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6月14日，大连周水子仓库外，天刚亮。
王有佐像往常一样走向工作地点。他准备买点吃的，然后和其他苦力一起进库搬货。
但他今天不是普通工人。
他是大连抗日放火团的成员。
腰间夹层里，藏着一枚土制定时发火装置——薄铁皮壳，里面是引火药。
他的任务：烧掉仓库里五万多套日军冬装和大批军粮。
这些物资一旦运到前线，会直接用在中国战场。
可走近仓库，他立刻发现不对劲。
门口站岗的不是平时的门卫，而是全副武装的日本宪兵。
每个进库的苦力都要被彻底搜身——头发要扒开，鞋底要敲打，衣服翻个底朝天。
“咋突然换日本人看门了？”他低声问工友老张。
老张压低声音：“你还不知道？昨晚寺儿沟仓库着大火，烧了一整夜，军用物资损失惨重。今天全大连的仓库都戒严了。”
心里却清楚：今天放火的人，就是他自己。
大连自1905年日俄战争后被日本控制，成了侵华的重要后勤基地。南满铁路日夜运输物资北上。为破坏日军“北进”计划，共产国际支持下，苏联红军参谋部训练中国、朝鲜等地爱国青年组成国际情报组。
中共党员姬守先领导的大连抗日放火团，就是其中一支。他们专炸仓库、烧军需，是插在敌人后方的一把刀。
几天前，放火团负责人赵国文在西岗区一间民房里，把任务交给王有佐：“这批冬装关系重大，烧掉它，就是断日军后路。”
王有佐当场答应。他知道，这不是普通差事，而是必须完成的使命。
现在，计划被打乱了。
他站在路边，额头冒汗。
藏装置的地方想了一遍又一遍：衣服夹层？肯定被摸出来；鞋底？太薄；混进货物？风险太大。
他几乎打算放弃。
就在这时，卖煎饼的老李喊他：“老王，吃了吗？”
王有佐目光落在热煎饼上。
一个念头闪现。
他快步走过去：“来两张，多加葱花。”
趁老李翻饼，他迅速把装置塞进第一张煎饼，又让对方盖层面糊，快速煎熟。动作自然，没人察觉。
这时，仓库大门开始关闭。
时间不多了。
王有佐脱掉上衣，光着膀子，一手拎衣，一手拿煎饼，狂奔向门口，用生硬日语喊：“等一下！太君，我迟到了！”
他满头大汗，气喘吁吁，演足了怕丢饭碗的苦力模样。
宪兵仍不放松。
一人翻他衣服，捏每道缝；另一人蹲下检查裤脚、鞋底。
王有佐心跳如鼓，却始终低头哈腰，赔着笑脸。
万幸，煎饼里的装置没被发现。
热气、油味、变形的饼体，掩盖了异物轮廓。
宪兵挥手放行。
王有佐强压激动，边走边大口吃煎饼，装作饿极。
进库后，他拐进无人角落，迅速取出装置，检查引信完好，快步走向六号仓。
仓内堆满成捆毛衣裤。
他假装整理货物，将装置塞进最里层衣物中间，再盖上几件遮掩。
定时设为当晚11:30——哨兵最松懈的时候。
晚上11点半，六号仓传出“滋滋”声，青烟升起。
一名哨兵闻到焦味，循迹查看。
刚靠近，火苗“轰”地窜出，瞬间引燃整堆军服。
“起火了！”哨兵惊叫。
仓库顿时大乱。
日军士兵奔跑呼喊，有人扑火，有人抢运物资，场面失控。
消防队几小时后赶到，但六万余套军服和大批食品已化为灰烬。
损失足够装备一个师团的冬季作战。
日军调查多日，最终定性为“意外火灾”。
他们从未想到，纵火者是一个看似普通的中国苦力。
王有佐早已悄然撤离，消失在夜色中。
这场火，不仅烧毁了日军物资，更点燃了大连民众的抗争信心。
据《大连市志·公安志》和中共大连市委党史研究室资料记载，1938年至1940年，大连抗日放火团共实施放火行动57次，烧毁日军战略物资价值数千万日元，严重干扰了其侵华后勤体系。
王有佐的行动，是其中一次典型战例。
他没有枪，没有番号，甚至没有留下照片。
但在民族危亡之际，他用最冷静的头脑和最坚定的信念，完成了最危险的任务。
1940年6月14日的大连，表面平静，暗流汹涌。
一个普通人的选择，改变了历史的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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