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埃里克·欧林·赖特所著《阶级》一书节选，该书近期由中译出版社出版。
《阶级》，[美]埃里克·欧林·赖特著，吕梁山译，中译出版社，2026年版
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
运用新的阶级结构的概念重建，我们已经系统地探讨了美国与瑞典阶级结构的轮廓。把这一分析的全部细节都抛开，我们可以概括出两个宽泛的一般性结论。
首先，在两国，尽管当代资本主义在技术和社会方面发生了变化，但工人阶级到目前为止仍然在劳动力中是最大的阶级。即使我们接受了狭窄的工人阶级的标准——把各种“边缘性”剥削资产的拥有者排除在外，仍然大约有40%的劳动力属于这一阶级。如果加入这些边缘性类别——完全有理由这样做，尤其是那些“半资格证书雇员”的类别，工人阶级在两国就明显成为大多数。
其次，同样重要的是，尽管工人阶级是最大的阶级，但是有相当比例的劳动力占据着阶级结构中的剥削性定位。此外，即使我们把所有边缘性剥削资产的所有者排除在外，在瑞典和美国仍然大约有 1/4 的劳动力是剥削者。如果是就家庭而不是个人来看的话，那么家庭中有一个人属于某一剥削阶级的比例更高，大约占所有家庭的 40%。这并不是说这些个人或家庭是净剥削者。“中间阶级”概念的重建，其论点的核心是这些阶级地位同时既是剥削者又是被剥削者。正是这种情况说明了他们的阶级利益的复杂性，并把他们摆在了我所说的“剥削关系中的矛盾定位”之上。我的猜想是，这些个人和家庭中的大多数仍然更多的是资本主义的被剥削者，而不是通过其他机制的剥削者。然而，这并不能消除他们是剥削者的事实，从而作为其结果，他们具有同那些工人根本不同的物质利益。
阶级结构与政治
阶级结构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具有普遍的重要性。对社会的生产性资产的控制决定了行动者的根本物质利益，并极大地形成了个人和群体追求他们的利益的能力。人口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可能在物质上相对充裕，这一事实并没有否定他们的能力和利益仍然与财产关系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剥削过程捆绑在一起的事实。
然而，不管它如何重要，阶级结构的影响都是以政治为中介的。阶级关系或许说明了利益在其中被塑造和群体能力被锻造的形势，但是阶级构成过程的结果却不能被“解读”为阶级结构本身。
在我们讨论过的经验调查中，政治因素以两种主要方式进入分析。首先，在对瑞典和美国的阶级的结构比较中，两者在阶级结构上的差别似乎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政治过程。政府本身的规模对两国阶级分布具有显著的影响，它使得瑞典非管理者专家的数量大于美国，并且几乎完全解释了瑞典的小业主和小资产阶级人数较少的原因。更为微妙的是，政治动力可能隐含在美国劳动力比瑞典高得多的监督水平之中，以及美国比瑞典在专业技术同职权之间紧密得多的联系之中。尽管两国阶级结构的最明确的轮廓是由两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根本的资本主义特征所塑造的，但它们的阶级结构的差异必然受到政治过程的巨大影响。
政治因素进入我们的经验调查的第二种主要方式，是关于意识形成的过程，从而延伸到阶级构成的过程。尽管两国在阶级结构和阶级意识之间存在着相同的基本关联，但这种关联的意识形态后果却取决于它们的政治和历史差别。瑞典较高程度的两极分化以及工人阶级联盟的更为广泛的意识形态基础，是意识形成过程中这种政治媒介的结果。
政治蕴涵
本书通篇所关注的重点一直是阶级分析中的概念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所提出的一个解决方案的理论和经验蕴涵（implications）。除了顺便提到的以外，这些分析对于社会主义政治的蕴涵相对极少给予关注。有三个蕴涵显得尤为重要：走向社会主义的政治日程中激进民主的核心地位；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构成过程理解为阶级联盟问题的必要性；建立政治媒介以使这种联盟成为可能的重要性。让我们依次简要探讨每一项。
只要马克思主义者们相信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唯一可能的未来，积极地反对资本主义就等同于赞成社会主义。摧毁资本主义对于为社会主义创造条件来说既是必要的又是充分的。一旦资本主义被看作是具有多种未来，一旦承认后资本主义社会可能具有新的阶级结构形式、新的剥削与统治机制，那么将反对资本主义简单地等同于社会主义这个等式就失效了。因而就有必要准确地思考为社会主义而进行的进步斗争意味着什么，而不是简单地反对资本主义。
本书所提出的阶级的概念重建表明，为社会主义而进行的进步斗争的核心是激进民主。社会主义，如本书中所界定的那样，是这样一个社会，其中对资本资产和组织资产的控制不再是剥削的重要来源。要使它出现，必须消除资本资产的私人所有权和对组织资产的层级式的独裁主义控制。总之，这暗示社会主义意味着对生产中所使用的物质和组织资源的激进的民主控制。
当然，这并不是一个新颖的结论。对民主的重要性的认识日益增进，已经成为近来关于左翼的政治争论的一个标志。事实上，至少在美国的背景下，它进展得太远以至于在左派政治路线的中心议题中已经倾向于用民主问题取代社会主义问题。本书没有主张用民主来取代社会主义作为左派的核心政治议程，而是表明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和为民主而斗争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如果没有通过对生产的控制和协调过程的民主化对组织资产进行再分配，组织资产剥削就将继续存在，并且在这种剥削的基础之上会建立起一个新的阶级关系结构。民主不仅仅是国家政治制度是如何被组织的这样一个问题，它还直接关系到阶级关系本身是如何组成的。
如果激进民主作为斗争目标的重要性是本研究的基本政治蕴涵之一，那么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阶级构成过程的特征——这一特征仍是有疑问的——是另外一个蕴涵。如果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在大规模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基本上是两极分化的这一状况是真实的，那么阶级构成问题就会比现在简单得多。从根本上说，这一任务是把那些共同具有相同的根本阶级利益的个人组织成为群体性团体的问题。然而，正如我所论述的，“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并不是简单的两极分化的结构。至少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人口中有相当大的比例位于剥削关系的矛盾定位之中，这些定位同时既是被剥削者又是剥削者。难以想象这样一种情景，如果没有相当部分的位于这些矛盾定位中的人的合作，社会主义在这些社会中会成为现实的可能。然而，至少就其物质利益而言，这些矛盾定位的占据者要么直接受到社会主义威胁，要么至少在社会主义变革中具有相对不明确的物质利益。
这一点给社会主义者提出了一个深层的两难问题：只有在这部分人合作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才能够实现，而社会主义并不能给这部分人带来明显的物质有利因素。 如何解决这种两难的问题呢？在社会主义者的论述中基本上有两种方法。其一是从根本上否认该问题。它主张，社会主义将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的巨大浪费（过度的军费开支，广告费用，突出的企业消费，等等），从而使得绝大多数人口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境况更好。就本书的分析而言，如果消除了资本主义剥削和组织剥削，实用消费的实际生产率将极大扩展，从而使处于剥削关系的矛盾定位之中的许多人的境况实际上更好，而只有极少部分人会变得较差。实质上，这种观点表明，由于减少了资本主义的浪费而被解放的劳动时间，其大部分可能被改用于有用的物质消费，从而显著地提高了平均生活水平。这就意味着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消费水平被充分地平等化，它也并不意味着大多数处于矛盾定位的人的生活水平会下降。
这种观点常常遭遇大量的质疑。一个激进民主的社会主义将不得不把大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投入到民主参与中去，以使生产的民主组织实际发挥作用。因此，从资本主义所减少的浪费中，大部分将被用来仅仅是为民主参与提供可利用的时间，而不是为个人消费进行生产。此外，有理由预期，在社会主义社会将会设置用于生产的相当不同的效率标准（efficiency criteria）。例如，在民主条件下工人可能选择较为缓慢的工作节奏，它会降低整体社会生产率（social productivity）。因此很难预先知道，社会主义社会中整体社会生产率会出现怎样的变化，进而那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位于矛盾定位中的人们的物质利益的命运将会怎样。
社会主义者在试图得到位于矛盾定位中的人们的合作时所面对的两难问题，其第二个解决方案是强调一系列的利益而不是个人消费。从生活质量、真正自由的扩展、减少暴力等方面对社会主义的论述，提供了为社会主义目标而建立阶级联盟的基础。 这些目标并未消除这样一个联盟的成员带入到社会主义斗争中去的矛盾的物质利益，但是这些目标具有抵消、中和这些矛盾的物质利益的潜在可能。
通过结成一个可行的、具有内在凝聚力的社会主义联盟而实现的阶级构成过程，并不仅仅是社会主义者要找出何种目标将对剥削关系中的矛盾定位具有最大吸引力的问题。我们的经验调查曾经强调，阶级构成的整个过程严重地以政治和意识形态为中介。因而，这一分析的第三种政治蕴涵如下：为了创造使民主社会主义阶级联盟成为可能的条件，这些媒介本身必须变革。
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新观点。列宁对“打碎”资本主义政权的经典号召就是建立在这种观点的基础上的，即这种国家机器是按照它阻碍工人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方式而组织起来的。只有摧毁这一机器并代之以一种性质上截然不同的机器，社会主义才可能实现。
即使我们反对列宁关于资本主义政权结构的这种颇为整体论的观点，并且看到了在这种国家机器中具有从事政治活动的更大的可能性，列宁的论点背后的基本洞察力仍然是合理的。出现为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其政治和意识形态背景显著地塑造了不同种类阶级构成的潜在可能。这意味着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认清资本主义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制度的特征是重要的，这些制度在界定“斗争形势”，从而在普遍降低或提高创立激进民主的社会主义联盟的长期可能性方面扮演着尤为重要的角色。只需要考虑几个例子：美国与瑞典在劳动法中的差别，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两国组织工会的程度差别如此巨大，进而又对工人与矛盾定位之间的阶级联盟产生了重大影响。各国在选举制度上的差别能够使激进政党极难取得政治势力（例如在美国）或相对容易取得势力（例如在联邦德国）。社会福利计划的范围主要是根据对申请补助者的经济状况调查来安排的，其中接受福利者与未接受福利者截然不同，还是作为一种普遍的计划使所有人都受益（但不同的人缴纳不同的税），可能尤其对这种计划的受支持的程度，从而围绕这种支持形成的更广泛的政治联盟具有重大的影响。
在以上的每一个例子中，政治改革都具有扩大社会主义斗争的社会空间的潜在可能。这是20世纪70年代被称为“非改良主义改革”的核心：现实存在的社会中的改革，它改变了随后的斗争的条件，并且潜在地拓展了历史可能性的绝对范围。
阶级结构或许决定了可能的阶级构成与阶级斗争的界限，但在这些界限之内，可以出现范围广泛的不同种类的斗争。这些斗争或许在很大程度上再生产出了现实存在的阶级结构，或许为后资本主义剥削的新形式搭建了舞台，或许推动了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左派能否在资本主义中创造使民主的社会主义成为可能的条件，部分地取决于他们鉴别对那些种类的制度改革的能力，这些改革提高了在这样一个未来中参与斗争的阶级构成的潜在可能。
来源：[美]埃里克·欧林·赖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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