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逃荒娃到五省联军总司令，他杀人如麻，最后被人三枪打死在佛堂|北洋军|张宗昌|总司令

1935年11月13日，天津一座佛堂里，一声枪响。

一个中年女人对着跪在地上念经的老头连开三枪，老头当场毙命。死者叫孙传芳，十年前，他是与张作霖、吴佩孚平起平坐的“东南王”，江湖人称“笑面虎”；十年后，他皈依佛门，死在了一个女人的枪下。

开枪的女人叫施剑翘，十年前，孙传芳杀死了她的父亲。

这就是孙传芳——

活着的时候，他是民国乱世里生命力最野的那棵草，从底层一路杀到巅峰；死的时候，他像一颗流星，“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今天咱们就聊聊这个“北洋最后的大佬”。

要说孙传芳，得先从他小时候说起。光绪十一年，也就是1885年，他生在山东泰安，家里穷得叮当响。四岁那年，因为受不了婶子的气，他妈带着他逃荒到济南府历城县谋生。

我查资料的时候看到这么个细节，说他十来岁的时候，跟着妈去商河县投靠嫁出去的姐姐，就靠着姐家接济过日子。这种寄人篱下的滋味，大概就是后来他那套“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本事的来源。

孙传芳人生的转折点，说起来有点意思，是靠他三姐嫁了个好人家。他三姐嫁给了袁世凯手底下的一个头目，叫王英楷。王英楷看他机灵，就供他念书，后来又把他送进了保定练官营当学兵。孙传芳这人脑子好使，读书用功，军事课上那些东西一学就会，考试总是前几名。这一步，算是把脚迈进了军界的门。后来他又被保送到北洋陆军速成学堂，1904年，20岁的孙传芳居然考上了官费留学，去了日本。

在日本那几年，对他影响挺大。他先是在东京振武学校，后来进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跟后来的侵华日军头子冈村宁次还是师生关系。有意思的是，他在日本期间还加入了同盟会。你想想，一个后来被北伐军打得落花流水的大军阀，年轻的时候也曾经是革命队伍里的人。这也不奇怪，那年代，救国的方式多了去了，谁能看得清二十年后的事？

1909年他回国，参加了清朝陆军部的考试，拿了个“步兵科举人”的头衔。从此，他算是正式踏上了北洋军的台阶。

回国后，孙传芳投到了王占元门下。王占元是北洋军里的老人，当时当湖北督军，对孙传芳特别赏识。孙传芳这人能干，又会来事，不仅在自己的队伍里吃得开，跟别的部队也能拉上关系。王占元就把他当智囊用，有时候甚至让他代表督军去检阅部队。那几年，孙传芳从营长一步步升到旅长、师长，坐得是真快。到1920年，他已经是长江上游总司令了。

但王占元这个人，说实话，是个庸才。1921年湘鄂战争一打，王占元吃了败仗，再加上他克扣军饷，手下兵变闹得厉害，曹锟、吴佩孚就看他不顺眼了，憋着劲要把他搞下台。孙传芳这时候挺机灵，一看风向不对，立刻靠上了吴佩孚。

王占元一下台，孙传芳不但没倒，反而接了王占元的老底子，当上了陆军第二师的师长。从这儿开始，他就从王占元的跟班，变成了直系大将吴佩孚的人。这步棋走得，够果断。

从1922年开始，孙传芳就撒开了腿往东南跑。他先是带着兵去了福建，1923年被任命为福建军务督理。有了自己的地盘，他就开始招兵买马，练自己的兵。1924年，江浙战争打起来了，他奉曹锟的命令出兵帮江苏的齐燮元打浙江的卢永祥。

这一仗打完，他占了浙江，当上了闽浙巡阅使。到了1925年，他又跟奉军干上了。奉系的张宗昌、杨宇霆当时想往南边伸手，孙传芳可不答应，他联合一帮人，在11月把奉军赶出了江苏和安徽。打完这一仗，他在南京宣布成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自封总司令。这一年，他才四十岁，就坐拥五省江山，手下二十多万兵，人称“东南王”。

可问题是，他这个“东南王”，说到底还是个军阀。军阀的命根子就是地盘和军队，别的什么主义、理想，都是挂在外头给人看的。

果然，好日子没过多久。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北伐军打的旗号是“打倒军阀，除列强”，先打的是吴佩孚。孙传芳当时打的小算盘是，让吴佩孚跟北伐军硬碰硬，自己在旁边看着，等他们两败俱伤，他再出来收拾局面。这算盘打得挺精，可他把北伐军想简单了。北伐军那是什么人？那是一群有理想、有主义、不怕死的人，跟北洋军那种“当兵吃粮”的队伍完全不是一个路数。等北伐军把吴佩孚收拾完，扭头就打孙传芳。

1926年9月，北伐军打进江西，孙传芳慌了，亲自跑到九江去督战。一开始他还占点便宜，可架不住北伐军人多，士气高，老百姓也向着他们。他手底下那些人也开始反水了。福建的周荫人被北伐军打垮，浙江的夏超宣布中立，安徽的陈调元、王普这些人也开始跟北伐军眉来眼去。

到了11月，北伐军占了九江和南昌，孙传芳的主力部队被打得稀里哗啦，他自己坐着船从九江逃回南京。一个多月前还是威震五省的“东南王”，这会儿就成了丧家之犬。

打了败仗的孙传芳，又使出了他那套见风使舵的本事。他跑到天津，去求当年跟他打过仗的张作霖。在张作霖面前，他低着头，说好话，拥戴张作霖当安国军总司令，自己当副司令。张作霖这人讲面子，一看孙传芳这么低三下四，就拉了他一把。可这时候的孙传芳，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1927年8月，他拼了老本，在南京附近的龙潭跟北伐军打了一仗。这一仗打得惨，他事先准备得挺充分，还把船都开到北岸，学项羽来个“破釜沉舟”。可结果打了六天六夜，他的部队被打得几乎全军覆没。

战败后，他看着零零散散跑回来的残兵败将，流着眼泪说：“这都是我孙传芳一人之过。”

1928年，他的残部被收编，他自己从此下野，跑到天津租界里躲了起来。

龙潭这一仗，我后来琢磨过，输得其实不冤。有分析说他犯了四个大错：一是兵力没集中，分批渡江犯了兵家大忌；二是没跟西边的唐生智协调好，成了孤军；三是海军没派上用场；四是把北伐军想简单了。

说到底，孙传芳还活在旧军阀的那套逻辑里，以为打仗就是比谁枪多、谁关系硬。可他碰上的北伐军，是一支被主义武装起来的队伍，他们知道自己为什么打仗，老百姓也愿意帮他们。孙传芳那边呢？兵都是花钱雇来的，地盘是抢来的，今天跟这个拜把子，明天跟那个结盟，哪天翻脸了，就又打起来。

鲁迅先生说过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他说：

这话说得真好。在时代的洪流面前，他那套把兄弟、抢地盘的老法子，真就顶不了一炮。

下野之后的孙传芳，住在天津英租界里。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人想拉他出来当汉奸，让他做华北伪政府的主席。当年他在日本的老同学冈村宁次，亲自上门来请他。孙传芳这时候倒是硬气了一回，一口回绝了。也许是因为他毕竟还有点中国人的良心，也许是因为他看透了，再掺和政治，这条命就真保不住了。

反正他从此闭门不出，后来跟北洋政府的老总理靳云鹏一起，在天津城南的清修禅院办了个佛教居士林，他自己当理事长，法名叫“智圆”。每天就是念经拜佛，给过往的路人送绿豆汤解暑。

有一回，他家进了贼，他不但没把贼送官，反而给了贼一袋子米，把人放了。那时候报纸还登过，说“孙公馆缉贼赏米，中秋夜乐善好施”。你要是不知道他从前干过什么事，光看这晚年，还真以为是个慈眉善目的老居士。

可历史不给他安享晚年的机会。1935年11月13日，孙传芳像往常一样去居士林听经。他穿着黑海青的僧袍，坐在大殿的椅子上，闭着眼睛跟着法师念经。就在这时候，他身后一个女的，慢慢站起来，走近他，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把枪，对着他的后脑勺就是一枪。孙传芳身子一歪，倒在椅子扶手上，那女的又补了两枪，他的脑浆都流了出来。

大殿里乱成一团，那女的却不慌不忙，从口袋里掏出一叠传单撒了出去，大声说：“我是施剑翘，为父报仇，打死孙传芳，一人做事一人当！”

施剑翘是谁？她是施从滨的女儿。施从滨原本是张宗昌手下的一个军长，1925年在跟孙传芳打仗的时候被俘虏了。孙传芳当时为了立威，把施从滨杀了，还把人头挂在蚌埠火车站示众三天三夜。那会儿施剑翘才20岁，她听说父亲死了还被枭首，当场发誓要报仇。

为了这个仇，她等了十年。她本来叫施谷兰，后来改名“剑翘”，意思就是要用剑翘起父亲的仇。这十年里，她找过很多人帮忙，张宗昌的旧部、她哥哥、她丈夫，都靠不住。最后她决定自己动手。她打听到孙传芳的行踪，假装信佛混进居士林，观察了几个月，终于等到了这个机会。

孙传芳死了，终年51岁。他被葬在北京西山卧佛寺旁边，也就是现在的北京植物园里头。施剑翘被判了七年徒刑，后来因为全国舆论同情她，被特赦了。

写到这里，我想起一个细节。孙传芳当年得势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话：“秋高马肥，正好作战消遣。”对他来说，打仗是消遣，杀人是手段。他还写过一串“杀”字，说——

他杀人如麻，最后自己也死在别人手里。他信佛，却不知道佛家讲因果，讲冤冤相报何时了。他以为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可他忘了，刀放下了，血还没干。

孙传芳这一辈子，从小逃荒的穷孩子，到坐拥五省的“东南王”，再到被人打死在佛堂里。他的故事，其实就是那个时代的缩影。那时候，中国乱得不成样子，有枪就是草头王。孙传芳能爬起来，靠的是他的聪明、他的胆量、他的手腕。

可他最终摔下去，也是因为这些东西。他太聪明了，聪明到只信利益，不信别的。他可以今天跟这个拜把子，明天打那个黑枪；可以今天加入同盟会，明天镇压革命军。

在他眼里，什么主义、理想，都是虚的，只有枪杆子和地盘是真的。

可他没想到，当他没了枪杆子，没了地盘，他那些聪明就全成了笑话。

北伐军的军歌唱的是“打倒军阀，除列强”，而北洋军的军歌唱的还是“常山赵子龙”。一个往前看，一个往后看，谁能赢，其实早就定了。

孙传芳到死都没明白这个道理。他以为退了休、信了佛，就能把从前的事一笔勾销。可这世上有些账，不是你想勾销就能勾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