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的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里,61岁的陈长捷提起笔,满纸都是遗憾。

这位当年在抗日战场上被叫作“晋绥军猛虎”的中将,这会儿的身份是第一批特赦战犯。

他正在写一篇回忆录,叫《平型关战役的前前后后》,洋洋洒洒写了两万一千字。

沈醉说过,陈长捷在这就是个“手不释卷的儒将”,不打牌也不下棋。

可谁能想到,就在22年前的那个雨夜,这位儒将差点被自己的长官活活气得吐血。

在那场震惊中外的平型关战役里,八路军林彪师明明已经把饭做熟了,热气腾腾端到了桌子上,可拥有兵力优势的晋绥军主力,却硬生生把桌子给掀了。

这就让人不得不问一句:这场本来可以全歼板垣师团的辉煌胜利,到底是怎么变成一场大溃败的?

咱们把时间拨回到1937年8月下旬。

那会儿的华北战场,日本人攻势猛得很。

板垣师团死命攻打南口,汤恩伯的第十三军虽然拼了命抵抗,但局势还是悬得很。

另一边,东条纵队直逼张家口,刘汝明的第二十九军竟然连打都没打,直接就被吓跑了。

就在这节骨眼上,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犯了一个要命的战略误判。

他死死盯着地图上的平绥线,认定日本人占了南口、张家口之后,肯定会沿着铁路打大同。

他的眼光就局限在雁门山以北那块地方,压根没料到日本人不仅想吃肉,还想砸锅——日军的真实意图根本不是沿着铁路走,而是要穿越平型关,直抄雁门山后方,要把阎锡山的老窝给端了。

为了这个错得离谱的判断,阎锡山搞了个所谓的“大同会战”计划。

他调兵遣将,挖战壕筑防线,以为能在大同城下跟日本人决一死战。

可现实直接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

9月上旬,日军根本不按套路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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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条纵队带着两个伪蒙军骑兵师,像把尖刀一样插向六十一军李服膺部的防线,直插阳高城。

李服膺部一触即溃,撒丫子狂奔。

日本人紧追不舍,刀尖直指大同。

与此同时,日军主力板垣师团从察南蔚县杀出来,直扑山西广灵。

在边境洗马店警戒的第七十三师瞬间就被打垮了,师长刘奉滨也受了重伤。

这一来,阎锡山的“大同会战”还没开始,就已经宣告结束了。

直到这时候,阎锡山才如梦方醒。

他终于看清了日本人的獠牙是指向平型关的。

慌乱之中,他又匆忙策划什么“平型关会战”,想在砂河以西和繁峙之间布个“口袋阵”。

就在阎锡山手忙脚乱、不知所措的时候,一支刚改编完的部队赶到了战场。

八路军来了。

第一二〇师贺龙部到了五寨、神池;第一一五师林彪部跟朱德总司令进了五台。

周恩来更是亲自跑到雁门关岭口,跟阎锡山商量怎么打。

这会儿陈长捷也在雁门关行营,他头一回见到周恩来。

周恩来在那儿给这帮国民党将领讲游击战、讲运动战,反复强调得发动老百姓。

紧接着,林彪师东越五台山,往灵丘、涞源挺进;贺龙师越过长城,向山阴穿插。

八路军的意思很明确:抄敌人后路,把鬼子围起来打。

一一五师到了五台山,林彪立马联系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孙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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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通报了一个胆大包天的计划:一一五师要在平型关以东的东河南地区设伏,希望友军能配合一下。

要是这个计划能成,板垣师团就是插翅也难逃。

孙楚虽然下了令,让第十七军协助作战,可这时候的晋绥军内部,早就乱成一锅粥了。

第十七军军长高桂滋压根就不买账。

他死抱着阎锡山“把敌人放进平型关内打”的旧命令,别说配合八路军了,他竟然把两个师调回了五台县。

其他部队更是吓破了胆,还没打就想跑,随时准备脚底抹油。

到了9月24日,绝佳的战机出现了。

八路军一一五师已经在平型关把网撒好了,就等着鬼子钻。

可作为战区最高指挥官的阎锡山,竟然还在那儿犹豫。

他不信八路军能插到敌人背后,更不信这支装备破破烂烂的部队能搞出什么名堂。

他唯一的对策就一个字:等。

他在等什么?

等所谓的“援军”。

可陈长捷心里跟明镜似的,哪有什么援军啊。

阎锡山不过是把郭宗汾的预备第二军调到了大营,却把陈长捷手里战斗力最强的预备第一军死死按在代县不让动。

直到孙楚确认八路军真的进了预设阵地,才再次命令高桂滋出击团城口,打日军的屁股。

结果高桂滋又抗命了。

他觉得这是孙楚想牺牲杂牌军来成全晋绥军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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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气之下,高桂滋竟然放弃了至关重要的团城口,全线后撤。

这一撤不要紧,直接把八路军的侧翼全都暴露给了日本人。

消息传回指挥部,阎锡山气得拍桌子大骂:“高桂滋放弃团城口,比刘汝明放弃张家口,还要该杀!”

9月25日,枪声终于响了。

平型关大捷的消息传过来,狠狠震了阎锡山一下。

加上雁门以北也没见鬼子有什么动静,他终于回过味儿来:原来真的可以在平型关大干一场啊!

这时候,他才想起来在代县坐冷板凳的陈长捷。

军令如山,第六十一军立马往平型关赶。

为了收拾残局,阎锡山让傅作义亲自指挥高桂滋和刘茂恩两军反攻团城口,想亡羊补牢,跟八路军来个合围,一口吃掉板垣师团。

可惜啊,阎锡山这人像极了三国里的袁绍,“见事迟”这三个字简直就是刻在他脑门上的。

9月26日凌晨,陈长捷看到了让人绝望的一幕。

第六十一军冒着雨急行军八十里,陈长捷满身泥水地赶到前线指挥部。

这时候天刚蒙蒙亮,可你猜怎么着?

指挥部里的那些幕僚们,竟然都在呼呼大睡!

整个指挥系统完全瘫痪,一点打仗的气氛都没有。

傅作义见了陈长捷,也只能无奈地叹气:“前线将领不配合,把好好的战局都给败坏了。”

这时候高桂滋和刘茂恩早就被打怕了,根本指挥不动。

傅作义手里能用的牌,就剩下刚赶到的陈长捷这一个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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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只能让陈长捷去跟附近的八路军联系,商量怎么攻敌人的侧背。

但这迟来的进攻,早就错过了最佳时机。

日本人已经从开始的混乱里反应过来了,开始疯狂反扑。

第六十一军吕瑞英旅,加上独立第四旅第二团和两个山炮连,救了一部分被围的友军后,立马陷入了血战。

在东泡池山下,那仗打得惨烈极了。

右翼的第四一五团伤亡惨重,团长本来就有伤没来,代理团务的团附刘崇一胸部和腿部各中了两枪,血流得跟注水似的。

但他死战不退,就坐在地上坚持指挥。

增援上来的第四一六团“干部营”,那是一群由晋绥军军官教导团三百多名学生组成的精锐。

在团长宋恒宾的带领下,这些年轻的学生兵跟鬼子展开了白刃战。

喊杀声震天动地,鬼子一度都被打退了。

可这胜利的代价太大了:团长刘崇一重伤,营长宋干卿、李凌汉等三百多个热血青年,全部死在了战场上。

可局部的英勇哪能挽回全局的崩坏呢?

9月28日,鹞子涧。

第七十二师第四三四团程继贤部陷入了日军重围。

这本来是友军支援的最佳时刻,可在那个混乱的战场上,周围的国民党军队竟然选择了观望。

程继贤团长带着部队死战,最后全团覆没。

活下来的就剩下团附郭唐贤、营长张景舜和不到一个连的伤兵。

陈长捷看着这一切,心都要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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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回忆录里愤怒地写道:“把四个军闲置在主战场侧方,看着不打,进退失据。

既不对主战场帮忙,又不对雁北地区监视,这不就是排着队等着挨打吗!”

平型关战役打到这份上,晋绥军三个军遭受重创,伤亡过万。

阎锡山的心理防线彻底崩了。

当杨爱源提醒他后路可能被切断时,这位“山西王”再也没了决战的勇气。

他惊恐地拍案而起,喊出了那句决定战役最终结局的话:“我看战局没法救了,再不退就全完了!

下令全线撤退吧!”

一场本来该辉煌的大胜,就这么画上了句号。

陈长捷的这篇回忆录,字里行间透着一股浓浓的悲愤。

八路军一一五师创造了那么好的围歼战机,但凡阎锡山能早下个决心,但凡友军能少一点私心,板垣师团或许早就成了历史名词了。

历史没有如果,只有结果。

陈长捷想不通,没能全歼日军不是因为士兵怕死,而是因为将帅无能。

那些倒在东泡池的年轻学生兵,那些死守鹞子涧的孤魂,哪个不是铁骨铮铮的汉子?

可这血性,终究是被上层的犹疑、猜忌和保存实力的私心,给白白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