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中共党史人物传》《李汉俊传》《革命先驱李汉俊》《武汉大学校史》及相关历史档案资料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27年12月17日傍晚，武汉汉口日租界中街42号的一处寓所内，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划破了黄昏的宁静。

门外站着的是全副武装的士兵和日本租界巡捕，他们神色严峻，手中的枪械在夕阳下泛着冷光。

当房门被猛力推开的那一刻，屋内一个穿着拖鞋、身着便装的中年男子还未来得及反应，数支枪口已经对准了他。

这个男子名叫李汉俊，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曾经参与筹备中共一大的核心人物，被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称为中共"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

妻子陈静珠见到这一幕，脸色瞬间煞白，泪如雨下。她挺着七个多月的身孕，颤抖着声音对丈夫说，"换上鞋子再走吧，外面冷。"

李汉俊转过头看着已经怀有身孕的妻子，又看了看站在一旁的大女儿李声馥，平静地摆了摆手说，"不用换，我过会儿就回来的。"

说完这句话，他便被几个士兵架着押走了。陈静珠想要追出去，却被拦在了门口。

四个小时后的深夜，在汉口单洞门附近的刑场上，枪声响起。

这位年仅37岁的革命先驱，在没有经过任何审讯的情况下，就这样倒在了血泊之中。

李汉俊临刑前怒吼的最后一声，回荡在寒冷的夜空中，随后便是永恒的寂静。

噩耗传来时，陈静珠几乎晕厥过去。她当时怀有七个多月的身孕，身边还有年仅10岁的女儿李声馥需要照顾，13岁的儿子李声簧寄住在伯父李书城家。

丈夫遇难后，这个家庭的经济来源彻底断绝，更可怕的是，陈静珠背负着"共产党家属"的身份，随时可能面临生命危险。

那些日子里，她每天提心吊胆，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也不知道该如何带着孩子们活下去……

【一】从潜江走出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1890年4月的一个春日，李汉俊出生在湖北潜江沱埠垸袁桥村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

父亲李金山是当地的塾师，虽然家境清贫，一家人住在几间低矮的土屋里，却十分重视子女教育。

李金山常常对儿子们说，"读书是咱们穷人家孩子唯一的出路，你们要好好念书，将来才能有出息。"

李汉俊6岁进私塾念书，天资聪颖，有过目成诵的本领。

父亲给他讲了许多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故事，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这些故事在幼小的李汉俊心中埋下了反抗压迫、追求平等的种子。

1904年，年仅14岁的李汉俊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二哥李书城在武汉和日本的见识让整个家族看到了新的希望。

在李书城的好友吴禄贞资助下，李汉俊告别了父母，踏上了东渡日本求学的道路。

临行前，父亲拉着他的手说，"汉俊，我们求学就是要成为有用之才，以便有朝一日为国家民族扬眉吐气而出力。"这句话，李汉俊记了一辈子。

在日本的十四年，是李汉俊人生中最重要的成长时期。他先后就读于经纬学堂、私立晓星中学，学习异常刻苦。

每天天还没亮就起床读书，晚上常常学习到深夜。

1913年，李汉俊考入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在那里，他结识了在一高就读的宫崎龙介，还有朝鲜东学党的李光洙等人。这些进步青年经常在一起讨论时局，探讨救国之路。

1915年6月，李汉俊考入当时亚洲最好的大学之一——东京帝国大学土木工程学科，成为清政府的官费留学生。

在大学期间，李汉俊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恩师——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

河上肇刚从欧洲考察归来，带回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和社会主义思潮。

他在课堂上讲授政治经济学时，经常引用马克思的观点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

李汉俊深受震撼，课后常常去找河上肇请教。河上肇看这个中国学生如此好学，便借给他许多马克思主义的德文原著。

李汉俊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著作。他精通日、德、英、法四国语言，这让他有条件直接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和各种外文译本。

每读到精彩之处，他都会在笔记本上做详细的摘抄和批注。李书城在书信中曾写道，"汉俊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工科，与日本进步人士河上肇常有往来。他信仰共产主义，得老师河上肇之启发甚多。"

在日本期间，李汉俊还结识了戴季陶、沈玄庐等留日学生，甚至见到了革命先行者孙中山。

这些接触让他对中国的前途命运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对于后进的中国来说，马克思主义实在是最美满的天赐品！"

1918年7月，李汉俊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获得土木工程学位。

著名文学家茅盾后来回忆说，如果李汉俊不从事革命，"稳稳当当可以做个工程师"，凭他的学识和能力，前途不可限量。

然而李汉俊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回国投身革命，传播马克思主义。

【二】上海滩上的马克思主义播火者

1918年岁末，28岁的李汉俊回到了阔别十四年的祖国。

他没有选择去做工程师，而是寓居上海，住在二哥李书城位于法租界的公馆里。

他的行李箱里，装满了从日本带回的各种英、德、日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和报刊。

李书城看着弟弟这些书，笑着说，"汉俊，你学的是工科，怎么带回来的都是这些政治书籍？"

李汉俊认真地回答，"二哥，我在日本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看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我们中国要救亡图存，非走这条路不可。我要把这些思想传播给更多的中国人。"

从此，李汉俊开始了孜孜不倦的翻译和写作工作。

他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常常通宵达旦。桌上的茶水凉了又热，热了又凉，他却全然不觉。手边的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那是他思考时的习惯。

1919年春，李汉俊在上海霞飞路渔阳里路北居住时，经湖北同乡詹大悲介绍，结识了董必武。

董必武参加过辛亥革命，为了民主共和两次入狱、两次亡命日本，但一次次惨痛的失败使他陷入深深的迷惘。

李汉俊向董必武、张国恩等人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推荐他们阅读《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等书籍。

几位湖北人在黄浦江畔彻夜长谈，从时局谈到革命，从中国的出路谈到世界的未来。说到激动处，几个人常常争得面红耳赤。

董必武后来回忆说，"当时社会上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日本的合作主义运动等等，各种主义在头脑里打仗。李汉俊来了，把头绪理出来了，说要搞俄国的马克思主义，介绍《马克思主义入门》，看政治经济学入门，到底是资本主义，还是帝国主义，我们也弄不懂，这就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的'本钱'。"董必武多次称李汉俊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老师"。

1919年6月，戴季陶在上海创办《星期评论》，李汉俊应邀参加编辑工作。

他的革命热情似火焰，笔耕不辍。在一年时间里，《星期评论》共发表50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其中38篇出自李汉俊之手。

他以李人杰、汉俊、汗、先进、海镜、海晶、厂晶等笔名，在《新青年》《民国日报》《劳动界》《小说月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译文和文章。

1919年10月，英国在华情报机关收到报告称，李人杰是两名居住于上海法租界的"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之一。李汉俊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李汉俊翻译了《马格斯资本论入门》，成为中国最早系统介绍《资本论》的人。他还与陈独秀合力校对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这些译著和文章，如同春雨一般，滋润着中国革命的土壤，影响了整整一代革命青年。

在繁重的翻译写作之余，李汉俊还要为党的活动筹措经费。

他把教书所得收入和写文章所得的稿费大都用于革命之需。

据他的嫂子薛文淑回忆，为了筹措经费，李汉俊煞费苦心，有时甚至把第一任妻子（已于1920年病故）的金银首饰送入当铺，当的钱用于小组活动，后来还是薛文淑帮忙赎回的。

李汉俊生活极其简朴。茅盾在回忆中写道，"他自奉甚俭，除香烟瘾特大外，别无嗜好，衣服朴素，像个乡下佬，乍见时谁也想不到他是通晓几国文字的留学生。"

有一次，李汉俊为了深入了解工人生活，特意穿着很简朴的衣服到工厂去，和工人们打成一片。

【三】中共一大的筹备者与护卫者

1920年春天，陈独秀从北京南下到沪。他常常与李汉俊、李达等人在渔阳里的《新青年》编辑部见面，一谈就是几个小时。

陈独秀时常与李汉俊交谈建党的事宜，越谈越觉得有必要尽快成立中国共产党。

4月，共产国际东方局维经斯基经李大钊介绍到上海，找陈独秀商讨建党问题。

在沪期间，维经斯基访问了《新青年》《星期评论》等编辑部和一些进步社团，举行了几次座谈会。

李汉俊与陈独秀每次都参加，认真听取共产国际代表关于俄国十月革命后政治、经济和教育等方面的情况介绍。

通过商谈，陈独秀和李汉俊得出一致的结论，走俄国人的路！中国需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

5月，李汉俊与陈独秀、李达等人发起成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前身。

研究会经常在李书城的公馆里开会，讨论社会主义学说和中国社会改造问题。

薛文淑后来回忆说，那时候李汉俊的朋友很异常，"他们在一起经常发生争论，有时像是在吵架，有时我以为一定是闹翻了，可第二天这些人还是照常来，从表情上看不出有什么不愉快。"

她哪里知道，这些争论都是为了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

1920年8月，李汉俊与陈独秀等人在上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早期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这个小组成为各地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李汉俊为成员之一。

李汉俊负责联络推动各地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他给武汉的董必武、张国恩写信，希望武汉也建立共产党组织。

董必武回忆说，"1920年，李汉俊这个从日本归国的学生，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在上海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并到武汉来同我商量，我决定参加，并负责筹组党的湖北支部。"

11月，陈独秀应邀去广东任职，离沪前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作交给李汉俊，由他代理书记。

李汉俊肩负起了重任，更加忙碌了。为了筹措党的活动经费，他不但把教书所得收入和写稿所得稿费都用于革命之需，而且本人的基本生活费则皆由支持他革命活动的兄长李书城供给。

1921年初，建党的步伐加快了。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到沪，与李达、李汉俊等商议建党事宜。

经过几次会商，决定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李汉俊和李达承担起一大会议的筹备、联络工作。他们函请各地党的早期组织派代表来沪参加会议。

为了保证会议顺利召开，李汉俊借出了他和哥哥李书城的寓所——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作为会场。

这栋房子是李书城的产业，李汉俊当时就住在这里。

选择这里开会，一来是地理位置好，在法租界相对安全；二来是李汉俊的社会关系复杂，即便有人来查，也好应付。

李汉俊还将日常的稿费用于活动经费。李公馆18平方米的餐厅兼客厅就成了一大会场。

1921年7月23日晚8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李公馆开幕。

来自全国各地的13名代表，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聚集在这间不大的房间里，商讨建党大计。李汉俊作为上海小组代表出席会议。

会前，李汉俊受陈独秀委托起草了党纲草案。会议期间，代表们对党的纲领、组织原则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李汉俊在会上发言积极，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

7月25、26日休会期间，由李汉俊、董必武、张国焘、刘仁静起草党的纲领、工作计划和成立宣言。

7月30日晚，代表们在李公馆举行第六次会议。会议刚刚开始不久，突然有一名身穿灰色长衫的中年男子推门而入。

这个陌生人掀开门帘，带着搜寻的目光朝室内在座的人们环视了一周，眼神可疑。

陌生人的突然出现，立即引起了大家的警觉。

具有秘密工作经验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当机立断，低声说道，"这个人不对劲，大家赶快离开！"

于是代表们先后离去，只留下作为房主的李汉俊和陈公博两人。

果然，代表们离开会场十几分钟后，望志路突然响起了警车尖厉的鸣笛声，十多名法国警察带着几名中国密探闯入室内进行搜查。

法国总巡问李汉俊，"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李汉俊镇定自若，用流利的法语回答，"我们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在这里编辑出版书籍。"

"编辑什么书？"总巡继续追问。

"新时代丛书，介绍世界各国文化的书籍。"李汉俊不慌不忙地解释。

巡捕们在房间里翻箱倒柜地搜查，但什么也没找到。重要的文件早就被代表们带走或销毁了。

加上巡捕们得知此处是曾任北洋官员的李书城的公馆，又见李汉俊对答如流，便找不到把柄，只好悻悻离去。

临走时，总巡警告道，"你们这些知识分子，以后集会要事先上报，不要有任何的政治企图！"

李汉俊用智慧和胆识保卫了中共一大会议的安全，为会议的召开做出了突出贡献。

薛文淑后来回忆说，当时她并不知道是在开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只是记得有一天，一进门就发现天井里有些烧剩的纸灰，厨师老廖告诉我说，有法国巡捕来搜查过二先生的房间，并说没有抓人。后来回想起来，那次可能就是在开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会议结束后，由李汉俊和董必武共同起草了大会向共产国际作的关于中国情形的报告。

【四】革命道路上的分歧与抉择

一大之后，李汉俊继续从事革命工作和马克思主义宣传。

在会议上，李汉俊在一些建党问题上与陈独秀、张国焘等人发生了激烈争论。

关于党员是否可以做官和当国会议员的问题，张国焘等人是反对的，李汉俊认为在党的领导下是可以的。

关于共产党是否可以与其他党派合作的问题，会议决议"不准党员跨任何党籍"，李汉俊认为是可以合作的。

他主张援助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及容许职业工会，而遭到其他同志的"坚决反对与否定"。

此外，李汉俊与陈独秀在党的组织问题上也产生了严重分歧。

李汉俊主张地方分权，认为中央不过是一个有职无权的机关。

而陈独秀则主张中央集权，认为中国革命才开始，就搞地方分权，岂不成了无政府主义？

加上在上海党组织经费等问题上的矛盾，李汉俊与陈独秀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

陈独秀临去广州时，曾跟李汉俊约定，《新青年》每编出一期，即付编辑费100元。

为了不耽误《新青年》预定的排印日期，李汉俊经常通宵达旦赶写文章和审定稿件。

结果，陈独秀连说好的编辑费都不给，这令李汉俊非常不满。

李汉俊一气之下，代理书记不干了，《新青年》也不编了，把党的名册和文件交给《共产党》的主编李达，让李达代理书记。

相同的理想和目标曾让他们走到一起，如今却因为具体方法的分歧而产生隔阂。

在党的一大上，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而被公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会议重要组织者的李汉俊却连个候补委员都未选上。这让李汉俊颇感失落。

1922年初，李汉俊离开了生活工作4年的上海，回到武汉。

他先后在私立中华大学、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任教。虽然离开了上海，但他并没有把自己禁锢在三尺讲台上，而是积极投身到革命洪流之中。

他身体力行，常去学校、工厂讲演，推动武汉的工人运动。

1922年10月，湖北省工团联合会成立，李汉俊被选为教育主任委员。

他在中共武汉市委机关报《武汉星期评论》上发表妇女解放的文章，推动了湖北女师学潮。

1923年1月30日，李汉俊前往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工会受到军阀吴佩孚施压，决定罢工反抗。

2月7日，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发生，林祥谦等32名工人惨遭枪杀。李汉俊也由此遭到军阀通缉。

随后，李汉俊北上投奔在北京的二哥李书城。

在京期间，他常与李大钊及苏联驻华使馆内的共产国际代表联系，并参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活动。

同时，他利用李书城的关系，在北京政府的外交部、教育部、农商部任职，为此，党中央发出通告给他"处分"。

1923年5月5日，李汉俊在北京向中央递交了《退党申请书》，脱离了党组织。

在申请书中，他表示自己在组织外一样能做事情，只要信仰没有变。事实上，他也是这么做的。

1923年9月，李汉俊返回武汉，接受聘请任国立武昌高师教授。

这一年，经人介绍，33岁的李汉俊与陈静珠结婚。陈静珠是李书城好友万声扬的姨妹，介绍人就是万声扬。

李汉俊的第一任妻子陈氏已于1920年病故，留下一子李声簧、一女李声馥。陈静珠成为了这个家的女主人，也成为了两个孩子的继母。

婚后，李汉俊和陈静珠感情很好。虽然陈静珠文化程度不高，但她善良贤惠，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让李汉俊可以安心工作。

李汉俊对妻子很体贴，常常给她讲一些革命道理，虽然陈静珠不一定都能听懂，但她知道丈夫是在做大事。

1924年，李汉俊继续在武汉从事教学工作。他讲课生动有趣，深受学生欢迎。

在讲授唯物史观等课程时，他常常结合中国实际，深入浅出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原理。李汉俊是我国第一位把唯物史观列为高校教学科目的教授。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召开前，李汉俊脱离中国共产党。

五卅惨案后，武汉学生游行声援，工人罢工。6月1日，汉口发生惨案导致平民丧命。

李汉俊积极参与汉案调查，与英方交涉。12月，武昌师大又遇学潮，李汉俊领导学生抗争。虽然已不是党员，但李汉俊从未放弃革命理想。

1926年春，李汉俊曾短暂到上海大学社会系任教，接替郑超麟。

北伐战争前夕，他和董必武回到武汉，在国民党湖北支部工作。

8月，南下湖南参加两湖国民党执行委员联席会议，获选政治经济委员会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

9月23日，湖北政务委员会成立，李汉俊任教育科长。11月，他参与筹备武昌中央军校。12月，又参与筹备合并成立武昌中山大学。

1927年2月20日，武昌中山大学开学，由李汉俊主持校务工作。

3月7日，在李汉俊的帮助下，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开课。

李汉俊担任专职教员，讲授社会学等课程。4月10日，湖北省政府成立，李汉俊担任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

这一时期，李汉俊虽然不是党员，但始终站在革命的一边，为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1927年4月12日后，局势急转直下，白色恐怖笼罩全国。

7月20日，湖北省政府内的共产党人被免去职务，董必武、恽代英等人相继离开。

李汉俊、邓初民等人还继续留在省政府任职。7月31日，国民党湖北党部改组，李汉俊任宣传部长。

9月15日，新桂系组织南京特委会准备西征武汉。李汉俊与李书城商量后，决定冒险营救被捕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

他们利用职务之便，释放了300多名被抓捕的共产党嫌疑分子，帮助他们避难。

这件事救了很多人的命，但也为李汉俊自己埋下了祸根。

11月14日，西征军抵达武汉，桂系军阀胡宗铎和陶钧把持省务，开始大规模整肃共产党和左派人士。

武汉城内人心惶惶，到处都在抓人杀人，街头不时可见示众的人头。

11月29日，武汉震寰纱厂发生工人罢工事件。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的学生们声援工人，上街游行示威。

李汉俊和好友詹大悲到场声援学生。这一举动彻底激怒了胡宗铎，他当即下令通缉李汉俊、詹大悲等人。

李书城得知消息后，立即赶到弟弟家，神色凝重地对李汉俊说，"汉俊，你赶紧去日本避避风头，现在武汉太危险了。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船票，明天就走。"

李汉俊看了看怀有七个多月身孕的妻子陈静珠，又看了看10岁的女儿李声馥，摇了摇头说，"二哥，静珠马上就要生了，我怎么能在这个时候离开她。再说，我又没做什么坏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李书城急得直跺脚，"你这个书呆子！现在是什么时候？他们杀人还需要理由吗？你赶紧走，等风头过了再回来！"

可是李汉俊铁了心不肯走。他安慰二哥说，"没事的，我住在日租界，他们也不敢随便进来抓人。我还是教育厅长，他们总要顾及一些影响。"

李书城无奈，只能叹气离开。临走时，他回头看了弟弟一眼，心里隐隐有种不祥的预感。

12月16日，胡宗铎、陶钧派兵与日本租界巡捕勾结，决定对李汉俊下手。

第二天傍晚，汉口日租界中街42号的李汉俊家被包围了。

士兵们端着枪破门而入，李汉俊还穿着拖鞋、身着便装，根本来不及反应。

陈静珠哭着让他换上鞋子，李汉俊却平静地说了那句"不用换，我过会儿就回来的"。

他被押走时，回头看了妻子和女儿最后一眼，眼神中满是不舍和愧疚。

四个小时后，在汉口单洞门附近的刑场上，枪声响起，李汉俊倒在了血泊中。

与他一同遇难的还有好友詹大悲，两人都未经任何审讯就被处决，当晚武汉城内又有数十名进步人士遇害。

李汉俊遇害后，陈静珠独自承担起了抚养孩子的责任，然而他们子女的结局却让人意想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