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燃烧的岛群”第1520篇原创文章，作者：阿登的苦林。
作者简介：阿登的苦林，山东人，喜欢二战及冷战军事，尤其是太平洋战争、苏德战争和冷战武器装备，曾在“空军之翼”等网站发表过若干文章。
正文共约7000字，配图13幅，阅读需要15分钟， 2026年3月18日首发。
按：本文编译自外网军事评论，编译本文并不表示赞同原作者观点或证实文章内容，仅供读者参考。配图有改动。
在评论一战前的国际海军竞赛时，英国政治家、前首相，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任海军大臣和外交大臣的第一代贝尔福伯爵（Arthur James Balfour）曾表示：“我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现代史上，我们首次面临如此罕见且危险的海军局势，其深远影响甚至令我们难以完全领会。”当时，德意志帝国四年内已下水第四艘无畏舰，英国对此深感不安。自霍雷肖·纳尔逊将军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大获全胜以来，英国皇家海军便一直称霸海洋。然而，20世纪初的国际形势充满了变数：英德两国掀起军备竞赛，美日两国紧随其后。一战结束后，各大海军强国意识到这些海上巨兽只会越造越大，当世界理应回归永久和平之时，各国却仍深陷军备竞赛的漩涡。
图1.海军竞赛时期的英国皇家海军无畏舰队
为应对一战后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美、英、日、法、意五大海军强国于1922年通过谈判达成了《华盛顿海军条约》，限制各自主力舰的发展，以给战后隐约再现的军备竞赛降温。该条约及1930年的《伦敦海军条约》催生了一款新军舰——条约型巡洋舰，并开启了一段为期约二十年的海军创新发展期。美国海军随即展开大规模造舰活动，二十年间建造了五级18艘重巡洋舰。这些巡洋舰在太平洋战争初期参加了所有重大的舰队战斗活动，并对战局产生了关键影响。纵观美国海军条约型巡洋舰的发展历程，可为当代海军装备发展提供宝贵的启示：在严苛的约束条件下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在舰队层面推动创新，同时为大国竞争做好准备。
早期的巡洋舰
早在1915年，美国海军就通过年度舰队演习发现，亟需一种介于驱逐舰与战列舰之间的中型军舰。此前，各海上列强主要专注于建造越来越大的战列舰，以及在战列舰编队之间灵活作战的小巧的驱逐舰。
图2.停泊在基尔港的德国公海舰队
当时，巡洋舰主要扮演着为战列舰编队执行远程侦察任务的重要角色，但美国海军此时仅装备有为数不多的巡洋舰。大西洋舰队司令弗兰克·弗莱彻（Frank Fletcher）上将在1915年致国会的年度信函中指出：在前往关塔那摩湾途中进行的两次舰队演习中，因缺乏巡洋舰侦察，导致“敌”劣势兵力得以逃脱主力舰队的追击。数天后，同一支主力舰队因缺少巡洋舰导致无法获得预警并牵制“敌”驱逐舰，反遭演习另一方的驱逐舰持续跟踪。弗莱彻上将指出：
“在问题发生后的七天里，缺乏重装甲高速军舰和轻巡洋舰的缺憾尤为突出。蓝军总司令始终无法获得‘敌’位置及动向的可靠情报，而‘敌’凭借其占据优势的巡洋舰兵力，却能随时掌握蓝军的行动轨迹与部署态势。”
弗莱彻上将指出，驱逐舰在此时发挥了可圈可点的作用，但其战斗力与适航性（尤其是在冬季）使其不适合执行远程侦察与攻击任务。驱逐舰担负着重要使命，但侦察任务不在其列。海军部长约瑟夫斯·丹尼尔斯（Josephus Daniels）在随弗莱彻一同提交的信函中强调，“重装甲高速军舰和轻巡洋舰”位列第三优先事项，仅次于军官与水兵短缺问题。由此催生了美国海军10艘“奥马哈”级轻巡洋舰的建造计划，这也标志着美国海军巡洋舰变革的开端。
战列舰假日
1922年，当“奥马哈”号轻巡洋舰（CL-4）尚处于服役前的舾装阶段时，美国便与英、日、法、意四国共同在《华盛顿海军条约》上签了字。该条约包含多项旨在缓解列强间紧张关系的条款，通过确保各国间保持大致的军备平衡，防止任何国家的海军获得过度优势来打破这一平衡。
图3.美国海军“奥马哈”号轻巡洋舰正通过巴拿马运河，照片摄于1925~1926年间
该条约限制了主力舰（通常指战列舰和战列巡洋舰）的总吨位与主炮口径，对航空母舰也设定了限制，并导致了一种之前不存在的军舰——条约型巡洋舰（吨位上限为1万吨，主炮口径最大不得超过8英寸）的诞生。对美国海军而言至关重要的是，条约第十九条禁止在太平洋地区加强岸防工事，这意味着条约有效期内不得进一步强化菲律宾和威克岛的基地防务。这一条款在塑造新军舰（条约型巡洋舰）的战略定位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促使美国海军决心退役舰队中最老旧、成本最高的燃煤动力舰船，为建造条约型巡洋舰腾出吨位空间。随后，条约五大签署国便紧锣密鼓地投入对条约型巡洋舰这一新型军舰的设计工作中。
条约型巡洋舰身上的诸多限制给美国海军，特别是海军总委员会（由资深退役将领等成员组成的舰船设计与战略咨询委员会）带来了诸多棘手的限制。加之1万吨排水量与8英寸口径主炮的红线、禁止加强西太平洋地区要塞基地的禁令，以及对主力舰的吨位限制，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在这种情况下，条约型巡洋舰必须承担起一定的战略使命，而以日本为假想敌的“橙色战争计划”推演表明，若要击败这个对手，所需的舰队规模远超预期。条约规定的美国主力舰吨位对日本5∶3的优势，源于美国海军所期望的舰队在抵达西太平洋时至少保持7∶6的优势——这一计算基于舰队每航行一千海里将损失10%的作战兵力的假设。
图4.一战结束前后的美国海军主力——标准型战列舰
这样一来，军舰的战备状态便成为美国海军的首要关切。战争规划者们很快意识到，为在对日战争中取得必要优势，和平时期的战备水平必须超过90%。然而，考虑到现代化改造、维护和大修周期，这一数字根本不可能达到。因此，海军作战部积极推动提升巡洋舰部队的战斗力，尽可能多造条约型巡洋舰，这样即便有一两艘巡洋舰掉链子对整个巡洋舰部队的战备程度也影响不大。换句话说，美国海军需要比预期多得多的巡洋舰下水服役。
限制催生了创新
鉴于苛刻的限制条件，美国海军内部及海军总委员会的争论自然异常激烈。海军总委员会与代表轮机、军械及舰体设计的各个部门之间的分歧导致设计过程长期拖延，到1926年“彭萨科拉”号最终开工时，另一套采用“截然不同的舰体构造与主炮布局”的替代设计方案已启动研究工作，该方案最终发展为“北安普敦”级。1924年和1925年来自国会的预算压力使事态进一步复杂化，因为国会拒绝为建议建造的8艘新改良后的“彭萨科拉”级巡洋舰拨款。
人们普遍认为，摆脱束缚能催生更具创意的解决方案，但实际上限制反而能带来更优的结果；迎着困难而上反而会激发人的创造力。美国海军深知，它们亟需这种新型军舰，因为竞争对手都在同步推进条约型巡洋舰的建造工作。在这种国际压力下，海军总委员会必须尽快设计出符合条约规定、经济上负担得起而且性能达标的军舰。唯有采用迭代设计法才能在这些限制条件下优化设计指标。海军总委员会深知，不能等新技术成熟了才启动新舰的建造工作。因此，“彭萨科拉”级的设计充分体现了海军总委员会的意图：追求高航速、独立航行能力与远距离水面炮战能力。为实现这一目标，海军总委员会不得不大幅削减装甲厚度，将尽可能多的武器塞进舰体，这也让“彭萨科拉”级获得了“铁皮船”的绰号。
图5.正在海上航行的“彭萨科拉”号重巡洋舰（CA-24），照片摄于1935年9月
今天的美国海军面临着类似的困境。令人感到后怕的相似之处在于，海军的水面作战舰艇数量与20世纪20年代中期建造“彭萨科拉”级时几乎持平。而现如今，美国海军不仅要应对更加复杂的战略环境，还要承受地理位置的诅咒。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在国会发言中也表达了对不切实际的兵力生成模式的担忧，这与当年推动“5∶3优势”战略的逻辑如出一辙。当被问及为何否决海军造舰计划时，埃斯珀指出，该计划延续了过时的部署与战备模式，而这种模式早已失效：既然多年未能奏效，为何要假设它在未来会成功？当前国会面临的预算困境，难免令人联想到1925年海军总委员会与军舰设计部门所遇到的挑战。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海军通过相似级别舰船的迭代设计与生产，找到了受限条件下的解决方案。事实上，2020年4月30日授予的10艘新一代护卫舰FFG（X）的建造合同便可视为对先前设计的首次迭代。鉴于建造周期较20世纪20年代更长，美国海军遂考虑基于已被工业界验证过的护卫舰设计方案进行迭代，以便首批10艘完工后持续推进后续批次（10艘）的生产工作，确保生产线维持高效运转。然而，由于项目进度严重滞后、成本超支以及美国海军对舰队结构的重新评估，该项目最终在2025年11月25日被美国海军部长约翰·费兰正式宣布取消。
图6.美国海军新一代多用途导弹护卫舰“星座”（Constellation）级，该项目已于2025年底叫停，原计划采购的20艘也因种种问题，最终决定仅完成已开工的首舰“星座”号（FFG-62）和二号舰“国会”号（FFG-63）
一级接一级地迭代
从1922年到1941年，美国海军共服役了18艘重巡洋舰。尽管相较于今天美国海军的军舰产能，这看似是个相当可观的数字，但这18艘巡洋舰分属五个不同舰级。
1926年，海军总委员会批准了“彭萨科拉”级的设计方案，美国海军的首批条约型巡洋舰随即开工建造。“彭萨科拉”级安装四座8英寸主炮炮塔，其中两座为三联装，另外两座为双联装；防护方面，舰体装甲带的覆盖范围广但厚度不足；舰上搭载两架水上飞机及大量轻型武器。“彭萨科拉”级的主尺度与操控性能与现役的“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相当：舰长约600英尺（约183米），宽约60英尺（约18米），重心偏高且抗浪性一般。
图7.“彭萨科拉”级二号舰“盐湖城”号
当时，每艘巡洋舰的建造周期大致为三年。按照往常的惯例，美国海军会等“彭萨科拉”号交付并完成海试及大量试验后，才会进行改进或设计新一级军舰。但在那时，其他海军列强同样在加速建造条约型巡洋舰，迫使美国海军在前一级舰尚未完工（甚至尚未下水）时就必须设计订购后续舰级，因此对军舰的改进“只能基于理论推演，无法借助试验和实战经验”。通过服役的“彭萨科拉”号与“盐湖城”号两舰，美国海军发现该级舰在海上表现欠佳，其舰体尺寸与“头重脚轻”的设计易引发剧烈横摇，而低干舷高度使海水很容易涌入舱内。
于是，海军方面迅速修改了基础设计，在“彭萨科拉”号尚未在纽约海军船厂下水前，就更改了其独特的炮塔配置，并修正了舰体稳定性问题。最终服役的6艘“北安普敦”级均安装三座三联装炮塔，航海性能大幅提升。“北安普敦”级的排水量比条约规定的上限低1000吨左右，这一“意外红利”使美国海军得以在该级舰服役后为其增加装甲及其他提升战斗力的设备。鉴于“北安普敦”级展现出的优秀适航性，美国海军于20世纪30年代下令，将两艘“彭萨科拉”级重巡洋舰进行改造以达到同等标准。用新一级军舰的设计改造上一型巡洋舰的做法，成为二战期间美国海军巡洋舰部队的重要特征。
图8.航行中的“北安普敦”号重巡洋舰（CA-26），照片摄于1935年8月23日
今天，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约翰·理查德森（John Richardson）上将汲取了这些经验教训，并将其融入文件《维持海上优势的设计方案》中。理查德森认为，大型作战舰艇及其他舰船可通过聚焦于“优秀的舰体设计和充足的动力余量”的方式快速设计并入役，而无需过多顾虑舰船服役期间将持续升级的系统。然而当前，美国海军大型水面作战舰艇项目仍不断拖延，海军似乎执着于一次性实现所有目标。前海军作战部水面作战分部总监尤金·布莱克（Eugene Black）上将指出，大型水面作战舰艇项目被推迟是更广泛、风险更低的策略的一部分，旨在等待定向能武器和先进作战系统等技术的成熟。
美国海军有机会加速发展水面作战舰艇，而且必须如此。尽管“阿利·伯克”级驱逐舰的第三批次在前几批次的基础上有所改进，并将继续建造以应对各种威胁，但“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才是海军的最佳选择。尽管取得了很大成功，但“伯克”级驱逐舰的结构创新已达到极限，再无提升空间（不过仍有提升的希望）。相反，“朱姆沃尔特”级在海上测试中展现出优秀的抗风浪能力，其内倾式舰体设计在恶劣海况下表现优异。该级舰存在诸多优势与缺陷，类似海军早期“彭萨科拉”级与“北安普敦”级的发展经历。从多方面看，“朱姆沃尔特”级优化的适航性、一体化电力推进系统及充裕的设计余量，为美国海军提供了绝佳的创新平台。事实上，“朱姆沃尔特”级存在的缺陷（如采购成本过高与舰载武器问题）恰恰成了建造更好的军舰的绝佳制约条件——美国海军此前在“海狼”级核潜艇的改进中就曾成功实践过：将先进技术转化为更经济高效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
图9.2016年10月17日，在通过马里兰州切萨皮克湾驶向新母港加州圣迭戈的途中，“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DDG-000）刚从威廉·普雷斯顿·莱恩州长纪念大桥（亦称切萨皮克湾大桥）下驶过
出现波折
随着海军总委员会对“北安普敦”级进行反复论证，旨在提升其适航性和武器装备时，国际形势再度发生变化。1930年4月，五大海军强国齐聚伦敦签署了《伦敦海军条约》，该条约将条约型巡洋舰分为两类：主炮口径大于5.1英寸（130毫米）小于6.1英寸（155毫米）的条约型巡洋舰定义为轻巡洋舰，主炮口径大于6.1英寸（155毫米）小于8英寸（203毫米）的条约型巡洋舰定义为重巡洋舰，并对其实施更严格的限制。此外，根据条约规定，美国海军在重巡洋舰数量方面相对于日本获得了18∶12的优势。
图10.“波特兰”级二号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该舰曾担任斯普鲁恩斯中将指挥的第五舰队的旗舰，1945年7月秘密运送原子弹部件至提尼安岛后，于返航途中被日军伊-58号潜艇击沉
“北安普敦”级的后续舰“波特兰”级原计划建造8艘，在《伦敦海军条约》签署时，该级舰的前两艘已开工建造。海军总委员会批准将“波特兰”号与“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完工，其余舰只的建造工作再度搁置。这一波折反映出国际环境的缓慢恶化，以及海军列强希望通过在相互竞争的大国间强制推行更高程度的均势来阻止战争的尝试。趁此机会，美国海军将剩余的“波特兰”级更改设计为全新的“新奥尔良”级。
小步快跑
对美国海军来说，“新奥尔良”级重巡洋舰具有决定性意义。此前的“彭萨科拉”级与“北安普敦”级因装甲薄弱而广受批评，但它们的设计源于弗兰克·斯科菲尔德（Frank Schofield）上校1923年在海军总委员会中提出的决议，该决议要求巡洋舰“几乎放弃所有被动防御措施（即装甲保护），以便将全部重量用于提升航程与火力”。在《伦敦海军条约》签署前，在海军总委员会的设想中，未来的“新奥尔良”级仅需对“北安普敦”级进行小幅改进，但条约的签署彻底改变了这一设想。
图11.“新奥尔良”级重巡洋舰“阿斯托里亚”号（CA-34），照片摄于1942年7月8日在夏威夷海域参加实战演习期间
海军总委员会果断决定，下令建造7艘采用三种不同设计方案的重巡洋舰，用于试验新技术与舰体布局。“新奥尔良”级对动力系统舱室进行了彻底改造，将锅炉舱与轮机舱分散布置以提升抗毁伤性，并引入了“免疫区”的概念：通过强化弹药库等关键部位的防护，在无需全舰被覆装甲的情况下增强关键部位的生存性。通过重新分配装甲实现的减重，使设计师得以强化关键部位的防护力。总的来看，“新奥尔良”级重巡洋舰整体布局更加优化，并延续了专属指挥舱室的设计（海军总委员会在“波特兰”级上首次引入旗舰指挥功能，这次又在舰体短了一截的“新奥尔良”级上“复制”了这一做法）。
总的来说，大获成功的“新奥尔良”级为后来“克利夫兰”级轻巡洋舰和“巴尔的摩”级重巡洋舰的问世奠定了基础。1938年《海军扩张法案》（其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两洋海军法案》）通过后，美国海军得以大规模建造这些新军舰，并最终凭借它们打赢了太平洋战争。“新奥尔良”级的成熟设计与性能，既着眼于迫近的战争，又汲取了前几级军舰的经验教训，使美国海军得以在新型武器和雷达引导火控系统投入使用后迅速升级这些军舰，从而展现出相对于日军的压倒性战斗效能。
图12.正在华盛顿州埃利奥特湾海面上急转弯的“新奥尔良”号（CA-32），照片摄于1943年7月30日，当时该舰刚刚在普吉特湾海军船厂完成了战损修复与大修检查
海上的短期与持久作战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巡洋舰的迭代式改进，使美国海军在二战初期得以有效抵御日本的进攻。从重心不稳的铁皮船“彭萨科拉”级到最后一型正规条约型巡洋舰“新奥尔良”级，在二战中，美国海军所有的条约型巡洋舰几乎参与了每一场大规模舰队作战，其中几艘的名字也在海军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如“文森斯”号、“芝加哥”号、“休斯敦”号、“旧金山”号。
图13.1942年萨沃岛海战中的美军“昆西”号重巡洋舰（CA-39）
倘若美国海军当时选择等待的话——无论是完善需求规范、等待雷达系统成熟，还是等待条约到期或续签，那么当战争真正爆发时，它麾下将完全没有那些被历史证明亟需的军舰。面对未来大国竞争重启的时代以及国会持续施压要求增加作战舰艇数量的大背景下，海军总委员会当年在重巡洋舰上的做法为今天的海军建设指明了方向，其中若干具体经验包括：
（1）老旧舰船的维护成本更高，应积极推动退役计划，优先采购新型舰艇。
（2）在满足作战需求的同时，主动接受对舰船设计的限制，以加速创新进程。
（3）长期大批量生产虽能稳定建造周期并降低采购成本，但通过多种型号小批量迭代生产，海军可更快具备新质战斗力。
（4）对取得适度成功的设计方案，应在后续舰船建造中持续优化改进，直至达到舰船工程设计的极限。
美国海军已经为新型舰艇奠定了历史传承基础。海军不应等待新技术完全成熟，而应持续推进每批次舰艇的渐进式迭代改进，在定向能武器等具备实战能力时立即投入应用。正如美国海军约瑟夫·陶西格（Joseph Taussig）中将所言：“装备劣舰的精锐之师，胜过驾驭良舰的庸才。”战争何时爆发难以预料，可一旦开战，我们必然需要比现役规模更庞大的舰队，而且现在就该开始着手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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