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科索沃战争，北约未经联合国授权轰炸南联盟首都贝尔格莱德，哈贝马斯给北约辩护，他期待的是北约拯救被迫害的少数民族，阻止人道主义灾难，可能还有开启国际新秩序的原则的效力。
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哈贝马斯带头组织当时欧美最重要的一批哲学家辩论，反对美国单边霸权主义。此后哈贝马斯的重心转向欧盟政治，维护其作为可扩展的民主秩序模版。
这可能是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哈贝马斯最为中国人熟悉的两次行动了。
2026年，美国以色列趁着伊朗经济、内政不稳进行军事打击，试图推动政权更迭，尽管很多人还是要去找一些价值观的理由，证明这种军事行动是正义的，证明伊朗政权需要被推翻这样伊朗人民才能过得比之前更好，以及这种行动的成功将会加强追求和平、热爱自由的文明力量，但为什么要此时此刻以这种方式，以这么高的对抗烈度来实现呢？
哈贝马斯的理论并不因为当下世界愈加浓烈的战火与硝烟而大打折扣，相反，他的思考是为了战争与冲突而生的，在康德政治思想框架下，作为康德永久和平和世界公民理念在当代的最重要代表，试图为终结战争给出一个解决方案。
批判理论第一代的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看到，作为西方文明核心的理性正在经历新的蜕变，启蒙理性在资本主义早期本来是推动社会合理化的组织原则，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新的利益集团逐渐固化，确立了自己的统治，那么理性的主要功能就成了寻求支配，理性失去其内在的价值而沦为工具。但是在哈贝马斯看来还是应该坚持现代性和理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更加不堪用，甚至更容易走向跟还没被现代性彻底清理的保守倒退的势力结合。
在他不太久之前的作品《公共领域的新结构转型》中，哈贝马斯试图回应特朗普时代后的民粹主义兴起，解释资本主义民主的失败，如果民主制度没有带来相应的经济平等，就会摧毁自己的社会条件，如果不能维持一个培养健全理性的公共领域，没有培养与制度适应的文化和心智条件，民主制度也会走向失败。
我看得比较浅，关于批判理论如何面对现代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被资本主义体系的无限度发展逐渐摧毁和败坏的困境，如何解释福利资本主义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向，这本书给我的感觉还是在追求他自己框架内的自洽，以及强调一些外部的原因导致了交往理性的失灵和公共领域的衰落。
他的交往理性预设的主体过于干净（或者说过于不干净）了，过于非历史了，要说他事实上是将特定领域的理性商谈模式提升为普遍性其实也不为过，关键在于这种普遍性具体地是怎么样的普遍性，或者说排除了哪些东西，这种规范与现实的张力是否具有解释力，我们能不能接受并加以利用的。
近几十年来，交往理性在代议民主制的实际运作中遇到的内部对手是身份政治，这种话语很适合群体性政治动员，相应的它也塑造了一种思维倾向，尤其是在互联网空间道德批评指责非常容易泛化、容易升级的环境中，强调同质性身份成了一个更安全、解释成本更低的显学，但这实际上又是退回到了身份的原则，还包括退回到无产/小资，粉红/润人、苹果/安卓这样的分类划界和解释模式。
实际上这一套恰恰是有效的，因为它更好适应了在市场秩序的框架将消费主义和公共政治相结合的路径，因为它能够很方便地调取你的公共激情，然后消耗在一个个被划定好的战场，你可能感觉到做了什么，突破了什么，但也感觉到自己似乎在兜圈子，即便有这种局限，也可以被解释为是观念或话语相对于实践的局限，更准确说是相对于来自外部的落后而惰性的力量的局限。
跟交往理性对立的概念是朗西埃的岐感/歧义，这也是很常见的一个批评角度，虽然看似粗糙但可能现在也依然适用。朗西埃会质疑设定理性对话模式的框架，它已经进行了无形的筛选，所以你得先把不能被纳入现有对话框架的、被排除的分歧转变为可以沟通的分歧，这样才能开始有效沟通对话。
显然这种过于干净的理性背后有其预设，是站在单一的主导性秩序一边的，试图掩盖矛盾、调和矛盾的，是一种失败主义的理性，它也必然失败，因为是静观的、不粘锅的、不介入矛盾的理性。
当然，需要将哈贝马斯本人和劣化的等而下之的哈贝马斯的追随者联系起来或者切割开。
千禧年前后的很多中国人很单纯而狂热相信文明叙事，二元对立的叙事，北约轰炸是对的，打伊拉克也是对的，应该坚决告别GM，告别陈旧的一切。这种理性在突破旧叙事上确实有很多合理的地方，但在那个自由主义刚开始自我重启的时代也给了很多人扮演先知，扮演审判者的幻觉，他们简简单单确认你是专制的，它是神权的，谁又是前现代的，从而策应高歌猛进的商品经济和商业精神，帮助其清理掉潜在的障碍。
那时候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的是他们拥抱的理性是一种有立场的理性，是既得利益者的理性，是掌握在个别人手里的，最终会变成一种监视一切人的理性，实际效果是压制和排除反抗者、弱者的声音。他们对特定的语境下的粗野、暴力是零容忍的，你不够理性甚至可以把你开除人籍，人为抬高了讲道理的门槛，本来这样的门槛是可以基于信赖、权衡、善意等而不断降低的。
他们非理性地死皮赖脸地将自己跟“理性”“文明”绑死在一起，其实他们自己才是独断、偏执的，只顾信仰不顾事实的。并不是说倡导经济理性、自由开放就一定不是拉偏架的，就不是信仰的话语，它也可能是服务于维护某种利益分配格局。
对抗这种信仰的结构的最直接的就是退回到事实，实事求是去看北约、美国的干预的原因，导致了什么样的结果，去看伊朗走现在道路原因、结果，当然也免不了新的争论。
哈贝马斯其实还是相对公正地看待前现代性，承认极端主义背后是现代化的失败，是被西方式现代理性刨掉了根的人。在人类社会的演化中，坚执形式合理性的规范主义的确是一项非常强大的力量，但起码对于实现永久和平的目标来说也没那么强大，它很容易就变成刻舟求剑以及无脑盲信，跟不上塑造世界各种力量的动态。
我们对其满怀希望的那种理性应该是不能有太多自我限制的，是对自身的局限矛盾有清醒认知，同时对其内在力量充满信任的，是一直寻求扎根又可以不断重新出发的。
退回孤岛的正义，无尽延宕的规范主义，面对更果决更死硬的力量时候只能是手足无措、徒劳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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