与禅》，《考古学报》1978年3期。
[28]此事又见道宣《广弘明集》卷十五《列塔像神瑞迹》。
[29]兴国重佛事，见《祐录》卷九《优婆塞戒经记》：“太岁在丙寅（426）夏四月二十三日，河西王世子抚军将军录尚书事大沮渠兴国与诸优婆塞等五百余人共于都城之内，请天竺法师昙摩谶译此在家菩萨戒，至秋七月二十三日都讫。秦沙门道养笔受。愿此功德令国祚无穷，将来之世值迂弥勒，初闻悟解，逮无生忍，十方有识，咸同斯誓。”
[30]参看向达《西征小记》，刊《国学季刊》七卷一期（1950年）。后收入《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论文集，三联，1957。
[31]参看史岩《凉州天梯山石窟的现存情况和保存问题》，《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2期。
[32]其中酒泉、敦煌所出八座，见录于王毅《北凉石塔》，刊《文物资料丛刊》（一），1977年版。吐鲁番所出两座，本世纪初为德人勒柯克（Lecoq）劫去，宋庆石塔见“Choischo”，图版60，1913年版。此塔与另一小石塔1982年曾运美国展览，见“Along the ancient silk routes”，图版7、8，1982年。
[33]《太平御览》卷一二四引《十六国春秋·北凉录》记沮渠茂虔任酒泉太守时在酒泉中街起浮图，其形制可据上述诸石塔推测。茂虔任职酒泉在420年至433年之间，其建浮图时正与石塔年代相若。北凉诸石塔以高窄的基座和粗壮的相轮为其特征。此种塔式与英人斯坦因（A. Stein）从若羌、焉耆劫去的小木塔极为近似（前者参看“Serindia，IV，图版32；后者见同书、卷，图版128），因知是当时新疆中部以东以南流行的塔式。敦煌、酒泉靠近该区，再东即未见实例。
[34]参看甘肃省文物工作队《马蹄寺、文殊山、昌马诸石窟调査简报》（董玉祥、岳邦湖执笔），《文物》1965年3期。史岩：《酒泉文殊山的石窟寺院遗迹》，《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7期。
[35]参看甘肃省博物馆、炳灵寺石窟保管所《炳灵寺石窟》，图版24，1982年版。
[36]参看拙著《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敦煌》，刊丝绸之路考察队《丝路访古》，1982年。
[37]参看《炳灵寺石窟》，图版17、24。
[38]参看《炳灵寺石窟》图版5—7、13—32。
[39]《晋书·张轨传附孙骏传》：“至骏境内渐平，又使其将杨宣率众越流沙伐龟兹、鄯善，于是西域并降。……焉耆、前部、于田王并遣使贡方物。”《通鉴》系此事于咸康元年（335年）末。同书《四夷·龟兹传》：“惠怀时，以中国乱，遣使贡方物于张重华”。
[40]参看《高僧传》卷三《释智严传》。
[41]参看《祐录》卷十四《佛陀耶舍传》。
[42]参看《祐录》卷十四《昙无谶传》。
[43]参看《高僧传》卷三《昙摩密多传》。
[44] [45]参看《祐录》卷十五《佛念法佛传》。
[46]《开元释教录》卷二《总括群经录·西晋录》：“沙门若罗严外国人也，译《时非时经》—部。经后记云：“外国法师若罗严手执胡本，口自宣译。凉州道人于田城中写记。房等皆云法矩译者，误也。既莫知于帝代，且附西晋录中。”
[47]参看《祐录》卷十四《昙无谶传》。
[48]参看《祐录》卷十四《沮渠安阳侯传》。
[49]参看《祐录》卷十五《宝云法师传》。
[50]参看《名僧传》卷二十六。
[51]参看《名僧传》卷二十。
[52]参看《祐录》卷十四《智猛法师传》。
[53]静泰见《众经目录》卷一。威德见《祐录》卷八《贤愚经记》。
[54]参看拙著《克孜尔石窟部分洞窟的类型与年代》，《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I，日文版，1983年。
[55]同上。
[56]如克孜尔石窟189窟主室左右壁，参看《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III，图版64、75，日文版，1985年。
[57]参看《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II，图版43，日文版，1984年。
[58]如克孜尔石窟47、48窟和新1窟窟顶壁画，参看《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I，图版152，158—160。又同书III，图版171。
[59]此寺址，1906年曾被法人伯希和（P. Pelliot）盗掘，所出大型飞天影塑见法人韩伯诗（L. Hambis）编辑的“Too-mchdur”I图版68:170，74:180—181，1961年。
[60]参看《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I，日文版，1983年。
[61]此塔院址，1900年英人斯坦因（A. Stein）、1928年德人特灵克勒（E. Trinkler）等皆曾盗掘，所出列像参看斯坦因“Ancient Khotan”（以下简称“斯坦因书”），图版13—15、17、18、40，1907年；德人格罗甫（G. Gropp）编辑的“Archäologische Funde aus Khotan. Chinesisch-ostturkestan”(以下简称“格罗甫书”）图93、99、105，1974年。塔院的年代，斯坦因推定为六世纪，时间虽略晚，当源于该地区或其附近的早期形像。
[62]见上揭《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I。
[63]如1900年斯坦因在丹丹乌里克盗掘的寺址，参看斯坦因书I，图29、同书II，图版3。又如特灵克勒在达玛沟北巴拉瓦斯特盗掘的寺址，参看格罗甫书，图76。
[64]丹丹乌里克所出化生形象，参看斯坦因书II，图版56、83、87。阿克特勒克所出化生形像，参看格罗甫书，图129。
[65]参看支娄迦谶译《无量清净平等觉经》卷三、康僧铠译《无量寿经》卷下、昙良耶舍译《观无量寿经》。
[66]《历代三宝记》卷七《东晋录》录西域沙门祇多蜜译经中有《维摩诘经》四卷。此祇多蜜即《祐录》卷七释道安《合放光光赞略解序》所记泰康七年（286年）赍《放光经》来洛阳之于由沙门祇多罗。参看日人羽溪了谛《西域之佛教》第四章《于田国之佛教》（贺昌群译本，1956年）。
[67]遮拘槃又译作遮拘迦，羽溪《西域之佛教》谓即斫句迦。斫句迦，斯坦因考其位置当在今若羌一带，参看斯坦因书I，89—92页。
[68]《法华经传记》引《西域志》所记遮句槃王宫事，应是442年鄯善王西奔且末以前的情况。参看冯承钧《高车之西徙与车师都善国人之分散》，《辅仁学志》十一卷一、二合期（1942年），该文后辑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1957年）。
[69]参看《历代三宝记》卷八《前后二秦苻姚世录》。
[70]参看《高僧传》卷二《鸠摩罗什传》。
[71]见《高僧传》卷六《道融传》。
[72]见《高僧传》卷六《昙影传》。
[73]见《高僧传》卷七《慧观传》。
[74]见《高僧传》卷六《释僧肇传》。
[75]参看《高僧传》卷六《道融传》。
[76]见《高僧传》卷七《竺道生传》。
本文综合消息来源：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武威市博物馆、武威市天梯山石窟保护研究所、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凉州文化研究院、考古学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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