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来源:《黄万里文集》《三峡工程论证文集》《中国水利史》等相关历史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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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春天,北京清华园的一间书房里,81岁的黄万里教授伏在书桌前,手中的笔微微颤抖。

这已经是他第三次给中央写信了。

窗外的柳树抽出新芽,春光正好。

老人的案头却堆满了长江流域的地形图、水文资料和泥沙数据。

这些资料他已经研究了几十年,每一个数字都烂熟于心,每一条曲线都清晰如昨。

作为中国水利学界的泰斗,黄万里深知自己肩上的分量。

从1986年第一次上书,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六年。

这六年里,三峡工程的争论越来越激烈,支持的声音越来越强,而反对的声音却越来越弱。

黄万里放下笔,望向窗外。

他知道,这封信寄出去,可能依然会石沉大海。他也知道,在举国上下一片支持声中,自己的坚持显得多么孤独。

这位老人毕生研究河流泥沙,对长江的脾性了如指掌。

在他的计算里,三峡工程一旦上马,长江上游的泥沙淤积将成为无法解决的难题。

重庆港被淤塞,库区滑坡频发,生态系统崩溃——这些画面在他脑海中反复闪现。

可是时间不等人。1992年4月,全国人大即将对三峡工程进行表决。留给黄万里的时间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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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利世家走出的归国学者

1911年,黄万里出生于上海一个书香门第。

父亲黄炎培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家,与蔡元培、陶行知齐名,创办了中华职业教育社。

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黄万里从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1927年,16岁的黄万里考入唐山交通大学(今西南交通大学)预科。

1932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

毕业那年,黄万里获得了公费留学的机会,远赴美国深造。

在美国康奈尔大学,黄万里师从世界著名水利专家弗里曼教授,专攻水利工程。

1935年,他转入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开始研究河流泥沙运动理论。这个研究方向,成为他一生学术的核心。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黄万里毅然中断了在美国的学业,放弃了即将到手的博士学位,回到战火中的祖国。

他先后在四川、甘肃等地担任水利工程师,参与了多项重要的水利工程建设。

在实践中,黄万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治水理念:尊重自然规律,顺应河流本性,不能盲目改造自然。

他考察过黄河、长江、淮河等大江大河,对中国的水文特征有着深刻的认识。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黄万里应邀到清华大学水利系任教。

在清华,他培养了大批水利人才,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

他的课堂从不照本宣科,总是结合实际案例深入分析,学生们都说黄老师的课最有启发性。

黄万里在学术上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1950年代,他参与了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论证。

当时苏联专家提出的设计方案得到了普遍认可,黄万里却根据自己对黄河泥沙的研究,明确提出反对意见。

他认为三门峡建成后必然会造成严重的泥沙淤积,影响上游的渭河流域。

1957年,黄万里在《新清华》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对当时的一些做法提出批评。

那个特殊时期,这些文章被认为是攻击,黄万里被划为右派。这一划,就是整整22年。

在被下放劳动的岁月里,黄万里失去了教学和科研的机会,被迫从事体力劳动。

即便如此,他也没有放弃对水利问题的思考。

在田间地头,他依然观察水流的走向,记录泥沙的分布规律。这些年积累的实地观察经验,后来都成为他研究的宝贵资料。

1978年改革开放后,黄万里获得平反,重新回到清华大学执教。

此时的他已经67岁,但学术热情丝毫不减。他迅速投入到教学和科研工作中,继续他未完成的河流泥沙研究。

正是在这个时期,三峡工程的话题重新被提上议事日程。

而黄万里,也即将开始他人生中最艰难、最孤独的一场战斗。

【二】三峡工程的世纪论证

三峡工程的构想由来已久。

1919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首次提出在长江三峡修建大坝的设想。

1932年,国民政府曾组织美国专家进 行过初步勘察。1944年,美国垦务局设计了第一份三峡工程计划。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2月,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成立,开始系统规划长江的开发利用。

1953年2月,中央决定在长江上游建设三峡水利枢纽。1954年长江发生特大洪水,更加坚定了建设三峡工程的决心。

1956年,时任水利部副部长的李锐主持编制了《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要点报告》。

1958年,中央成立了三峡工程筹备处。

同年,三峡工程在南京召开了首次大型技术会议,有500多名专家参加。

1958年,黄万里参加了在南京召开的三峡工程技术讨论会。

会上,他根据自己对长江泥沙的研究,提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

他指出,长江上游每年输沙量巨大,建坝后必然会在库区形成严重淤积,重庆以上的河段将面临淤塞的危险。

黄万里的发言在会上引起了一些关注,但很快就被其他声音淹没了。

当时的主流意见是,三峡工程利国利民,技术上完全可行。少数不同的声音,被认为是过于保守。

1958年之后,由于各种原因,三峡工程暂时搁置。

1970年,三峡工程再次被提出。1979年,三峡工程重新论证工作启动。

1984年,国务院成立了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由水利电力部部长钱正英担任组长。

这次论证规模空前,涉及防洪、发电、航运、泥沙、地质、生态、移民等14个专题组,参与论证的专家学者达412人。

论证工作从1986年正式开始,历时三年。

各专题组分别对三峡工程的各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研究。1989年,论证工作基本完成,形成了《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可行性研究报告》。

报告的结论是:三峡工程在技术上是可行的,在经济上是合理的

论证报告对防洪、发电、航运等效益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三峡工程将产生巨大的综合效益。

在这次大规模的论证中,黄万里没有被邀请参加任何一个专题组。

作为中国河流泥沙研究领域的权威专家,他被排除在了这场关系国家重大工程的论证之外。

黄万里通过各种渠道了解论证的进展情况。

他发现,在泥沙问题的讨论中,很多关键的数据被忽略了,一些重要的风险被低估了。

论证报告过于乐观地估计了水库的排沙能力,对长江上游复杂的泥沙运动规律缺乏深入研究。

1986年3月,黄万里给中央写了第一封信。

在这封长达数千字的信中,他系统阐述了自己对三峡工程的看法。他从水文、泥沙、地质、生态等多个角度,详细分析了三峡工程可能带来的问题。

信的核心观点是:长江不同于黄河,不能用治理黄河的办法来治理长江。

长江上游地质条件脆弱,滑坡泥石流频繁,每年有大量泥沙进入江中。

修建三峡大坝后,这些泥沙会在库区逐渐淤积,最终导致重庆以上河段淤塞,航运受阻。

黄万里在信中特别强调,按照他的计算,三峡水库蓄水后,用不了十年时间,重庆港就会因为泥沙淤积而丧失功能。

这将对整个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

这封信寄出后,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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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孤独的坚持者

1986年的那封信石沉大海之后,黄万里并没有放弃。

他继续收集资料,继续研究长江的泥沙问题,继续通过各种渠道表达自己的观点。

在清华大学的办公室里,黄万里的桌上永远摊着长江流域的地图。

他用放大镜仔细观察每一段河道的走向,用计算器反复核算泥沙淤积的速度。他的学生们都知道,黄老师最放不下的就是三峡。

1989年,三峡工程论证报告完成。

报告认为,通过科学的水库调度,可以有效控制泥沙淤积问题。

黄万里仔细研读了这份报告,发现其中对泥沙问题的分析存在严重缺陷。

报告过于依赖水库调度来排沙,却没有充分考虑长江上游泥沙来源的复杂性。

金沙江、岷江、嘉陵江等支流带来的泥沙,并不是简单的排沙调度就能解决的。

特别是在汛期,大量泥沙随洪水进入库区,沉积速度远远超过排沙速度。

黄万里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数据,重新计算了三峡水库的泥沙淤积速度。

计算结果让他更加忧虑:按照长江上游的输沙量,三峡水库每年将淤积1.5亿吨以上的泥沙。

即便通过调度能够排出一部分,仍然会有大量泥沙留在库区。

这些泥沙不会均匀分布,而是会在某些河段集中淤积。

最先受到影响的,就是库尾的重庆段。随着泥沙不断沉积,河床会逐渐抬高,水位会相应上升。

到一定程度,重庆港的航运功能就会受到严重影响。

1990年,国家计委、水利部等部门开始筹备向全国人大提交三峡工程议案。三峡工程的上马似乎已成定局。

黄万里感到时间紧迫。

1991年,他再次给中央写信,重申自己的观点。

这次,他的语气更加急切。

信中写道: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三峡工程一旦建成,将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泥沙淤积、地质灾害、生态破坏,这些问题都是实实在在的威胁,不能因为追求眼前的利益而忽视长远的风险。

这封信依然没有得到回应。

1992年初,黄万里得知全国人大将在4月份对三峡工程议案进行表决。他知道,这可能是最后的机会了。

从1月到3月,短短三个月时间,黄万里连续给中央写了三封信。

每一封信都比前一封更加详细,更加紧迫。

他把自己几十年积累的研究成果,把对长江泥沙问题的所有分析,全部倾注在这三封信里。

在第三封信中,黄万里写道:建设三峡工程必然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泥沙淤积问题无法通过技术手段彻底解决,重庆港被淤塞只是时间问题。

长江上游地质条件脆弱,水库蓄水后滑坡灾害将大量增加。

库区百万移民的安置也是巨大的社会问题。这些风险,都需要认真对待,不能掉以轻心。

信的结尾,81岁的老人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人生有限,来日无多。

如今国家要在长江上修建如此巨大的工程,关系子孙后代的福祉,不能不慎之又慎。

恳请中央能够认真考虑这些意见,组织更加全面的论证,把可能的风险都研究清楚,再做最终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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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命的最后呐喊

1992年3月底,距离全国人大表决只剩下几天时间了。

黄万里坐在书房里,面前摆着厚厚一沓资料。

这是他用了六年时间收集整理的长江泥沙研究数据,每一个数字都经过反复核算,每一张图表都倾注了心血。

清华园的春天来得特别早。

窗外的玉兰花开了,白色的花瓣在阳光下显得格外洁净。

黄万里却无心欣赏。他的目光停留在案头的那张长江流域水系图上,那些蜿蜒的河道、密布的支流,他太熟悉了。

从1937年回国到现在,55年的时间里,黄万里走遍了长江流域的山山水水。

他在岷江边测量过水文数据,在金沙江畔考察过地质构造,在嘉陵江上观察过泥沙运动。这条大江的每一个脾气,每一处险滩,他都了如指掌。

现在,这条他守护了一辈子的大江,即将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改变。

黄万里的手指轻轻滑过地图上重庆的位置。

按照他的计算模型,三峡大坝蓄水后,泥沙会从坝前开始向上游逐渐淤积。

重庆恰好处在库尾,是泥沙淤积最严重的地段。长江和嘉陵江在这里汇合,两条江带来的泥沙会在汇合口大量沉积。

数据显示,正常年份长江上游输沙量约5.3亿吨,其中进入三峡库区的约有4亿吨。

即便水库调度能排出一半,每年仍会有2亿吨左右的泥沙沉积在库区。这些泥沙不会均匀分布,而是会在流速减缓的河段集中堆积。

重庆段的流速本来就不快,蓄水后流速会进一步降低。

按照泥沙沉降的规律,颗粒较粗的泥沙会在这里优先沉积。随着时间推移,河床会一年比一年高,水位会一年比一年上涨。

黄万里拿出计算器,又一次核算了重庆段的淤积速度。

结果和之前的计算完全一致:按照目前的输沙量和沉降速度,最多十年时间,重庆港的水深就会从15米减少到不足5米。

届时,大型船只将无法停靠,重庆的航运功能将严重受损。

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基于科学数据的严谨推算。

黄万里放下计算器,目光转向窗外。

远处,几个学生正在园子里讨论着什么,阳光洒在他们年轻的脸上,充满朝气。老人的心里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情绪。

他想起了1937年,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那时候他也是这般年轻,怀着一腔热血从美国赶回来,要为祖国的建设贡献力量。

这么多年过去了,他把自己最好的年华都献给了中国的水利事业。

1957年的打击,22年的蹉跎岁月,都没能磨灭他对这份事业的热爱。

平反之后重返讲台,他依然干劲十足,恨不得把毕生所学都传授给学生。

可是现在,面对三峡工程这样的重大决策,他的声音却如此微弱。

三封信寄出去,就像石子投进大海,连一丝波澜都没有激起。

黄万里知道,自己的坚持在很多人眼里是不合时宜的。

三峡工程能带来的好处太诱人了——防洪、发电、航运,每一项都是国家急需的。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谁还会在意一个八旬老人关于泥沙的担忧呢?

但黄万里不能不说。

作为一个研究了一辈子河流泥沙的水利专家,作为一个深爱着这条大江的中国人,他必须把自己看到的风险说出来。

哪怕这些话没人听,哪怕会招来非议,他也要说。

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工程的问题,这关系到长江的未来,关系到沿江几亿人民的福祉,关系到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

4月2日晚上,黄万里接到一个电话。

电话那头传来的消息让他心里一沉:全国人大七届五次会议将于明天表决三峡工程议案。

放下电话,黄万里在书房里坐了很久。

窗外夜色深沉,整个清华园都安静下来了。

只有书房里的灯还亮着,照在那些堆积如山的资料上,照在那张已经看过无数遍的长江水系图上。

第二天,1992年4月3日,全国人大七届五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会议对《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进行表决。这是新中国历史上最重大的工程决策之一。

表决结果很快传来:赞成票1767票,反对票177票,弃权票664票。议案通过。

这是全国人大历史上反对票和弃权票最多的一次表决。

177张反对票,代表着177位人大代表的审慎态度。664张弃权票,则反映出更多的人对这个工程的犹豫和担忧。

加起来,有841张票没有投赞成。这个数字不可谓不大。

黄万里听到这个消息,沉默了很长时间。

学生来看他,发现老师一个人坐在书房里,面前摊着那些研究了几十年的资料。

窗外的阳光很好,可黄万里的脸上却看不到一丝笑容。

表决结束后的第三天,黄万里收到了一份文件。文件里提到了他多次上书的事情,并对他的意见做出了回复。

然而,当黄万里打开那份回复,看到上面那句简短的批示时,他突然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