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无儿无女，我每月寄3000生活费，他拆迁分了160万非要给我|三婶|周涛|大伯|妞妞|娟子|陈娟|陈建国|陈强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第一章那个电话

我正蹲在厨房地上，跟卡在洗碗池下水道里的菜叶子搏斗。手指头抠得生疼，黏糊糊的油腻感顺着指甲缝往里钻。手机在客厅茶几上炸响的时候，我下意识一哆嗦，半片烂菜叶子弹到了我额头上。

“谁啊这是……”我嘟囔着，在围裙上蹭了蹭手，小跑着过去。

屏幕上闪着“三叔”两个字。我心里咯噔一下。三叔平时很少给我打电话，一年到头，除了过年群发祝福，几乎想不起我这个在省城安家的侄女。

“喂，三叔？”

电话那头的声音又急又喘，背景音乱糟糟的，有狗叫，有小孩哭，还有人大声嚷嚷着什么。

“娟子！娟子啊！你快回来！赶紧的！”三叔的嗓子像是被砂纸磨过，嘶哑得厉害，“你大伯……你大伯没了！”

我脑子“嗡”的一声，手里的手机差点滑出去。厨房里，水龙头没关严，水滴砸在池子里的声音，一下，一下，敲得我耳膜疼。

“三叔……你说什么？哪个大伯？”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飘，轻得不像话。其实我知道，我只有一个大伯。

“还能是哪个！建国大伯！刚才……刚才在院子里摔了一跤，后脑勺磕在捶衣服的石墩子上，等发现的时候，人……人都硬了！”三叔的声音带了哭腔，“你快回来吧，家里都乱套了！”

我靠着沙发滑坐到地上，冰凉的瓷砖透过薄睡裤刺着皮肤。眼前是白的墙，白的顶灯，可晃着的全是大伯那张黑黝黝、皱巴巴的脸。上次见他是去年国庆，我带着女儿妞妞回去住了两天。他蹲在门槛上抽烟，妞妞跑过去揪他花白的胡子，他也不恼，咧着缺了颗门牙的嘴笑，从兜里摸出两颗快化了的糖。

“娟子？娟子你听见没？买最近的车票！家里等着你拿主意呢！”三叔又在那边喊。

“哎……哎，听见了，我马上，马上买票。”我舌头打结，挂了电话，手指抖得厉害，戳了好几次才打开购票软件。最近一班回去的高铁是两小时后。我几乎是跳起来冲进卧室，胡乱从衣柜里扯出几件衣服塞进背包。

老公周涛正在书房开视频会议，门关着，能听见他模糊的、刻意放沉稳的汇报声。我一把拧开门，他皱着眉头，食指竖在唇边冲我“嘘”，对着电脑说：“王总，我这边有点急事，稍等两分钟可以吗？”

我没管，直接走到他旁边，俯下身，用气声说：“我大伯死了。我得立刻回老家。”

周涛脸上的职业笑容僵住了。他对着摄像头说了句“抱歉，家里有急事，会议我晚点看回放”，就合上了笔记本。

“怎么回事？上次打电话不还说身子骨挺硬朗？”他站起来，接过我手里的背包，“怎么这么突然？”

“摔了一跤，磕着头了。”我把三叔的话重复了一遍，语速很快，“高铁两小时后开，我现在去接妞妞放学，直接去车站。你……你请个假，明天带妞妞过来吧。”

“行，你别慌，路上小心。”周雷拍我的背，力道有点重，“钱够吗？我给你转点。”

“够。”我吸了吸鼻子，没哭出来，只觉得胸口那块地方空落落的，灌着风。“我每月给我大伯打三千，卡里还有点。”

提到每月三千，周涛嘴角几不可察地动了一下，没说什么，只是更用力地搂了搂我的肩膀：“快去吧，别误了车。”

赶到车站，上了车，找到座位，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楼宇、田地，那种不真实感才慢慢褪去，尖锐的痛楚一点一点扎进来。我低下头，看着自己相互绞紧的手指。

每月三千。这个数，是从五年前开始的。

大伯陈建国，是我爸的亲大哥。我爸排行老二，下面还有三叔、四姑。奶奶走得早，爷爷是个闷葫芦，家里里里外外，其实是大伯这个长子撑起来的。我爸能读完高中，三叔能学开车，据说都是大伯当年在砖窑厂扛活供的。后来我爸进了县农机站，三叔跑运输，都在县城安了家。只有大伯，守着爷爷留下的老屋，和几亩薄田，一辈子没娶上媳妇。

为啥没娶？说法多了。有说他年轻时候太顾家，把自己耽误了；有说他脾气倔，眼光高；还有悄悄话，说他身子可能有点问题。真真假假，我们小辈不好问。只知道他一个人，过得清苦，但也自在，种点菜，养几只鸡，在村里人缘不错，谁家有事都乐意去搭把手。

我爸十年前脑溢血走了。我妈跟了我弟在南方生活。四姑嫁得远，联系也少。留在老家的，就剩大伯和三叔。三叔脑子活，早些年包工程赚了钱，在县城住着小洋楼。可他对大伯，也就是过年过节提点东西去看看，平时少有走动。用三婶的话说：“大哥那人，太独，给他钱也不要，给他买衣服嫌花色不好，难伺候。”

其实我知道，大伯不是难伺候，他是不想欠人情，尤其不想欠已经发达了的弟弟的情。

我大学在省城念的，毕业后留下工作，认识了周涛，结婚，生妞妞，也算扎下了根。回老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五年前那次回去，看到大伯咳嗽得厉害，一问才知道感冒拖成了肺炎，在镇卫生院吊了好几天水。屋里冷锅冷灶，桌上就半碗剩粥，咸菜都长了毛。他那间老屋，墙皮掉得厉害，下雨天肯定漏水。

我心里堵得难受。回城后，就跟周涛商量：“以后每月给我大伯打一千块钱吧，当生活费。他老了，没个进项，太可怜。”

周涛当时在啃苹果，闻言顿了顿，说：“一千是不是少了点？现在物价高。要不……两千？咱们紧巴点没事。”

我很感激他。我们都是普通工薪阶层，房贷车贷压着，妞妞上学开销也大，每月凭空多出两千，不是小数目。最后折中，定了一千五。打了半年，有一次跟老家邻居通电话，无意中听说大伯拿这钱，一部分买了药，一部分居然偷偷塞给了村里更困难的孤寡老人。我听着，眼泪一下就出来了。那个月，我自作主张，打了两千。又过了半年，涨到了两千五。三年前，涨到了三千。每次涨，我都有些心虚地跟周涛“报备”，他总是沉默一会儿，然后说：“你看着办，家里钱你管着。”

我知道他有压力。他爸妈是退休教师，有养老金，不仅不用我们补贴，偶尔还贴补我们一点。相比之下，我这边就像个无底洞。但他从没说过难听的话，只是烟抽得比以前多了。

高铁到站，又转破旧的中巴，颠簸了近两小时，天擦黑时，我才看到村口那棵老槐树。树下往常蹲着扯闲篇的老头们不见了，只有几条狗在溜达。村子里比平时喧闹，隐约有哭声和嘈杂的人声传来，灯火也比往常密集。空气里有种黏腻的、说不清道不明的躁动。

我拖着行李，沿着熟悉又陌生的土路往老屋走。离得老远，就看见我家那栋低矮的老屋前，灯火通明，人影幢幢。门口挂起了惨白的灯笼，门板上贴着裁成菱形的白纸。哀乐从屋里传出来，是那种劣质音响放出的、千篇一律的调子，嘶哑地循环着。

院子里挤满了人。有本家的叔伯婶子，有左邻右舍，还有些纯粹是来看热闹的，端着碗，边扒饭边往屋里瞅。烟气、汗味、厨房飘出的油腻气味混在一起。堂屋正中，两条长凳架起一块门板，上面躺着一个人，盖着黄色的寿被。那应该就是大伯了。我脚下一软，几乎站不住。

“娟子回来了！”不知道谁喊了一嗓子。

所有人的目光“唰”一下集中到我身上。那目光复杂得很，有同情，有打量，有好奇，还有别的，我看不懂的东西。人群自动分开一条道。我看见三叔红肿着眼睛迎上来，他身后跟着三婶，眼睛也红红的，手里捏着条皱巴巴的手绢。旁边还有几个面熟的堂兄弟、堂姐妹，表情各异。

“娟子，你可算回来了……”三叔抓住我的胳膊，他的手很凉，很用力，“去，去看看你大伯最后一眼吧。”

我被他半搀半拉地拖到门板前。寿被拉下一点，露出大伯的脸。已经有人给他收拾过了，换了簇新的藏蓝色寿衣，脸上盖着黄表纸。可我依然能看出，他左边额角到太阳穴，有一大片可怕的、深紫色的淤肿，边缘透着黑。他的嘴巴微微张着，像是还有什么话没说出来。

我膝盖一弯，“噗通”就跪下了。额头抵着冰冷潮湿的地面，眼泪终于汹涌而出。不是嚎啕大哭，是压抑的、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呜咽。为他的孤独，为他的突然，也为这些年，我那自以为是的、每月三千的“孝顺”。真的够吗？真的抵得过他这一辈子的冷清和最后的凄惶吗？

有人把我扶起来，是邻居五婶，不住地拍我的背：“好孩子，别哭伤了身子，你大伯知道你孝顺，走得也安心……”

“安心啥呀，”一个有些尖利的声音插进来，是三婶，她用手绢按着眼角，声音不高不低，刚好让周围一圈人都能听见，“孤零零一个人，摔了都没人知道，要不是隔壁王婆来借锄头，指不定……唉，也是命苦。娟子啊，你每月寄钱，那是你的心意，可这老人啊，光有钱不行，身边得有人啊！”

我哭声一滞，抬起头，透过泪眼看三婶。她避开我的目光，转头去跟另一个妇人说话：“可不是嘛，我们离得远，也顾不过来，总说接他去县城，他死活不去，恋着这老屋……”

周围响起一片嗡嗡的议论声。有人叹气，有人附和三婶，也有人说：“建国大哥是好人啊，就是太要强。”

我心里那点悲伤，突然被一种更复杂的情绪搅乱了。三婶这话，听着是感慨，可怎么品，都像有根小刺，轻轻扎了我一下。是啊，我出了钱，可我没在身边。三叔三婶在县城，也不在身边。到头来，大伯还是一个人，死在了冰冷的院子里。

这时，一个穿着不合身西服、腋下夹着个破旧公文包的中年男人挤了过来，是三叔的大儿子，我的大堂哥陈强。他在镇上开杂货铺，消息灵通。他凑到三叔耳边，又像是故意让周围几个人听见，压低声音说：“爸，我刚听说个事儿……咱村东头那片，要修高速路互通，测绘队都来了！咱们这老屋，还有后面那片荒坡，搞不好都在征用范围里！”

三叔猛地转过头：“真的？”

“十有八九！”陈强眼睛里闪着光，“要是真的，这补偿款可少不了！这老屋是爷爷的名，爷爷走了，就是大伯的。现在大伯也……”他话没说完，但眼神已经飘向了堂屋正中，飘向了那张盖着黄表纸的脸，又飞快地扫了我一眼。

院子里嘈杂的声音，似乎安静了一瞬。好多人的耳朵，都竖了起来。原本弥漫在空气中的悲伤气氛，微妙地变了味道。连那循环播放的哀乐，都显得格外刺耳起来。

我跪在冰冷的地上，看着大伯平静的、覆盖着黄纸的脸，突然觉得，这身后事，恐怕要比我想象的，复杂得多，也凉薄得多。

第二章算盘声

丧事办得潦草又喧闹。

按照村里规矩，停灵三天。这三天，老屋像个破败的戏台，各色人等你来我往。本家的亲戚们来得齐全，远嫁的四姑也拖家带口赶了回来，抱着大伯的棺材哭得几乎背过气去，嘴里念叨着“大哥苦了一辈子没享过福”。可哭完，擦干眼泪，就拉着三婶钻进里屋，关上门嘀嘀咕咕半天。

厨房里，请来的“流水席”班子热火朝天，肥肉在大铁锅里滋滋作响，香气混合着煤烟味飘得到处都是。来吊唁的，随了礼，大多就围着油腻的圆桌坐下，喝酒，划拳，谈论今年的收成，镇上的物价，以及……即将到来的拆迁。

拆迁的消息，像风一样，一夜之间刮遍了全村每个角落。版本越来越多，越来越具体。有说每亩地补偿八万的，有说按房屋面积，砖混结构一平三千的，还有说连房前屋后的果树都要算钱。每个人说起这些数字时，眼睛都亮晶晶的，仿佛那些红彤彤的钞票已经堆在了眼前。

大伯的棺材停在堂屋，香火缭绕。棺材前头，我和三叔家的堂弟，作为小辈，轮流跪着守灵、烧纸。纸钱在瓦盆里卷起黑灰，扑在脸上，热烘烘的。可我的心，却一阵阵发冷。

我听见来烧纸的邻居，拍着我的肩膀，语气羡慕：“娟子，你是个有福的，孝顺孩子有好报。你大伯这房子地一拆，你可是……”

话没说完，被旁边的人扯了一下袖子，打住了。那人讪讪地笑笑，走开了。

我也听见三婶在院子里，跟几个妯娌高声说话，像是说给我听：“……这老屋，是老爷子留下的祖产，按理说，兄弟几个都有份。大哥一个人住了几十年，我们也没说过啥。现在大哥走了，这房子怎么处理，可得好好商量，不能乱了规矩。”

四姑在一旁搭腔，声音温温柔柔，内容却锋利：“二嫂说得在理。大哥虽说没成家，可咱们这些弟弟妹妹，还有侄儿侄女，都是他的亲人。这些年，虽说没在身边伺候，可心里是惦念的。娟子是在外面，可家里这些事，她也得听听长辈的意见不是？”

我跪在蒲团上，一张一张往火盆里递纸钱。火苗跳跃，映着我的脸，也映着棺材漆黑的底色。妞妞打电话来，问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我想你了。周涛在电话里说，单位项目到了关键期，请假不容易，他尽量后天一早带妞妞过来，让我先撑着。他还小声问我，钱够不够用，场面上的事，别太俭省，也别强出头。

我嘴里发苦，只说“够，都好”，匆匆挂了电话。我能跟他说什么？说灵堂还没冷，亲戚们已经开始算计这间破屋子能换多少钱了？

出殡前一天晚上，该来的亲戚都来得差不多了。吃过晚饭，帮忙的乡邻陆续散去，只剩下本家几个近亲。三叔咳嗽一声，把烟头摁灭在满是污渍的桌子上，环视了一圈屋里的人：我，三婶，四姑和四姑父，大堂哥陈强，还有另外两个堂弟。

“人都齐了，”三叔开口，嗓子因为连日的操劳和抽烟，更加沙哑，“大哥明天就上山了。有些事，咱们自家人，得先议一议。”

屋里一下子安静下来。只有灯泡嗡嗡的电流声，和窗外不知名虫子的鸣叫。三婶坐直了身子，四姑捏紧了手里的水杯。陈强摸出烟，想了想又塞回去。

“大哥这一走，身后事就两件。”三叔伸出两根手指，“一是这丧事的账，怎么算。请乐队、办酒席、买棺材寿衣、烟酒杂项，林林总总，我粗粗算了下，大概要四万出头。这钱，目前是我先垫着的。”

他说着，目光若有若无地扫过我。

我抬起头：“三叔，这钱该我出。我……”

“娟子你别急，”三叔摆摆手，打断我，“听我说完。这第二件，就是大哥留下的这房子，还有宅基地，以及他名下的那点田地、林坡。”

他顿了顿，似乎在斟酌词句：“按理说，大哥没成家，没子女，他的东西，该由我们这些弟弟妹妹继承。爸走得早，妈也走了，咱们就是最亲的人。不过呢，”他又看了我一眼，“娟子这些年，每月都给大哥寄生活费，三千块，雷打不动，坚持了五年。这份心，这份孝，咱们都看在眼里，村里人也知道。所以，于情于理，这遗产的事，娟子你得有一份。”

三婶突然“嗤”地笑了一声，很短促，马上又收敛了，拿起桌上的瓜子低头磕起来。

四姑柔声说：“三哥说得对，娟子的孝心，我们都记着。大哥在的时候，也常念叨娟子好。这钱啊物的，都是身外之物，咱主要是把事情办得妥帖，让大哥走得安心，别让人看了笑话，说咱们老陈家为了点钱闹得不好看。”

“姑说得是。”大堂哥陈强接话，他脸上堆着笑，看着我说，“娟子妹，你是城里人，明事理。这老屋呢，你也看到了，破得不成样子，值不了几个钱。倒是后面那片坡地，要是真被征用，面积不小。我的意思呢，咱们是一家人，有话敞开了说。这丧事的花销，你那份该出，我们不会让你一个人担。剩下的，房子、地，咱们按‘份’来，公平合理。你是侄女，按理说隔了一层，但看在你这些年出钱的份上，我和爸、四姑他们商量了，也算你一份，你看怎么样？”

他说得条理清晰，面面俱到，好像早就打好了腹稿。屋里其他人都没说话，看着我。

我感觉到所有人的目光都像针一样扎在我身上。我张了张嘴，想说，我不要什么房子和地，我就是觉得大伯可怜，想让他晚年过得好点。可我发不出声音。因为我知道，我说不要，在眼下这个情境里，显得那么虚伪，那么不合时宜。他们会信吗？恐怕只会觉得我以退为进，或者傻。

“我……”我喉咙干得冒火，“大伯刚走，说这些是不是太早了？而且拆迁的事，不还没准信吗？”

“早什么呀！”三婶把瓜子壳一扔，声音拔高了些，“娟子，不是三婶说你，你就是太实诚！有些事就得趁早说清楚，白纸黑字，免得以后扯皮，伤了一家人的和气！拆迁队的推土机可不管你家商量好没有！”

“你三婶话糙理不糙。”三叔沉声道，“趁现在人都齐，把事情摆到明面上，有个章程，对谁都好。这样，我做主，丧事费用，咱们三家平分，我，老四，娟子，一家出一万三。至于遗产……”

他拿出一张皱巴巴的纸，上面用圆珠笔写着歪歪扭扭的字：“我列了个初步的方案。这老屋，还有宅基地，加上大伯名下的田地、自留山，折合成大概的面积。如果拆迁，补偿款下来，分成四份。我，老四，娟子，还有……咱爸这一支的香火，得续上，所以给强子也算一份，算是代表我们这一房孙辈。一家一份，公平。娟子，你看怎么样？”

四份。三叔，四姑，大堂哥，和我。

我盯着那张纸，看着那些冰冷的数字和划分，耳朵里嗡嗡作响。这就是我每月寄出三千块之后，所面对的吗？这就是血缘亲情，在赤裸裸的利益面前，呈现出的样子吗？我突然想起，就在去年国庆，我临走时，大伯偷偷把我拉到一边，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手帕包，一层层打开，里面是整整齐齐的一沓钱，有零有整。

“娟子，这钱你拿回去。”他粗糙的手把钱往我怀里塞，“大伯一个人，花不了什么钱。你每月打那么多，我都给你存着呢。你在城里不容易，还有妞妞……”

我当时又气又急，死活不要，最后差点吵起来，他才勉强收回去，嘴里还念叨着：“你这孩子，跟你爸一样犟……”

“娟子？”三叔催促了一声。

我猛地回过神，才发现自己脸上冰凉一片。我抬手抹了一把，不知什么时候，又流了泪。我看着三叔精明而疲惫的脸，看着三婶紧抿的嘴角，看着四姑看似温和实则疏离的眼神，看着陈强眼底那抹掩藏不住的急切。

“三叔，”我的声音出乎意料地平静，带着浓重的鼻音，“钱的事，你们定吧。该我出的那份，我一分不会少。大伯留下的东西……”

我停顿了一下，吸了口气，一字一句地说：“大伯留下的东西，我一分不要。”

屋里死一般的寂静。连三婶嗑瓜子的动作都停了。

“你说什么？”三叔以为自己听错了。

“我说，”我提高声音，重复了一遍，“房子，地，不管拆迁能换多少钱，我一分都不要。都给你们。”

“娟子！你胡说八道什么！”四姑急了，“这可不是赌气的时候！那是你该得的！”

“我没有赌气。”我站起来，腿因为久跪有些发麻，“我就是不想要。大伯活着的时候，我给他钱，是我想给他，是我乐意。不是为了换他这些东西。现在他走了，这些东西，你们觉得该怎么分就怎么分，不用算上我。”

我说完，转身就往里屋走。那里临时给我支了张床。我需要一个人待着。

身后传来三婶尖利的声音：“哎呀，这丫头，脾气还挺大！我们这还不是为你好？好像我们要坑你似的！”

“少说两句！”三叔低吼了一句。

接着是四姑打圆场的声音：“娟子可能太伤心了，缓两天再说，缓两天再说……”

我关上门，背靠着冰冷斑驳的木门板，身体慢慢滑下去，坐在地上。院子里的灯光透过窗户纸，昏黄一片。我能听见外面压低的、激烈的争论声，虽然听不清具体内容，但那种焦躁的、充满算计的气氛，隔着门板都能感受到。

灵堂里，长明灯在棺材头静静燃着。守夜的堂弟大概打起了瞌睡，没有声响。

我抱着膝盖，把脸埋进去。眼泪无声地流，不是为了即将到手的财富飞走，而是为躺在外面的那个孤独的老人，为他守护了一辈子的老屋，在他尸骨未寒的时候，就已经被至亲的人，用算盘珠子拨弄得哗啦作响了。

而我的“不要”，在这场算计里，究竟能换来什么？是清净，还是更多的非议和麻烦？我不知道。我只觉得累，从骨头缝里透出来的累。

第二天，起灵，送葬。我披麻戴孝，捧着遗像，走在队伍最前面。唢呐凄厉地吹着，纸钱漫天飞舞。三叔、四姑等亲戚跟在后面，或真或假地抹着眼泪。看热闹的村民站满了路边，指指点点，交头接耳。我能猜到他们在议论什么——那个在省城的侄女，傻乎乎的，听说几十上百万的拆迁款，一分钱不要。

棺材入土，封上最后一抔黄土。大伯的一生，就此盖棺定论。

葬礼后的答谢宴上，气氛明显不同了。三叔和四姑两家人坐在主桌，挨个给来帮忙的乡邻敬酒，脸上有了些许笑容，说话声音也洪亮了许多。陈强更是活跃，忙着递烟，说着“以后多关照”之类的客气话。

我坐在角落的一桌，默默吃着菜。有相熟的婶子过来，悄悄拉我的手，低声说：“娟子，你傻啊？那么多钱，说不要就不要？你大伯没儿没女，你出了五年钱，村里谁不说你好？那本该就是你的！”

我只是摇摇头，扯出一个难看的笑容。

宴席快散时，一个戴着眼镜、夹着公文包的中年男人找了过来，自称是镇司法所的工作人员，也姓陈。他找到三叔，低声说了几句。三叔脸色变得严肃起来，连连点头，然后看了我一眼，眼神有些复杂。

陈工作人员走到我面前，很客气地说：“是陈建国的侄女陈娟吧？节哀顺变。关于陈建国的遗产继承问题，有些法律上的情况，需要跟你们亲属通报一下。你看，是现在找个安静地方说说，还是另约时间？”

我心里一沉。该来的，还是来了。而且，似乎和我想的，不太一样。

第三章烫手的存折

就在老屋堂屋旁边，以前堆放农具现在临时充当“账房”的小屋里，气氛比灵堂更凝重。

司法所的老陈，戴着副老花镜，慢条斯理地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个牛皮纸档案袋。三叔、三婶、四姑、四姑夫、大堂哥陈强，还有我，把这小小的屋子挤得满满当当。空气里残留着香烛和霉味混合的气息。

“人都齐了，我就简单说一下。”老陈扶了扶眼镜，语气是公事公办的那种平稳，“陈建国同志生前，大概两个月前，也就是今年一月初，到我们司法所来了一趟，咨询并办理了遗嘱公证。”

“遗嘱？！”

“公证？！”

几声惊呼同时响起。三婶的声音最尖，四姑也捂住了嘴。三叔的脸一下子沉了下来，陈强则皱紧了眉头，下意识去看他爸的脸色。我脑子也懵了一下，遗嘱？大伯还立了遗嘱？

“对，遗嘱。”老陈肯定地点点头，从档案袋里抽出一份文件，纸张挺括，抬头是公证处的红章，“陈建国同志意识清醒，自愿订立遗嘱，并由两名公证员见证，具有完全法律效力。按照规定，我现在向各位利害关系人宣读遗嘱主要内容。”

他清了清嗓子，屋里静得能听见灰尘掉落的声音。

“立遗嘱人：陈建国。本人名下所有财产，包括但不限于：位于陈家村的老宅房屋及宅基地使用权，承包的耕地、林地，以及本人银行存款及其他一切财物，在本人去世后，全部由我的侄女陈娟一人继承。”

老陈顿了顿，抬眼看了看我们，继续念道：“其他人不得干涉。这是我真实意愿的表达。立遗嘱人：陈建国。日期是……”

后面的话，我没太听清。耳朵里嗡嗡的，像是有无数只蜜蜂在飞。我只看到老陈的嘴巴在一张一合，看到那张盖着红印的纸，在昏暗的灯光下，白得刺眼。

全部……由陈娟一人继承。

“不可能！”三婶第一个跳了起来，脸涨得通红，“这不可能！大哥他……他怎么可能这么糊涂！全给娟子？我们呢？强子呢？我们不是他亲人吗？娟子就给点钱，我们逢年过节也没少看他啊！”

“就是啊！”四姑也急了，声音发颤，“陈同志，这……这遗嘱是不是有问题？我大哥没什么文化，是不是被人骗了？哄着他立的？他怎么可能把东西都给一个外嫁的侄女？这不合规矩啊！”

三叔没说话，只是死死盯着老陈手里的遗嘱，胸口剧烈起伏，手指把桌子边缘抠得发白。

陈强还算镇定，但语气也带着质疑：“陈干部，这遗嘱……是公证遗嘱，我们认。但立遗嘱的时候，我大伯精神状况怎么样？有没有人诱导他？而且，我大伯这些年，多亏我们这些亲戚照应，娟子妹妹是在城里，是寄了钱，可平时端茶倒水、头疼脑热，不还是我们离得近的管吗？这遗嘱……是不是有点太不近人情了？”

老陈似乎对这种场面司空见惯，等他们说完，才不紧不慢地又把遗嘱末尾的公证员签字和日期指给他们看：“遗嘱是在我们公证处正规办理的，有全程录像。陈建国同志当时神志清醒，表达流畅，反复确认这是他的真实意愿。我们也按照程序，进行了告知和风险提示。至于亲情和赡养问题，那是道德和情感层面，法律尊重立遗嘱人对自己财产的处分权。”

他转过头，看向一直没出声的我：“陈娟，你是遗嘱指定继承人。这是公证书副本，你收好。原件在公证处。陈建国同志的存款情况，我们联系了银行，他名下有一张存折，是邮政储蓄的，需要你持公证书、死亡证明、身份证等相关文件，去银行办理查询和取款手续。关于房产和土地，等拆迁具体政策下来，也需要你作为继承人出面处理。”

他把一个薄薄的信封连带那份公证书复印件，一起递给我。

我机械地接过来。信封很轻，里面似乎只有一张纸。公证书的纸张冰凉。

“另外，”老陈补充道，目光扫过神色各异的众人，“陈建国同志在办理遗嘱时，还留了一封亲笔信，指定由我们在他去世后，连同遗嘱公证书一并交给你。”

信？我抽出信封里那张对折的信纸。普通的格子信纸，字迹歪歪扭扭，但一笔一划，写得很用力：

“娟子：

当你看到这信，大伯已经走了。别太难过，人都有这么一天。

大伯没本事，一辈子就攒下这点东西。老屋旧了，地也薄，值不了几个钱。听说要拆迁，也许能换点。你别嫌少。

这钱，大伯留给你。不是因为你每月给我寄钱（那钱，大伯都给你单存着，折子放在老屋箱底，是你名字）。是因为，你是好孩子，心善，实诚。你爸走得早，你妈离得远，你在城里，难。妞妞还小，用钱的地方多。

给你三叔、四姑他们，大伯也想过。但他们日子都好过，不差这点。给你，大伯心安。

别推，听大伯的话。好好过日子，把妞妞带大。

大伯字”

信很短。我却看了很久很久。每个字都像烧红的烙铁，烫着我的眼睛，烫着我的心。他说，我寄的钱，他都给我单存着……存折在箱底，是我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