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自杀未遂事件对校方起了明显的吓阻作用。他们没有处理我，连检查也没再让写，但我“好学生”的生涯就此也走到了尽头。
一方面，从那以后学校对我变得非常冷淡，比如我想请假，搁以前老师肯定会问为什么，还会提醒我星期几有什么课，现在，得，只一句话：行，你走吧！就是不管也不想管的意思。
另一方面，我对学校也彻底失去了兴趣，不可爱！没意思！想上学的那份心是一点也没有了，慢慢甚至发展到自暴自弃：好，你们不管我，我也不管自己。就一个劲地请假。有时明明只请了两天假，可总要在外面混四五天才回去。
不用说，这样较劲儿对抗，吃亏的总是我，那个郁闷，天天心里只盘算一件事，就是怎么离开学校。
家里人看我这样都挺着急，特别是我姐姐，她说再这样下去，这孩子就废了；不行，得有个什么法子变一变！
我姐当时在县里的乌兰牧骑当演员。那时的乌兰牧骑可是不得了，风光得一塌糊涂。“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轻骑兵”嘛，“无产阶级艺术的王牌军”嘛，哪像现在，只落得个给领导唱唱“堂会”陪陪酒的份儿？现在有的领导那叫“谱”，简直就是过去的王爷。
我们县的乌兰牧骑是全区最好的，我从小就看。我们那里71、72年才装上高音喇叭，偶尔能看到电影也是那几年的事，因此在很长时间内，看乌兰牧骑演出是我们唯一能过得上的文化生活。
我看乌兰牧骑其实就是看我姐姐，瞅着她在台上又唱又跳又演奏，心里那个叫个骄傲。
当然不止是骄傲，还有羡慕。
那是个人人都在大谈理想的时代，但谈出来的千篇一律，全都又大又空。真要说理想的话，15岁前我的最高理想就是：有朝一日能当上乌兰牧骑！
也是天意，由于在学校落魄，我的理想无意中撞上了我姐的心思。
那时内蒙古艺校招生，老师下来时都是乌兰牧骑接待。这一年——1975年——又来了，我姐就向老师推荐我，说我如何聪明，学习如何好，等等。面试时老师让我唱歌，我唱了两首民歌，其中一首就是前面说到的《送亲歌》，但似乎没有给老师留下深刻的印象；好在我还会打一点扬琴，就又打了会儿扬琴。
说实话，考完后我并没有心存什么期待，也不知道姐姐在不住地为我跑腿，想办法“开后门”。
结果就是那天姐姐突然来学校找我，说你考上了！
我开始有点犯迷糊，等明白过来后那叫大喜若狂！要知道当时县一中对我来说差不多相当于监狱，你说，还有比突然让一个囚犯逃离监狱更让他高兴的事儿吗？
我是站起身就走，跟谁都没打招呼，直接就回了家。宿舍里的学习和生活用品，包括被子啊，褥子啊这些大件头，也都顾不上拿了，统统扔下了。逃啊。
就这样，在我心理上陷入绝境，差不多已成了一个废人的当口，生活突然对我绽出了美丽的笑容。
一家人都欢天喜地，为我感到庆幸——不仅庆幸我摆脱了已经陷得太久的受挫的泥潭，也庆幸我有了一个踏踏实实的前程。后一条份量肯定更重，因为那会儿我们县还没有高中，而照我当时的情况，初中毕业肯定就没戏了，再往下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也曾自问过：你还能回去当一个牧民吗？还能当一个好牧民吗？说实话，一点底气都没有。现在好了，考上了专业学校，换句话说，我已得到了某种承诺：毕业后可以立刻牢牢地捧上国家的“铁饭碗”！
或许只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才能理会，得到这样的承诺在当时意味着怎样一种巨大的幸运！尤其是在我们那样的穷乡僻壤，又尤其是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
我不是一个志存高远的人，更不是一个能透过迷雾、看清明天的人，在当时，眼瞅着有了“铁饭碗”的保证，我已和我的家人一样感到心满意足。只是在我和历史一起磕磕绊绊地走出了足够远之后，在“饭碗”已不再是生活的最大压力、最高目标之后，我才真正看清了这一转折之于我的重大意义，或者说，它才向我呈现其真正的意义。
多年后我曾将这次转折表达为“命运之神向我伸出了爱的手”。这听起来有点酸，但不这样说就不足以强调我的看重——
假如没有这次转折，就没有我以后的艺术之路，也就没有我的今天！
说“命运之神”表明了我对某种不可知力量的敬畏，这和我对姐姐的感激并不矛盾。因为，我能有这么好的姐姐——包括这么好的哥哥，这么好的家人——本身就是我命运的一部分。“爱的手”把这一切凝聚在一起。所谓“幸运”，就是在关键时刻突然握住了一只爱的手。
我父母对我本已失望，这时态度立刻产生了变化。我去艺校报到时父亲将他的一套中山装送给了我，这在当时可是一件不得了的事；第二年父母又送了我一块手表，延安牌的，时价90元，就更不得了了。
我高兴得心里直痒痒但又有所不忍，就假假地谦虚了几句。妈妈说：拿着吧，我儿子现在的身份不同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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