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个大傻子!为了个瘫痪的老太婆连城都不回,你这辈子烂在这大山里吧!”

火车汽笛轰鸣,昔日的好友在车窗里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

我转过身,走向农场那间破漏的茅屋。

两年后,师母咽下最后一口气,死死抓着我的手说:“去后院梨树下,挖……”

01

1979年的那个冬天,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一样疼。

云南勐海的这个国营农场,已经彻底沸腾了。

大返城的红头文件一下来,整个知青点的人都疯了。

有人把洗脸盆高高抛向半空,有人抱着平日里最讨厌的农具又哭又笑。

大家都在收拾铺盖卷,四处托关系盖章。

只有我,林浩,坐在知青宿舍最阴暗的角落里,盯着手里那张薄薄的“回城指标申请表”发呆。

这张表,是我爹妈在城里求爷爷告奶奶,甚至托了厂长老婆的关系,才好不容易弄下来的。

只要场长签个字,我明天就能坐上那趟开往北方的绿皮火车。

离开这满是红土地、蚂蝗和无尽劳作的鬼地方。

离开这个让我待了整整六年,消耗了所有青春的深山老林。

可是,我的脚像灌了铅一样,死死钉在原地。

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是隔壁那间破土屋。

那是机修班老陈师傅的家。

老陈是我的师父。

四年前,刚下乡的我染上了极其凶险的急性疟疾。

连续高烧四十度,整个人烧得直抽搐,连场部的赤脚医生都说没救了。

是师父,那个平时三脚踹不出一个屁的糙汉子,硬生生把我绑在背上。

他深一脚浅一脚,在暴雨里背着我走了三十多里崎岖的山路,才把我送到县医院。

大夫说,再晚来半个钟头,我这条命就交代给阎王爷了。

从那以后,师父师母就把我当亲儿子看。

师母总是把家里舍不得吃的鸡蛋偷偷塞进我的被窝。

可是,半年前,师父在检修东方红拖拉机的时候,千斤顶突然滑脱。

几吨重的车身砸下来,师父当场就咽了气。

师母受不了这个刺激,突发脑溢血,虽然抢救回来了,但下半身彻底瘫痪。

她无儿无女,唯一的远房亲戚早年去了南洋,音讯全无。

如今,知青大潮退去,所有人都像逃难一样拼命离开。

如果我走了,躺在那间四面漏风的屋子里的师母,绝对活不过这个冬天。

“耗子,发什么呆呢?赶紧把表填了去盖章啊!”

同宿舍的王建国一把抢过我手里的茶缸,大声催促着。

“你要是再磨蹭,下午的最后一趟吉普车可就不等你了。”

我抬起头,看着王建国兴奋得发红的脸膛。

“建国,我……我如果走了,陈师母怎么办?”我声音沙哑地挤出这句话。

宿舍里原本喧闹的气氛瞬间安静了下来。

几个正在打包行李的知青都停下了手里的活,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我。

“林浩,你脑子进水了吧?”王建国把眼珠子瞪得溜圆。

“你非亲非故的,你管她死活?”

“老陈救过你是没错,但他已经死了!”

“难不成你为了报恩,要给自己找个瘫痪的老娘伺候一辈子?”

另一个平时跟我关系不错的女知青李萍也走过来,苦口婆心地劝我。

“林浩,回了城,咱们就有正式工作,能分房,能吃商品粮。”

“留在这山沟沟里,你连个媳妇都娶不上,你这是毁了自己一辈子啊!”

他们的话像冰雹一样砸在我的心上。

我怎么会不知道留下来的代价?

这六年来,我吃的是掺了沙子的苞谷碴子,干的是牛马不如的重体力活。

我的双手布满了老茧,腰肌劳损让我阴雨天连腰都直不起来。

我做梦都在渴望回到城里,喝一口母亲熬的白米粥。

那天晚上,知青点破天荒地杀了头猪,大家在食堂里喝得酩酊大醉。

我没有去,我独自一人走到了师母的屋门前。

屋子里黑漆漆的,没有点灯。

突然,里面传来“哐当”一声脆响,像是瓷碗砸碎的声音。

紧接着,是一阵沉重而迟缓的躯体在地上的摩擦声。

我心头一紧,猛地推开那扇破木门。

借着清冷的月光,我看到了让我目眦欲裂的一幕。

半身不遂的师母,正用两只干枯的手臂支撑着身体,艰难地向床边的碎瓷片爬去。

她的眼神里没有一丝生气,只有让人心寒的死寂。

她是想捡起那块锋利的瓷片割腕!

“师母!”我大吼一声,扑过去一把夺下了她手里的碎瓷片。

瓷片划破了我的掌心,鲜血滴落在泥土地上。

师母愣了一下,随后突然像个孩子一样嚎啕大哭起来。

“浩子啊……你走吧,你别管我这个废人了……”

“我不想活了,我活着就是个累赘啊……”

她拼命捶打着自己毫无知觉的双腿,眼泪鼻涕糊了一脸。

那一刻,看着这个曾经总是把热腾腾的鸡蛋塞给我的慈祥老人,我的防线彻底崩溃了。

我死死抱住她,眼泪夺眶而出。

“师母,我不走,我给你养老送终!”

第二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照在农场大院的时候。

我顶着两黑眼圈,走进了场长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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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着场长的面,我把那张全家人费尽心血弄来的“回城指标申请表”,撕成了碎片。

纸屑像雪花一样落满了办公桌。

场长端着搪瓷茶缸的手停在了半空中,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鸭蛋。

半小时后,我撕毁回城指标的事情传遍了整个农场。

所有知青看我的眼神,都从不解变成了鄙夷。

“大傻X!”王建国在登车前,指着我的鼻子骂道。

“林浩,你就是个无可救药的蠢货,你一辈子烂在泥地里吧!”

随着吉普车扬起的尘土,喧嚣的农场彻底安静了下来。

几百人的知青点,走得干干净净。

只剩下我,和一个半身不遂的孤寡老太。

农场一下子空了,空得让人心慌。

以前几百人吃饭的食堂关了门,长满荒草的操场上到了晚上只剩夜猫子的叫声。

我把自己的行李搬进了师父留下的那间旧屋。

这间屋子常年背阴,墙角长满了绿色的霉斑。

为了糊口,也为了给师母抓药,我主动找到了场部,接替了师父以前机修的活计。

场里见我可怜,给我开了一个月十八块钱的临时工工资。

十八块钱,在那个年代,养活两个人都紧巴巴的,更别提师母还是个药罐子。

我的日子,从此掉进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泥潭。

每天早上五点,天还没亮,我就得起床。

先去井边打水,把灶膛里的火生起来。

把昨晚泡好的中药倒进砂锅里,用文火慢慢熬。

那股浓烈刺鼻的苦药味,就像这操蛋的生活一样,日复一日地熏染着我的头发和衣服。

熬好药,我得端到床前,一勺一勺地喂给师母。

师母中风后吞咽困难,经常喝一口吐半口。

深褐色的药汁顺着她的嘴角流下来,弄脏了衣服和被褥。

我只能耐着性子,拿毛巾一点点给她擦干净。

喂完药,我还得端着屎盆尿盆去外面的旱厕倒掉,回来再打热水给她擦洗身体。

为了防止她常年卧床长褥疮,我每天早晚都要给她翻身、拍背,按摩萎缩的肌肉。

做完这一切,天才蒙蒙亮,我随便扒拉两口冷红薯,就得往机修厂跑。

那时候的拖拉机都是些老掉牙的苏联货,动不动就趴窝。

我经常整天整天地钻在车底子下面,弄得浑身都是厚厚的油泥。

到了夏天,车底的温度能达到四十多度,汗水混着机油流进眼睛里,杀得生疼。

我连擦都不敢擦,生怕手上的油污弄瞎了眼睛。

晚上下工后,别人都可以回去躺着休息。

我却得挑起水桶,去开垦那半亩荒废的自留地。

不种点青菜和包谷,我和师母根本熬不过青黄不接的季节。

云南的梅雨季,是我最害怕的日子。

连绵的阴雨一下就是半个月,原本就破旧的茅屋到处都在漏水。

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

无数个深夜,我不得不从疲惫的沉睡中挣扎着爬起来。

我拿着脸盆、铁桶,甚至破掉的搪瓷缸,去接屋顶漏下来的雨水。

“吧嗒,吧嗒……”雨水滴在铁盆里的声音,在黑夜中像催命的鼓点。

有时候,雨水漏在了师母的床上,我又得赶紧把她抱到干爽的角落。

师母看着我浑身湿透、疲于奔命的样子,总是躲在黑暗里偷偷抹眼泪。

因为病痛的长期折磨,师母的脾气开始变得越来越古怪。

有时候稍微不如意,她就会把饭菜狠狠地打翻在地上。

“我不吃!我不用你管!你让我饿死算了!”她会像个绝望的困兽一样嘶吼。

看着散落一地的粗粮米饭,那是我们几天的口粮。

我心里憋屈得发疯,恨不得一脚踹碎屋里的破桌子。

但我不能发火。

我只能蹲下身,把沾了泥土的饭粒一点点捡起来,用水洗干净,晚上自己重新热了吃。

生活就像一把钝刀,一点一点地割着我的皮肉。

最让我感到窒息的,是偶尔从远方寄来的信件。

02

第一年年底,李萍给我写了一封信。

信封上印着“国营第一棉纺织厂”的鲜红字样。

信里说,她回去后顺利接了父亲的班,现在是正式的纺织女工。

王建国更厉害,他托关系进了一家效益极好的机械厂,还娶了车间主任的女儿,已经住进了楼房。

李萍在信的最后写道:“林浩,有时候想起来,真替你觉得不值。听说你还在农场修拖拉机?现在的政策一天一个样,你当年要是听我们的,现在何至于过得像个野人。”

字里行间那种居高临下的同情,比直接抽我一巴掌还让我难受。

那天晚上,我破天荒地去村口的小卖部打了一斤最劣质的散装白酒。

就着一小碟咸菜,我把自己灌得烂醉。

我对着墙上的破镜子,看着里面那个头发乱蓬蓬、脸色蜡黄、双手满是老茧的男人。

这哪里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这分明是个被生活榨干了的枯树皮。

我趴在桌子上,死死咬着自己的袖子,不让自己发出声音,哭得浑身发抖。

我不止一次在深夜里问自己:林浩,你到底图什么?你是不是真的脑子有病?

可第二天太阳升起,听到师母在屋里痛苦的呻吟,我又麻木地拿起水桶,继续这看不到头的生活。

后院有一棵老梨树。

那是师父当年刚到农场时,亲手栽下的。

十几年过去了,树干已经长得碗口粗。

师母常年躺在病床上,每天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歪着头,透过那扇布满灰尘的破窗户,死死盯着那棵老梨树。

无论春夏秋冬,她的视线几乎从未离开过。

有一次,我想去给梨树周围松松土,顺便种点小葱。

师母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凄厉地尖叫起来:“别动!别动那里的土!”

我被她吓了一跳,拿着锄头愣在原地。

“那是你师父留下的念想,谁也不准碰那棵树的土!”她大口喘着粗气,眼睛瞪得通红。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靠近过那棵老梨树。

只当那是老太太对亡夫的过度思念,也就没放在心上。

时间就像一头老迈的黄牛,在红土地上艰难地跋涉。

到了第二年的深秋,冷空气比往年都来得早。

师母的身体,就像秋风中的残叶,彻底垮了。

中风引起的并发症开始全面爆发,她的内脏器官迅速衰竭。

她连糊状的食物都咽不下了,每天只能靠我用小勺喂一点点糖水续命。

她的眼窝深陷,脸颊上的皮肉紧紧贴着骨头,整个人瘦得像是一把干柴。

场部的老军医背着药箱来看过一次。

他扒开师母的眼皮看了看,叹了口气,把听诊器默默收进箱子里。

“浩子,准备后事吧,就这几天的事了。”老军医拍了拍我的肩膀,摇着头走了。

我知道这一天早晚会来,但当它真的逼近时,我心里却空落落的。

这两年的相依为命,让这间充满苦药味的破屋子,成了我在这世上唯一的牵挂。

农场开始刮起了凄厉的西北风。

树叶被风卷起,打在窗户纸上发出沙沙的响声。

到了农历九月十三那天下午,一直昏迷的师母突然睁开了眼睛。

原本浑浊的眼白,似乎恢复了一丝微弱的光采。

她甚至能转动脖子,眼神清明地看着我。

我知道,这在农村叫“回光返照”。

我赶紧凑到床前,紧紧握住她像枯树枝一样冰凉的手。

“师母,我在呢,你想吃什么?我去给你做。”我的眼泪不受控制地往下掉。

师母没有说话,她只是定定地看着我,眼里闪烁着一种极其复杂的光芒。

那里面有感激,有不舍,但更多的是一种深深的愧疚和隐忍。

她努力张了张嘴,喉咙里发出拉风箱一样“呼哧呼哧”的声音。

我把耳朵贴到她的嘴边,才勉强听清她吐出的微弱音节。

“孩子……这两年……苦了你了……”

“是我们……老两口自私……活活拖累了你……”

眼泪从她的眼角滑落,渗入花白的鬓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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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母,你别说了,这是我心甘情愿的,师父当年救过我的命啊。”我泣不成声。

师母的手指突然反向用力,死死抓住了我的手腕,力气大得出奇。

她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眼睛死死盯着窗外那棵光秃秃的老梨树。

“我不行了……等我咽了气……你处理完后事……”

“去后院……去那棵梨树下……”

“顺着树根……往下挖三尺……有东西……”

她一字一顿,仿佛拼尽了这辈子最后的气力。

“记住……往下挖三尺……”

话音刚落,师母的手猛地一松。

那双盯着老梨树的眼睛,渐渐失去了最后的光泽。

“师母——!”

我跪在床边,发出野兽般绝望的哀嚎。

农场里的风更大了,后院那棵老梨树上,最后几片枯黄的树叶被狂风扯落,洋洋洒洒地铺满了地面。

在这个寒冷的深秋,我在这世上最后的一个亲人,也离我而去了。

师母的丧事办得极为冷清。

没有哀乐,没有亲属的哭丧,更没有花圈。

我用攒下的最后几块钱买了几瓶劣质白酒,请了农场里几个好心的老乡帮忙。

我去镇上的木材铺,赊账打了一口最薄的松木棺材。

出殡那天,天下起了蒙蒙细雨,像是老天也在为这个苦命的女人送行。

我们把师母抬上了后山,和师父合葬在了一个小土包里。

没有墓碑,只插了一块削平的木板,上面用黑墨水歪歪扭扭地写着两人的名字。

我在坟前磕了三个响头,额头沾满了泥水。

处理完这一切,回到那间空荡荡的屋子,我突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窒息和迷茫。

炕头再也没有人等我端药,夜里再也没有人痛苦地呻吟。

可我也彻底成了一个一无所有的孤魂野鬼。

回城的路早就被我自己亲手斩断,现在连这个避风的港湾也成了空壳。

我未来的路,到底在哪里?

03

日子转眼就到了师母的“头七”。

按农村的规矩,这天晚上亡魂会回家看看。

我在屋里的方桌上摆了一碗白饭,插上三根香,自己坐在门槛上,一口接一口地灌着闷酒。

酒精在胃里燃烧,让我的血液也跟着沸腾起来。

我想起了师母临终前那句拼尽全力的话。

“去后院那棵梨树下……往下挖三尺……有东西……”

这两位普通的农场机修工,能有什么东西留给我?

是几块舍不得用的布票?还是几本泛黄的旧书?

借着酒劲,我猛地站起身,抄起墙角的铁锹和一把老式锄头,大步走进了后院。

今晚的月亮很亮,白惨惨的月光洒在那棵枝干虬结的老梨树上,透着一股说不出的诡异。

我走到树根前,找准了位置,抡起锄头狠狠地刨了下去。

“砰!”

泥土飞溅。

这里的土质因为常年没被翻动过,非常坚硬。

我咬着牙,像个疯子一样拼命挥舞着铁锹,将一抷抷黄土扔到一旁。

往下挖了一尺,什么都没有。

挖到两尺,只挖出了几截腐烂的树根。

我的额头上冒出了豆大的汗珠,酒意也醒了一大半,心里不禁开始怀疑,是不是师母临终前神志不清说胡话了?

但我没有停下,继续深挖。

直到坑挖得差不多有半人深的时候,我猛地一挥铁锹。

“铛——!”

一声极其清脆、震耳欲聋的金属碰撞声在寂静的黑夜中炸响!

我的虎口被震得发麻,铁锹险些脱手飞出。

碰到了!真的有东西!

我的心跳瞬间飙升到了一百八十迈,喉咙像被什么东西紧紧扼住,连呼吸都变得无比急促。

我赶紧扔掉铁锹,不顾坑底刺骨的泥水,整个人扑了下去,用双手疯狂地扒拉着周围的泥土。

渐渐地,一个被厚厚的黑色油毡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方形物体,露出了它的冰山一角。

我用尽全身力气,把那个沉重的包裹从泥坑里死命拽了出来,扔在平地上。

借着清冷的月光和手里微弱的手电筒光芒,我颤抖着手,一层一层揭开那带着浓重土腥味的油毡布。

里面,赫然是一个长约半尺、锈迹斑斑的墨绿色铁皮箱子。

箱子的正面,挂着一把同样生了绿锈的黄铜挂锁。

两位老实巴交、穷得叮当响的农场职工,怎么会把一个铁箱子埋在地下三尺深的地方?

为什么要用防潮的油毡布包得这么严实?

最让人毛骨悚然的是,为什么要等到死后才肯告诉我?

我的呼吸粗重得像个拉风箱,手电筒的光柱在黑夜里剧烈地晃动。

我跑回屋里,找来一把长柄大号一字改锥和一把铁锤。

我把改锥顶在铜锁的缝隙里,举起铁锤,狠狠砸了下去。

“砰!砰!咔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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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铜锁芯应声断裂。

我深吸了一口带着泥土腥味的冷气,双手死死扣住铁皮箱子的边缘,猛地向上掀开!

箱子打开的那一瞬间,我整个人如遭雷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