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均过亿的外卖订单、月均近10亿的网约车订单、年超2000亿件快递……数字经济浪潮下，一个个庞大的数字背后离不开超2亿灵活就业者的日夜奔波。奔跑的外卖小哥、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群体用一个个“肩头”撑起城市日常运转的一部分。
正如全国政协常委、国家邮政局原局长马军胜所说，小包裹服务大民生，快递员已成为城市流动的“血液”。他不仅关注快递小哥群体，也关注如何发挥邮政行业的基础作用和优势，更好地服务社会发展。
近年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逐步改善，尤其是去年以来，多家大型外卖平台宣布为骑手缴纳社保，一些平台已在多个城市进行试点。
然而，劳动关系模糊、社保缺失、算法压榨、维权艰难、城市融入难等困境，仍如一道道鸿沟，横在一部分人前行的路上。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为这一群体奔走发声的代表委员很多，从制度完善到监管落地，从算法规范到社会包容，一场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托底的权益突围，正在持续进行中。
劳动身份“悬空”、社保缺位的情况仍存在
从1986年踏入行业，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邮政分公司归仁支局支局长殷勇，在基层邮政岗位坚守了40年，他深知社会保障对一个普通家庭的分量。今年，他的目光聚焦在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一心想为破解他们的权益保障难题发声，他希望，算法不再“算计”劳动者，让城市的建设者感受到温暖与尊重。
殷勇的外甥是众多快递小哥中的一员。这位80后快递小哥每天早上六七点出门，一直忙到晚上10点多才回家，节假日也是连轴转。每月六七千元的收入，单看数字不算少，可一家老小的柴米油盐、孩子的学费全靠这笔钱支撑，分摊下来并不宽裕。
谈起外甥的工作，殷勇的语气里不乏心疼。相较而言，邮政系统的快递员是按照国家标准缴纳养老保险、工伤保险等社保，权益得到充分保障。虽然外甥有工伤保险、养老保险，但自己承担的比例较高，对他来说压力不小，抗风险的能力低。几年前，殷勇的外甥在配送途中不慎发生意外，最终赔偿对方1.4万元，这几乎是他两个月的收入。
外甥的境遇在外卖小哥中并不鲜见。殷勇关注到，一些平台通过外包、分包的方式规避用工责任，让劳动者成为社保体系中的“边缘人”，一旦遭遇意外，整个家庭都可能陷入困境。
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快易洁家政服务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高华瑞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核心痛点之一，在于劳动关系的模糊界定。不少平台通过层层分包、转包的方式，规避直接用工责任，将风险转嫁给劳动者。
从事快递外卖等新就业形态的大多是年轻人。高华瑞直言，当下的社保空白，会让他们的养老保障成为未来的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金台律师事务所主任皮剑龙一直关注灵活就业群体的保障问题，几年前，他就曾提出，“关于灵活用工还有一个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就是这些新业态劳动者的身份没有得到确认”。今年，他进一步指出，传统劳动法“劳动关系/劳务关系”的二元框架，已无法适配新就业形态的用工特点，大量劳动者处于“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但受平台劳动管理”的状态，法律保障存在空白。
针对社保缴纳的现实难题，个别平台在初步探索中推出了养老保险补贴政策，由骑手自缴50%、平台补贴50%，让社保落地有了更多可能。
但现实的窘迫，让很多劳动者无力顾及长远。多名快递小哥向记者表示，活在当下对他们而言已是不易，身上扛着养家的重担，每一分钱都要花在刀刃上，没有多余的钱缴纳社保。
高华瑞也关注到了这一现实。她提到，保障体系的构建需要兼顾不同群体的需求：对将这份工作作为临时过渡的劳动者，要尊重其收入选择；对长期从业者，则要通过制度规范保障其长远权益。
她谈及，尤其是AI时代来临，未来对骑手、快递员等职业的需求可能降低，企业更应提供更多配套举措，为这些劳动者搭建转岗通道，保障他们的职业稳定性。
全国人大代表、宿迁市委书记盛蕾在调研中发现，社保缴纳的“两头不热”困境，成为摆在平台与劳动者之间的一道现实难题——平台缺乏硬性约束，不愿主动为劳动者缴纳社保；而劳动者多囿于养家糊口的现实压力，难以独自承担全额的社保费用，社保缴纳便在这样的博弈中屡屡缺位。
社保的缺位关乎劳动者的长远未来。最早进入快递行业的一线员工，已陆续进入退休年龄，其中，一些较为幸运的快递员因按时缴纳了养老金，如今每个月能领几千元退休金。“这些快递小哥的人生被稳稳托住了。”
盛蕾关注到，以外卖小哥为代表的灵活就业者多是处于“四季无休、三餐不定、两脚不停”的情况，他们大多正值青壮年，用青春与汗水浇灌生活、支撑城市运转，可若是长期不缴纳社会保险、养老保险，待到年华老去，又该如何安放晚年？这不仅是劳动者的个人忧虑，更是亟待破解的社会问题。
更令人忧心的是，城乡保障二元结构让部分劳动者陷入“两头无靠”的困境。一些从农村来到城市的劳动者，在城市未参与社保，因长期脱离农村，断缴了新农合、新农保，最终成为社会保障的“夹缝层”。
“新就业群体为大家的生活提供了太多便利，可他们的社会保障、社会尊重都还有很大差距。”殷勇直言，这些劳动者常年在城市打拼，却仿佛是城市的“过客”，难以真正融入，高强度的工作、微薄的收入、缺失的保障，让他们的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
算法“计算”之下，难以喘息的奔波
如果说劳动关系模糊、社保缺位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现实困境，那算法的“无形枷锁”，则让他们的奔波多添一分无奈。外卖骑手的分秒必争、网约车司机接单十二时辰，他们在以效率为名的“算法”的调配下，鲜有喘息的机会。
3月12日7点左右，来自黑龙江的网约车司机张一凡（化名）已手握方向盘，盯着手机里的派单系统，准备接单。这样七八点开工、日均约跑12个小时的日子，他已经过了整整三年。
每月1万元出头的收入，在网约车司机群体里算不错的水平，但这份收入的背后，是不停的奔波和一笔笔掰着指头算的“成本账”。张一凡庆幸的是车是自己买的。事实上，不少人开网约车的第一步是租车，在北京一些第三方公司，油车的租金3000多元/月，电车则需4000元/月到5000元/月，一年需要4万元到5万元，网约车司机每天需要先跑出来这部分钱。
平台较高的抽成是网约车司机需要面临的共同压力。张一凡所注册的平台抽成比例为25%-30%，“单越小抽成越少，单越大抽成越狠”。即便有其他抽成低至20%的平台，对应的单价也会更低，横竖都是难。好在平台也有零星的“福利”，早晚高峰等时段设置了免佣奖励。
张一凡给自己定了个每日小目标：每天跑够700元流水就收工，运气好的话，10小时内完成目标，提前2小时回家歇着。单越大，归家速度越快，想接大单，就得去火车站、机场这些地方蹲守，等待开“盲盒”，有时耗上几小时，等来的却只是一个起步价小单。他摸准了规律：“平台会算着来，派几个小单，才会分配一个大单，不会一直跑起步价，也不会一直给大单。”就这样，他每天在接单系统的调配下，绕着北京城兜兜转转。
“网约车市场早就饱和了，越来越难跑”。在他看来，现在网约车市场竞争激烈，是很多人的“退路”，失业的、创业失败的，都来开网约车，图的就是来钱快，能解燃眉之急，“今天跑1000元，明天就能提现”。
这也让他们只能顾住“眼前的苟且”。
“没有其他保险。”李师傅来自黑龙江的农村，在村里买了农村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在北京开车3年，并未购买人身意外险等额外保险。他说：“大部分网约车司机不愿意交养老保险。”他解释，钱到自己兜里最实在，把家里的日子撑起来，“现在就想多挣点钱，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个先来。”
在张一凡眼里，自己境遇还算不错，他还看到，有人为了收入更高，一天跑17个小时。
外卖骑手的处境亦是如此。他们大多靠时间换收入，在有限的时间里完成更多订单，才能拿到更多报酬。在平台“效率至上”的规则下，他们挣的每一笔钱都是被“计算”好的，高华瑞表示，配送从接单时起算，将商家制餐的耗时也纳入其中，超时即扣费的规则，让骑手不得不加速赶路，发生意外的风险进一步上升，“对外卖小哥的考核很严苛。”
值得关注的是，在一些平台上，大数据杀熟式计价、不合理的分派规则等，一定程度上挤压着他们的收入。
去年9月，电动自行车领域“新国标”执行，电动自行车最高设计车速不得超过25km/h。高华瑞表示，车子限速了，但平台的配送时间却未进行相应调整，外卖小哥不仅收入可能受到影响，而且还可能为了抢时间，进一步加剧交通意外风险。
高华瑞呼吁，平台企业应向相关部门公开涉及劳动调配、绩效考核等在内的核心算法规则，并接受第三方评估，让算法更公平合理，既保障劳动者收入，也遏制平台对商家的成本压榨。她期待，对平台算法规则的监管能尽快落地。
皮剑龙也看到，平台管理不规范，劳动者权益受损频发，算法管理规则不透明，部分平台存在抽成比例过高、随意调价、不合理罚款等问题，劳动者对工作安排、收入构成缺乏知情权和话语权。
对此，他建议，明确平台企业及其合作企业的用工责任，要求平台公开算法规则、抽成比例、奖惩机制等核心内容，杜绝不合理罚款和随意调价。
殷勇还关注到一个细节：老旧小区标识牌脱落、楼栋被树木遮挡，快递小哥找路的时间被无端消耗，最终却要为超时买单。他谈及，算法不应该成为压榨劳动者的工具，平台须公开核心算法内容，例如抽成比例等信息应透明化，让劳动者对自己的收入有清晰的认知。
更让劳动者无奈的是，个别平台“以罚代管”，稀释他们的劳动价值。配送晚了罚款，客户差评也要罚款，送一单赚几元，投诉一次罚款几十元，个别平台甚至将罚单作为创收手段。
但也看到，当前，外卖行业正在进行管理变革，推行“服务分”制度，以替代超时罚款机制，并在一些城市试点。然而，仍有不小的调整空间。
多方破局：为城市里的“奔跑者”托底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出台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保险的政策。
“这给外卖骑手、快递小哥吃了‘定心丸’。”殷勇说，这一政策不仅能让劳动者的权益得到保障，更能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尊重和政府的重视，增强服务的信心和动力。
从“分类完善灵活就业服务保障措施”到“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再到“出台支持参加职工保险的政策”，近三年来政府工作报告关于这一群体的表述变迁，彰显了国家对这一群体权益保障的持续关注，也为权益破局指明了方向。
这也让高华瑞充满期待。她认为，职工保险政策的落地，将从根本上明确劳动关系，进而推动劳动者收入、休假、福利等权益的全面规范。这不仅能大幅降低行业人员流动性，稳定从业队伍，还能倒逼平台根据单量合理规划用工规模，提升从业人员素质和服务质量，形成良性循环。
在代表委员的建言献策中，“完善立法、明确身份”为破局的首要任务。
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身份界定模糊的问题，皮剑龙建议，尽快制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法，将“劳动三分法”法定化，以“企业是否实施支配性劳动管理”为核心，明确劳动关系、新型用工关系、民事关系的界定标准。对受平台实质性管理的劳动者，赋予劳动法全面保障；对新型用工关系劳动者，制定专门的权益保障清单，明确报酬、休息、劳动安全等基本权益。
皮剑龙还建议，建立平台用工行为监管机制，对侵害劳动者权益的行为依法加大处罚力度，倒逼平台规范用工管理，履行劳动保障义务。
在社保方面，“探索灵活参保方式、压实平台责任”成为重要举措。
皮剑龙建议，健全社保保障体系，提高参保便捷性，比如，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流动性特点，推出灵活便捷的社保参保缴费方式，打通工伤保险、医疗保险等参保通道。探索建立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将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重点群体纳入保障范围，弥补工伤保障制度空白。
除了制度完善，劳动者的休息权利也被提上日程。全国人大代表、辽宁大学校长余淼杰关注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缺乏稳定休假保障，尤其是在节假日，以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更是“不敢休”。对此，他建议，健全平台经济劳动者“强制轮休”“最低休息保障”制度，即针对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明确每月最低完整休息天数。
与此同时，他还建议，鼓励平台企业通过算法优化和弹性补贴，确保劳动者在不明显降低收入的前提下实现“敢休假、能休假”。
维权渠道不通畅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面临的另一道壁垒。皮剑龙谈到，健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机制，简化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处理流程，降低劳动者维权成本，实现维权诉求快速响应、及时处理。
盛蕾认为，就业是“投资于人”的第一着力点，在此基础上，还需稳步保障居民收入、持续提升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水平。宏观政策的“组合拳”，最终的落脚点始终是托举每个鲜活的个体，让劳动者的奋斗有支撑、未来有盼头。
她呼吁，将超长期特别国债的投入重点向“人”倾斜，在桥、路、新基建之外，把普惠型、基础型、兜底型的社会保障作为重要的民生基础设施来建设，用长期资金解决长远的保障问题。
而在所有制度保障之外，社会的理解与包容，更是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融入城市的“暖心剂”。
殷勇呼吁，社会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多一点尊重和理解，一句“谢谢”、一份包容，就能让他们感受到城市温度。同时，平台企业应扛起社会责任，不仅要保障劳动者的物质权益，更要关注他们的精神需求，通过建立职业晋升通道、开展技能培训等方式，提升劳动者的职业认同感，让他们看到职业的希望。
凌晨的城市，微光渐起，当大多数人还在睡梦中，又一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踏上了奔波之路。他们也在期盼，一个“保障不落空，算法不‘算计’”的明天。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赵丽梅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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