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潘汉年传》《潘汉年在上海》《中国情报史料》《潘汉年冤案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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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8月23日，山西阳泉劳改农场的广播突然响起，播报着一则重要消息——中央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正在田间劳作的胡均鹤听到这个消息，手中的锄头应声落地。
76岁的他在烈日下站了许久，汗水混着泪水顺着布满皱纹的脸颊滑落。
周围的犯人不明白这个消息为何让这位沉默寡言的老人如此失态，只见他踉跄着跑回工棚，从床板下摸出一个破旧的铁盒，里面装着几张发黄的照片和一封从未寄出的信。
当晚，他颤抖着手写下一封加急电报，让在上海的儿子即刻动身，回到这座他离开了28年的城市。
电报只有短短几个字，却字字千钧。
这一刻，胡均鹤等了整整28年。
1907年，胡均鹤出生在江苏吴县一个贫苦家庭。父亲早逝，母亲靠做佣工艰难地把他拉扯大。家境清贫，他小学毕业后就不得不到上海谋生。
14岁的少年独自来到十里洋场，先后做过学徒、搬运工，手上的老茧一层叠着一层。
1925年5月30日，上海爆发五卅运动。
工人、学生走上街头，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胡均鹤跟着纱厂的工友们参加了这场运动，第一次接触到了革命思想。
在李强、瞿景白的介绍下，他加入了共青团，不久转为党员。
那是一个充满理想和激情的年代。
胡均鹤白天在纱厂做工，晚上参加秘密会议，传递文件，发展新党员。他做事细心，反应机敏，很快在组织中崭露头角。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白色恐怖笼罩上海滩，许多同志牺牲或被捕，可胡均鹤凭着警觉和机智，多次在弄堂里与巡捕周旋，硬是没有掉队。
党内评价他"胆大心细"。
1930年前后，胡均鹤已经成长为团中央的骨干。
他负责白区的地下工作，经常要在上海各处设立秘密联络点，安排同志们的住宿和转移。
那个年代的地下工作者，每天都在刀尖上行走，稍有不慎就是杀头的罪。
1931年4月，顾顺章在武汉被捕，随即叛变。这个曾经的中央特科负责人，掌握着大量党的机密。
他的叛变给上海地下党组织带来灭顶之灾。
紧接着6月，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同样选择了叛变，三天后被枪杀。
整个上海的地下党网络遭到毁灭性打击，数十名同志牺牲，更多人被捕入狱。
在这样危险的环境下，胡均鹤依然坚守岗位。
1932年，他已经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化名陈炳文住在机关里。
他的母亲对外称是佣人，负责看管机关。
那段时间，他常常工作到深夜，整理文件，起草报告，安排第二天的工作。
1932年11月或12月的一个深夜，胡均鹤在机关里起草一份重要文件。连日的劳累让他不堪重负，写着写着就趴在桌上睡着了。
等他醒来时，几个租界巡捕已经站在面前。他心里暗暗叫苦，声称自己只是替人看房子的。为首的巡捕冷笑一声，不由分说就把他带走了。
胡均鹤的母亲虽然没有文化，但也知道儿子在做什么事情，赶紧想办法把机关出事的暗号摆了出去。
第二天上午，时任中央委员的胡大海看见暗号，但见四周平静，还是走了进去，结果也一起落入敌手。
几天后，上海的报纸刊出消息，称逮捕了"共党魁首胡大海、陈炳文"。
国民党中统特务陈蔚如在回忆录《我的特务生涯》中记载：中统上海区破获共青团中央机关，逮捕了胡大海、陈庆斋、胡均鹤、姜子云、袁炳辉等人，还缴获了一只保险箱。
上海区区长史济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保险箱搬回家砸开，不料里面只有几张发票。
胡均鹤被关进审讯室，日夜遭受严刑拷打。电击、老虎凳、灌辣椒水，各种酷刑轮番上阵。他咬着牙，什么都不说，甚至几次试图自杀，想守住组织的秘密。
可是顾顺章太了解这些地下工作者了，他给史济美出了个主意——攻心。
史济美拿着几本刊物走进审讯室，扔到胡均鹤面前。
那是党内的刊物，上面白纸黑字写着：开除胡均鹤党籍，定性为叛徒。胡均鹤愣住了，他不知道这是敌人的诡计，还是组织真的这样认为。那一刻，他的心理防线开始松动。
史济美又说："你老婆赵尚芸快要生孩子了，你总不能让孩子生下来就没有父亲吧。你就算不为自己想，也得为妻儿想想。"
这句话彻底击溃了胡均鹤的心理防线。
1933年春节前，他走出了监狱。代价是，他成了中统的人。
出狱后，胡均鹤很快找到了妻子赵尚芸。赵尚芸是东北抗日名将赵尚志的妹妹，此时刚刚生下儿子，见到胡均鹤出来，既是惊喜又是埋怨。
胡均鹤心里愧疚，对妻子说要跟她回东北去，隐姓埋名，从基层做起，争取党的谅解。话虽这么说，人却带着赵尚芸去了南京。
从那以后，胡均鹤就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他先后担任中统南京区副区长兼情报股长、平绥铁路特别党部特务室主任。
陈蔚如在回忆录中多次提到史济美带着胡均鹤到上海活动的情况。
他们对中共地下党的活动规律了如指掌，破坏性很大。党组织下决心要严惩叛徒。
1933年7月的一个夜晚，史济美带着几个朋友从外面喝酒回来，在新闸路斯文里弄口突遭暗杀。一时间叛徒特务闻风丧胆，谁也不敢轻易到上海滩来。
胡均鹤这才把活动中心转移到北方。
不过胡均鹤对妻子始终怀有内疚。赵尚芸有一些东北老乡找上门来，有些人还在从事革命活动。胡均鹤明知他们的身份，但从不为难，还会拿出钱款资助。
他照顾着赵尚志的父亲，帮助过东北抗日联军在香港的电台。
这或许是他内心深处仅存的一点良知。
1938年，胡均鹤被中统委派为苏沪区副区长兼情报股长，区长是老牌特务徐兆麟。
彼时抗战已经全面爆发，上海、南京相继沦陷，汪精卫叛国投敌，成立伪政权。局势变得更加复杂混乱。
1939年9月17日，同样担任苏沪区副区长的苏成德找到胡均鹤，说要请他外出吃饭。胡均鹤跟着去了，直到第二天中午才回家。
原来苏成德已经投靠日伪，当晚的饭局就是一个圈套，在座的都是苏沪区的人，全都被苏成德威逼利诱，表示愿意投靠汪伪政权。
苏成德将整个苏沪区组织和盘托出，只剩下区长徐兆麟和会计蔡均千两人。
他把胡均鹤放回家，是要他在电话中把徐兆麟骗出来。胡均鹤说徐兆麟隔天会和他通电话。
第二天，徐兆麟果然打电话来。接电话的是赵尚芸。
徐兆麟在电话里说："告诉老胡，苏成德出问题了。"赵尚芸回答："老胡昨天也被苏成德请去吃饭了。"对方立刻明白过来，挂断了电话。
就这样，胡均鹤又一次改换门庭，投靠了日伪政权。
他与丁默邨、李士群同为共产党的叛徒，又都是中统的熟人，很快就受到汪伪政权的重用。
他先被任命为特工总部南京区副区长兼情报科长，不久调到上海任特工总部第二处处长，专门对付中统和共产党。
他还兼任李士群担任社长的"海社"书记，从事破坏学生运动的活动。
李士群是个关键人物。他在大革命时期曾加入共产党，在中央保卫机关工作过。
1934年被捕后成了中统特务，不久又投靠日本人。
汪精卫叛国投敌后，李士群成了汪的得力助手，历任汪伪警政部长、特工总部副主任、清乡委员会秘书长、江苏省省长等要职。
此人狡诈多变，为人圆滑，深知要给自己留后路。
1939年秋天，中共中央社会部决定设立华南情报局，由潘汉年负责组建并统一领导。
潘汉年是党内资深的情报工作者，早在1930年代就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后来负责统战和情报工作。
他的工作方针，就是打入敌伪内部，利用汉奸、叛徒、特务获取情报。
当时上海的情报工作异常复杂。一个人往往具有双重甚至多重身份，同时为几个不同的政治力量服务。
那些投靠日伪的人，有的是天良未泯，有的是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愿意同时为中共提供情报。
胡均鹤就是这样的人——他是汪伪对付中统的最高头目，但又在为中统服务。
陈蔚如在回忆录中写道："其后胡均鹤与江苏省调统室取得联系，有报告到重庆，中统局确认胡均鹤为'地下工作人员'，指示其继续留在南京。"
李士群也是如此。
他通过秘密渠道向中共方面表示，希望建立联系。潘汉年详细研究了李士群的情况，经中央及社会部同意，决定利用这个关系。
1939年，潘汉年派关露到李士群家里，建立了初步联系。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一夜之间占领了上海所有租界，形势更加严峻。潘汉年经过反复考虑，决定亲自出面与李士群会面。
地点选在李士群愚园路的私人住所。参加这次会面的，除了李士群的太太叶吉卿，还有袁殊和胡均鹤。
袁殊是个神秘人物，与中共、中统、军统以及日本人都有联系。
这次会面虽然没有实质性成果，但确定了一件事——胡均鹤成了李士群与潘汉年之间的联系人。以后每次往来，潘汉年在上海的住所安全，都由胡均鹤负责安排保护。
1942年4月，潘汉年与李士群再度会面。李士群为表诚意，透露了日伪对苏北根据地进行"扫荡"的军事计划。
他还要求胡均鹤给潘汉年支票簿以便提取资金，潘汉年婉拒未果，只得接受。
同年9月，李士群经潘汉年委托，协助几位同志前往苏北新四军根据地，将潘汉年及刘晓、王尧山等人护送过去。
11月，潘汉年一行五人到达镇江，胡均鹤与汪伪镇江特工站站长刘毅接车。王尧山看到胡均鹤，十分紧张，指认他是中共叛变者。
潘汉年平静地解释说，胡均鹤、刘毅虽然都是共产党的叛徒，但他们是被国民党抓去后严刑拷打下自首叛变的，对国民党不会有好感，现在又做了汉奸，明知没有前途，想为党效力，争取宽大。
第二天清晨，刘毅护送一行人过长江到达仪征，一路护送到罗炳辉驻地附近。
1943年4月，形势更加紧张。
日伪计划对新四军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
当时担任新四军政委兼中共华中局书记的饶漱石，要潘汉年去上海部署情报工作，加强与李士群的联系，搞清楚日伪这次大"扫荡"的准确情况。
潘汉年经过镇江到达上海，胡均鹤热情接待了他。
潘汉年提出希望立即见到李士群。胡均鹤犹豫了一下，说李士群不在上海，去了苏州。
第二天，潘汉年在胡均鹤的陪同下赶到苏州李家，又扑了个空，说是李士群去了南京。潘汉年考虑再三，还是由胡均鹤陪同赶到南京。
到了南京，李士群又不在家，说是去见汪精卫了。
当晚，潘汉年由胡均鹤安排住进南京的一家高级旅馆。据当时也在南京工作的董健吾后来回忆，他在旅馆里碰到过潘汉年，双方都大吃一惊。
李士群回来后，直接对潘汉年说，汪精卫想见见他，谈谈议会政治的事。
这让潘汉年始料未及。他原本只是要和李士群谈情报工作，没想到会被安排见汪精卫。
见还是不见？不见的话，情报工作没法继续开展，还会影响以后的关系。见的话，这事可没向上级请示过，事后怎么交代？
潘汉年权衡再三，决定见。当天，在李士群的安排下，胡均鹤陪同潘汉年去了汪公馆。
会面时间很短，汪精卫说他要搞议会政治，成立联合政府，吸收各党派参加，希望共产党也来参加。
潘汉年回答说，共产党不会参加你的议会政治，但可以把汪先生的话转达给延安。说完这些应付的话，就结束了会面。
会见后，潘汉年还见了李士群的军事顾问、日本华中派遣军谋略科长都甲大佐，胡均鹤陪同在侧。
也许是为了弥补把潘汉年带去见汪精卫的歉疚，胡均鹤旁敲侧击，配合潘汉年从都甲口中掏出了不少有价值的军事情报。
潘汉年回到淮南根据地向饶漱石汇报，但对见汪精卫一事只字未提。他当时正值根据地整风高潮，杨帆等敌工干部正在被审查，他怕被牵连。
再说李士群、汪精卫以后相继去世，会面的见证人只剩下自己和胡均鹤两人，这无形中又增加了他的侥幸心理。
1943年9月9日，李士群被日本宪兵头目冈村毒死。
李死后，汪伪撤销了"特工总部"，另成立"政治保卫局"，由原军统特务头目万里浪和胡均鹤分任正副局长。
后来又分设专门管辖上海地区的第一局和专门管辖南京地区的第二局，胡均鹤兼任第二局局长。
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胡均鹤作为汉奸被国民党当局判处10年徒刑，关进南京老虎桥监狱。
1949年初，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为了给共产党增添麻烦，将狱中关押的罪犯都放了出来。
胡均鹤回到苏州老家，心里清楚国民党大势已去。他想起了共产党，托人在香港找到潘汉年，表示愿意投奔解放区，戴罪立功。
潘汉年本着情报工作的一贯策略，又考虑到胡均鹤在抗战时期与中共的历史关系，便将胡的情况与要求电告华东局情报机关。
华东局情报机关研究后，报请华东局和中央社会部批准，决定将胡均鹤留在解放区，作为"特情"人员准备让他参加上海的镇反工作。
1949年4月，胡均鹤鼓足勇气来到丹阳，参加了解放军。
上海解放后，经饶漱石批准，陈毅和潘汉年都知道的情况下，胡均鹤被委任为上海市公安局情报委员会主任和专员，平时也身着军装。
他向公安部门提交了一份"已予运用及可予运用之沪地伪两统人员表"，供公安部门在肃反时参考使用。
在解放初期的镇反工作中，胡均鹤确实立下了功劳。
他先后提供了1000多起国民党特务活动的线索，协助抓获了400多名国民党潜伏特务，提供线索破获了国民党特务潜伏的电台上百部。
这些工作对稳定上海的社会秩序，巩固新生政权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时类似胡均鹤这样的人不在少数。有起义的，有投诚的，有自首的，都在争取立功赎罪的机会。
上海公安机关根据这些人的具体情况，区别对待，适当运用，为镇反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比如1949年底，公安机关破获国民党派遣特务刘全德阴谋暗害陈毅一案时，就是起用了一位向我投诚自首的原国民党特务高激云，利用他与刘全德的相识，发挥了积极作用。
还有一位叫厉培明的原国民党特务，在上海解放前夕参与起义，解放后被吸收参加镇反工作，先后提供了20多个线索，为侦破工作做出重要成绩。
但是，对于如何使用胡均鹤这样的人物，在党内始终存在严重分歧。有人认为应当大胆使用，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也有人认为这些人底子不干净，靠不住，不能委以重任。
1950年冬天，南方某省公安机关发生了一起被控制使用的"特情"人员叛变投敌的事件，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
中央有关部门为此发出通报，要求各地公安机关引以为戒，提高警惕。对负有领导责任的有关人员进行了处分。
1951年初，中央公安部的主要负责人到上海视察检查工作时，有人向他反映上海公安机关在控制使用"特情"人员工作中也存在类似南方某省的隐患。
这位负责人据此对上海公安机关提出了批评，特别是对建立"情报委员会"和任命胡均鹤担任主任一事深表不满，下令对这方面的问题进行专门检查。
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的杨帆为此作了检查，不久又停职检查。
同时免去了胡均鹤情报委员会主任的职务，规定他脱下军装。
胡均鹤回到家里，心存疑虑地对赵尚芸说，看来共产党不相信他了。
赵尚芸安慰道，不会的，你的历史，你所做过的一切，潘汉年都知道，你要经受得起考验。
从那以后，胡均鹤在家闲居了三年。
他等待着组织的决定，等待着命运的审判。
1954年9月，胡均鹤接到上级通知，说是要他去北京公安部汇报工作。
他兴冲冲地收拾行李，以为是组织要重新安排工作。
没想到，一到北京就被扣押起来，罪名是"潜伏特务"。根据是他自己交代的，中统曾指示他尽可能打入中共内部。
与此同时，饶漱石的问题也被揭发出来。会议印发了所谓饶漱石、杨帆在上海"重用、包庇和掩护一批反革命分子"的材料。
1954年12月31日，杨帆也被送往北京隔离审查。
1955年3月15日，潘汉年和陈毅、柯庆施等六人从上海到北京参加全国党代会。
会议的主要议程之一，是讨论关于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
在讨论中，一些代表先后表态，对自己与饶漱石的关系作了自我检讨，同时交代了自己的一些问题。
会议印发了饶漱石、杨帆在上海"重用、包庇和掩护反革命分子"的材料，以及胡均鹤于1954年9月间被逮捕，杨帆也于同年12月31日被送往北京隔离审查等情况。
这使潘汉年意识到，饶漱石、杨帆的问题已经和他联系上了。
潘汉年是上海市公安、政法的实际领导人，是杨帆的顶头上司。
胡均鹤等人的处理意见，虽然最后由饶漱石拍板，但潘汉年不点头，胡均鹤也不能得到重用。
再说，他自己还有一块难以启齿的心病——1943年在李士群、胡均鹤挟持下会见汪精卫一事，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向中央说清楚。
作为唯一一个还活着见证"潘汪会面"的证人，胡均鹤被捕后肯定会向有关方面交代清楚。潘汉年心里明白这一点。
自从胡均鹤被抓以后，潘汉年一直忧心忡忡。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他深深感到应该主动向中央讲清楚自己的问题。
4月1日，潘汉年找到陈毅，详细讲述了自己12年前在李士群、胡均鹤挟持下去见汪精卫的经过，检讨了自己长时期没有向组织汇报的原因，并将自己写的书面材料交给陈毅，请他转告中央。
4月2日上午，陈毅将材料呈送中央。
4月3日，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带人到北京饭店，秘密逮捕了潘汉年。
远在北京看守所的胡均鹤，完全不知道潘汉年也被捕了，两个有着完全不同经历的历史人物，命运就此紧紧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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