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我叫陈默远，今年38岁。
6年前我去伊朗工作，爱上了一个二十四岁的当地姑娘纳西姆。
六年里，她陪我住简陋的出租屋、吃路边的烤饼，我们生下一个混血女儿，她从未说过一个"苦"字。
我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带着妻子孩子回国，过普通人的日子。
可回国那天，德黑兰机场的出发大厅里突然开进一列黑色车队，纳西姆猛地跪倒在我身边。
一个身着深色长袍的老者从车队中缓步走出，他走到我面前，用一双看透世事的眼睛打量了我很久，说了一句话，让我脚底的地面像是瞬间裂开了……
01
2018年的春天，我第一次踩上伊朗的土地。
德黑兰的空气里混着沙尘和烤肉的焦香，街道两侧的梧桐树刚冒出嫩芽，风一吹，叶子哗哗地颤。
我拖着一只破旧的行李箱站在公司宿舍楼门口，抬头看了一眼那栋灰扑扑的六层楼，长吐了一口气。
我是石油工程技术公司的外派员工，专门负责一个油气管道改造项目的现场对接。
合同签的是两年，我没想到这一来，就是六年。
公司宿舍住的都是中国人，十几个大老爷们挤在一起，每到周末就打牌、喝酒、打电话回家骂老板。
我在这群人里算是安静的，不打牌，不闹事，下班了就一个人在附近的小街上瞎转。
伊朗的小街和我想象的不一样。
不是沙漠里的破败，而是有一种历史压进砖缝里的厚重，墙上的波斯花纹、铺子里码得整整齐齐的香料、老人坐在门槛上喝茶的样子，都带着一股懒散的从容。
我慢慢喜欢上了这种感觉。
项目部附近有一条叫做"玫瑰巷"的小街，街口有家卖烤饼和红茶的小铺子。
铺子不大，门口摆了两张铁皮桌子，老板是个五十来岁的胖男人，姓马苏德，见了中国人就用手比划着笑。
我几乎每天早上都去那儿买一张烤饼，马苏德英语说得一塌糊涂，但热情得像个火炉，每次都要拍着我的背说一堆波斯语，我一个字也听不懂，就跟着点头。
有一天，我照例走进铺子，却看见收银台后面站了个陌生的年轻女人。
她个子不高，头上围着一条浅蓝色的头巾，露出半张侧脸，鼻梁很高，眼睫毛长得出奇，低着头在算账，一根手指点着账本，嘴里轻轻嘀咕着什么。
我站在那儿愣了一下，没说话。
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换成生硬的英语问："你要什么？"
我说，"一张烤饼，不加葱。"
她重复了一遍，"不加葱。"然后低下头继续算账。
我接过饼，多看了她一眼，转身走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马苏德的侄女，叫纳西姆，刚从大学毕业，来帮叔叔的铺子忙活几个月。
她的英语是在学校学的，说得磕磕巴巴，但比我的波斯语好多了——我的波斯语只会说"谢谢"和"多少钱"。
我们就这样开始说话了。
每天早上，我买饼，她收钱，偶尔多说几句，聊聊天气，聊聊她上学时候的事，聊聊我从哪儿来、做什么工作。
她说话的时候眼睛很亮，喜欢皱着眉头认真地想一个词怎么说，找不到英语单词就比划，比划不出来就干脆笑。
那种笑声不大，带着点儿不好意思，却很干净。
我开始每天早去铺子里多坐一会儿。
有时候马苏德不在，就我们两个人，她泡了茶端过来，坐在对面，用手撑着下巴问我，"中国的冬天，真的会下很厚的雪吗？"
我说，"要看哪里，我老家在东北，雪能埋到腰。"
她眼睛睁大了，"那你们怎么出门？"
我说，"铲雪，或者不出门。"
她想了一会儿，认真地说，"我觉得被雪埋住很浪漫。"
我当时没说话，只是喝了一口茶，心里某个地方悄悄松动了一下。
02
三个月后，我开口了。
那天傍晚，我去铺子买东西，正好碰上纳西姆一个人关门，我帮她把门板搬进去，两个人站在昏黄的路灯下，我说，"我想跟你继续见面。"
她没说话，只是低下头，用鞋尖轻轻踢了踢地上的一块小石子。
我以为说错了，正要开口找补，她抬起头，"你知道我们这里，不是那么容易的。"
我说，"我知道，我愿意按你们的规矩来。"
她沉默了很久，"你在伊朗还有多久？"
我说，"合同还有一年多，但我可以续。"
她看了我一眼，什么都没说，转身走了。
我以为没戏了。
结果第二天早上，马苏德在给我递饼的时候突然用蹩脚的英语说，"我侄女，说你，是好人。"
我差点把茶喷出来。
那之后，我开始正式去纳西姆家里拜访。
她父亲叫达吾德，是个退休的中学教师，眉毛很浓，眼神严肃，第一次见我就考了我一堆问题，问我家里几口人，父母做什么，工资多少，打算在伊朗待多久。
我一一回答，没敢撒谎。
他听完，沉默了一会儿，说了一句波斯语。
纳西姆小声翻译给我，"他说，你眼神不乱，是正经人。"
我长舒了一口气。
她母亲法里达是个圆脸的胖女人，性格和达吾德完全相反，见了我就往手里塞点心，拉着我问东问西，问中国人吃不吃牛羊肉，问我妈妈有没有给我介绍过对象，问我觉得她女儿怎么样。
我说，"很好。"
法里达乐得直拍大腿，扭头用波斯语跟达吾德说了一堆，达吾德没吭声，但嘴角动了一下。
就这样来来往往了将近一年，我向纳西姆求婚。
那天我准备了一束玫瑰，是在街边小摊买的，有点蔫，但是红色的。
她接过去，低头看了一会儿，抬起头问我，"你真的确定吗？你知道嫁给我，你要留在这里，或者带我回中国，都不容易。"
我说，"我确定。"
她又问，"你家里人同意吗？"
这个问题让我停顿了一秒。
我妈在电话里听说我要娶一个伊朗姑娘，沉默了足足有二十秒，然后说，"你脑子没毛病吧？"
我跟我妈解释了将近三个月，发了纳西姆的照片，视频通话让她们见面，我妈盯着屏幕看了纳西姆很久，最后说，"长得还行，就是不知道规不规矩。"
纳西姆听不懂中文，但看出我妈在评价她，冲着屏幕笑了一下。
我妈沉默了片刻，说，"你自己拿主意吧，我管不了你。"
这就算是半个同意了。
我们在德黑兰办了婚礼，小小的，只请了纳西姆的家人和我公司的几个同事。
她穿了一件白色的长裙，头发用金线编起来，站在我旁边，比我高出来半个头的地方。
我看着她，想，这辈子大概就是她了。
达吾德在婚礼上说了很长一段波斯语祝词，法里达在旁边抹了好几次眼泪，马苏德喝多了，拍着我的肩膀用波斯语喊了半天，纳西姆帮我翻译，说他在说，"这个中国小子，是我见过最能吃我的烤饼的人，他是好人。"
我笑得差点把婚礼上的红茶喷出来，那是我在伊朗笑得最开心的一晚。
03
婚后我们租了一间两室一厅的公寓，在德黑兰东郊，月租金折合人民币不到两千块，楼道里的灯经常坏，热水器三天两头罢工。
纳西姆从来不抱怨这些。
她会把屋子收拾得很整齐，把窗台上摆了一排花盆，种了薄荷和罗勒，做饭的时候顺手摘两片叶子放进去，整个小屋都是香的。
我工资不算高，外派补贴加起来每个月到手大概两万出头，扣掉房租、生活开销，能攒下来一半。
纳西姆知道我家里每个月还要寄钱给我妈，从没说过一句闲话，反而帮我算怎么省钱，哪个市场的蔬菜便宜，哪个时间段超市打折。
婚后第一年，我们的女儿出生了。
混血的孩子，生下来眼睛深棕色，头发微卷，皮肤比纳西姆白，比我黑，长得精致得让产房的护士围过来看了好一会儿。
我给她起了个中文名字，叫陈栀栀。
纳西姆给她起了个波斯名字，叫雅斯敏，是茉莉花的意思。
达吾德来看外孙女，抱着孩子坐了半天，一句话没说，眼眶是红的。
法里达抱着孩子转了好几圈，嘴里念叨着什么，纳西姆说，"她在说，这孩子命好，是两个民族的福气。"
我妈那边，我发了视频过去，她对着屏幕看了半天，说，"眼睛好看，随她妈。"这是她第一次说纳西姆的好话。
孩子满月那天，达吾德破天荒地喝了一杯红酒，举起杯，用波斯语说了什么，纳西姆翻译给我，"他说，愿这个孩子，一生不知道战争是什么。"
我端着杯子，喉咙有点发紧，"我也这么希望。"
达吾德看了我一眼，点了点头，这是他第一次用那种眼神看我，不是审视，是认可。
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了。
我续签了合同，一年又一年，从两年变成了六年。
项目越做越大，我从普通的现场对接升到了区域负责人，手底下带了二十几个人，在德黑兰的圈子里也算混出了点名堂。
纳西姆在一家贸易公司找了份文员的工作，上班地点离家不远，每天骑自行车去，骑回来的时候头巾上有时候挂着沙，她摘下来抖一抖，跟我说今天路上堵车堵了多久，哪个路口又在修路。
那些日子，真的很普通，普通到我有时候甚至忘了我是个异乡人。
但有一件事，始终像一根细针，时不时扎我一下。
纳西姆很少提她自己的过去。
不是刻意回避，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沉默。
每次我问到她大学以前的事，她总是笑一笑，换个话题，或者说，"那时候的事，没什么好讲的。"
我以为她只是不喜欢回忆，没有深究。
有一次我无意间翻到她抽屉里一张旧照片，问她照片里那个男孩是谁，她接过去，安静地看了很久，然后把照片翻过去扣在桌上，说，"一个很久以前认识的人，不重要了。"
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平静，眼睛却望向很远的地方，像是在看一片只有她自己能看见的风景。
04
我决定回国，是在一个普通的周三下午。
那天公司总部发来通知之前，项目部已经连续收到了两周的安全预警邮件。
中东局势吃紧，我们公司在伊朗的几个工区都收到了撤离评估通知，据说是上头要求各项目组自查风险等级，并提前规划人员疏散路线。
那天下午，项目部的警报系统突然响了。
刺耳的蜂鸣声在办公室里穿来穿去，所有人站起来，面面相觑，值班主任拿着对讲机喊了几句，说是系统测试，虚惊一场，但所有人脸上的表情都没有完全松下来。
我坐在椅子上，盯着桌上那封总部发来的邮件，邮件主题是"关于外派人员回国安置方案"，我读了第三遍，决定打电话给总部负责人张建国。
张建国说，"默远，你在那边六年了，该回来了，国内新开了个项目，点名要你，待遇比那边高将近一倍，你考虑一下。"
我考虑了一晚上。
我和纳西姆商量了很久。
她坐在餐桌边，手里捧着一杯茶，听我说完，沉默了一会儿，"你想回去。"
这不是疑问，是陈述。
我说，"我想带你们一起回去。栀栀该上幼儿园了，国内的条件更方便，我妈年纪大了，身边也需要人。"
纳西姆低下头，"我父母这边……"
"我们可以常回来看他们。"我说，"签证的事我来办，每年至少回来两次。"
她把茶杯放下，抬起头看我，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动，但她没有哭，只是点了点头，"好。"
就一个字。
我开始办各种手续，签证、公证、档案、机票。
纳西姆那边，达吾德知道消息后沉默了好几天，法里达哭了两次，但最后两个人都没有拦着，达吾德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了很长一段波斯语。
纳西姆翻译，"他说，他把她交给你，你要让她过得好。如果她哪天想回来，你不许拦。"
我说，"我答应你。"
达吾德盯着我看了很久，最终没说什么，转身进了屋。
出发的日期定在一个周五。
德黑兰伊玛目霍梅尼国际机场，我提前三个小时到了，行李托运完，抱着栀栀，拉着纳西姆，在候机大厅找了个座位坐下来。
纳西姆一直很安静，只是时不时低头亲一下栀栀的额头。
栀栀不知道今天意味着什么，捧着一个小布偶玩得专心，偶尔抬头喊一声"妈妈"，又低下头去。
我去买了两杯咖啡，回来的时候看见纳西姆站着，背对着我，肩膀有些僵。
我走过去把咖啡递给她，顺着她的视线往外看，机场外面的玻璃幕墙外，停着两辆黑色的越野车，引擎还开着，排气管冒着白烟，但没有人下车。
我皱了皱眉，"那是什么车？"
她接过咖啡，摇摇头，声音平稳，"不认识。"
但她端咖啡的手，指节是白的。
广播里开始播报登机信息。
我弯腰去抱起栀栀，就在这时候，候机大厅的自动玻璃门哗地一声整体洞开。
不是正常的开门声。
是同时开，用力开，带出一股冷风的那种开法。
我直起腰，抬起头，就看见十几个黑衣人大步走进来，把整个大厅入口堵得严严实实。
栀栀感觉到了什么，把头埋进我肩膀，没有说话。
我下意识地侧过身，想把纳西姆挡在身后。
然而纳西姆没有躲。
她站在那里，身子直得像一根铁钎，手里的咖啡杯慢慢倾斜，滚烫的液体淌过她的手背，她没有动一下。
黑衣人散开，在大厅两侧站定，像两道墙。
机场外，那几辆黑色越野车缓缓驶入专用通道，在我们正前方一字排开，停下来，引擎熄了。
最中间那辆车的车门，沉重地打开了。
老者从车内缓步走出，在距我不足四步远的地方站定，那双饱经风霜的眼睛直直落在我脸上。
那目光沉得像一块压在胸口的石头，叫人喘不过气。
沉默了片刻，他开口说话了。
他用一口带着波斯腔调的英语，字字用力地问我：
"先生，你可曾想过……你娶的这个女人，究竟是什么人？"
我怔在原地，本能地答道："我……我娶的是纳西姆。"
六年了，我怎么可能不知道我娶了谁。
那个第一次见面就敢跟我争论足球的女孩。
那个陪我熬过异乡每一个漫长冬夜的妻子。
那个把我们那个破到漏风的小屋布置得像家一样的女人。
我还能娶了谁？
老者的神情变得难以捉摸，有怜悯，有叹息，还有一种压着什么秘密的沉默。
他从宽袍内侧取出一个烫金边的厚信封，平稳地递到我眼前。
"拆开它。"他的声音不高，却像钉子一样钉进耳朵，无从回避。
我手指发抖，慢慢撕开信封口。
最上面滑出一张边缘泛白的旧照片。
照片里是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笑得肆无忌惮，眉眼之间的轮廓，和纳西姆年轻时的样子分毫不差。
照片背面，压着一张印有官方徽章的证明文件，全是我看不懂的波斯文。
老者伸出那双骨节凸出的手，指向文件最顶端的一行字，缓慢地、一字不落地说出了那句让我此后每一个夜里都难以入睡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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