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八惨案百年来，后人对于事件的了解，多来源于鲁迅为惨案死难者所写的若干文字，其中尤以发表于《语丝》周刊第74期的《记念刘和珍君》流传最广。文章过于有名，以至于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即三一八惨案是当局“整顿学风”的恶果，受害者主体是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这实在是有些片面的。《记念刘和珍君》毕竟是文学，如钱理群先生评论有言，“鲁迅写《记念刘和珍君》，并不是要记录、再现历史事实，而是要抒写三一八惨案对他心灵的冲击，他的心理反应”。学生的请愿和暴徒的虐杀，只是整个事件露出的冰山一角，将这条叙事线轻轻扯起，便能发觉其蔓延牵连竟有千钧之重，甚至可谓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重要枢纽。
一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北洋政局再度洗牌，段祺瑞成为临时执政，但实权掌握在奉系手中，受到压制的冯玉祥开始酝酿下一次的倒戈。1925年11月，郭松龄举兵投靠冯玉祥，事败后被张作霖处死，奉军南下入关。1926年1月，张作霖唆使李景林、张宗昌组织的直鲁联军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张宗昌命所部第32旅旅长毕庶澄的渤海舰队从青岛基地开进大沽港，炮击岸上的国民军，其间有时挂起日本国旗混淆视听。
3月上旬，为解除海上威胁，国民军向大沽派出了增援部队，并在中央炮台配置了10门野炮，同时又以阻止渤海舰队利用外国船舶出入大沽港为由，相继占领了大沽电报局、电台，并关掉了夜间航标灯，禁止领航员出港，在南炮台附近的水路设置了10个机械水雷，封锁了大沽港。于是乎，一场中国军阀之间的内战，最终因为在天津、大沽地区影响了列强船舶的航行，产生了《辛丑条约》中相关条款所谓“有碍京师至海通道”的争议，而使问题国际化了。
3月8日，日本驻天津领事有田八郎会见了国民军司令鹿钟麟的代表，要求船舶自由出入的权利，并于次日同英国驻天津领事一起向鹿钟麟提出抗议。鹿钟麟解释道，这是为应对渤海舰队所采取的必要措施。当天，有田向外相币原喜重郎提出，英、美、法、意等国在天津各有一艘军舰可护卫商船，日本理应也派遣一艘驱逐舰。外务省在与海军商量后，同意了这一建议。派遣驻旅顺的第1遣外舰队第15驱逐队的藤、薄、荻、茑四艘军舰前往天津，由司令蒲田静三带队，3月11日晚到达大沽港外。因风高浪急，蒲田希望进港与有田取得联系，有田得知后，于翌日上午向当地国民军提出磋商。
3月12日，日、英、美、法、意五国公使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以具体的强硬态度来解决问题，向当地中国军方提出下列五项要求：
1、停止大沽、天津间的军事行动；
2、排除水雷和其他障碍物；
3、恢复航海标志；
4、中国军队船只退出大沽口外，不得干涉外国商船；
5、不得检查外国商船。
当天上午，日本驻天津总领事馆的藤井与陆军运输部的杉本理太郎等人乘坐小汽艇赴大沽口领航站，带上领航员今村文平，拜会驻防南炮台的国民军第11师32团3营的窦连长，要求其为四艘日舰进港放行。窦连长显然没有权限允诺，又带着日本人找到国民军驻大沽的司令官，第39团团长张瑞堂。张称没有接到鹿总司令的通知，在向上请示的过程中，建议藤井与窦连长共同乘坐小艇先去检查军舰，但藤井拒绝了这一建议。上午11时许，张瑞堂联系上了鹿钟麟，鹿告诉他根据日方通知，预定溯江而上的是军舰藤号、两艘汽船及一条外国船。这与藤井等人提供的信息不符，张瑞堂挂掉电话后指责藤井说谎，并一再要求他明确到底有几艘船。藤井其实也搞不清楚状况，但回应颇为倨傲：“无论几艘进港，没有必要告诉贵军。”
而当日舰驶近会合点时，乘坐小艇的窦连长只发现两艘驱逐舰，立刻便焦虑起来：“怎么就这两艘进港？我曾交代说是四艘，一旦产生误会就麻烦了。驱逐舰要暂时停一下，让我登陆到炮台上，以便向部下交代清楚，免因误会而开枪。”不料蒲田司令却表示：“作为帝国的海军，是不能停止前进的”，于是继续以低速航行，直至发生枪击事件。
如上所述，在日舰驶入之前，在港口现场的中日双方人员都不清楚到底有几艘军舰进港，而高层亦一时难以理解冲突的起因。鹿钟麟得到下级的报告称，日舰进港后，本应在指定地点停下，由炮台验明船籍后方可通行，但驱逐舰却违约快速航行。为此我方士兵取散兵线射击姿势，朝天放枪示警，不料反遭日舰猛烈扫射，无奈只好迎战。3月12日晚，北京政府外交次长曾宗鉴访问日本公使馆表达意见：日本军舰原定进港的时间为上午9至10时，却拖延至下午3时；国民军先对天开枪命令舰只停止前进，而军舰却以机关枪回射，中方有人负伤。
日方则咬定是国民军先开枪，日本的新闻媒体更是极力渲染，将枪击升级称为“炮击事件”，以强硬的口气谴责国民军，煽动民众情绪。日本议会上也出现了批评外交政策软弱，要求严厉处置国民军的激烈论调。随着双方交涉的僵持，日方态度愈加强硬。3月16日，日本联合英美等八国援引《辛丑条约》相关条款，向北京政府提出所谓的最后通牒，要求在44小时内撤除津沽防务。第二天币原又向芳泽公使发出训电，表示“此次大沽事件是中国军方对《辛丑条约》的重大违反行为，且是对我帝国海军的蔑视”，要求北京政府依照下列要求解决事件：
1、严惩炮台责任者；
2、伤者赔款3万元，赔偿军舰的伤损；
3、军方责任人鹿钟麟亲自到天津总领事馆或北京公使馆道歉，或射击部队指挥官率部对日本国旗行持枪礼以谢罪；
4、中国政府对此事件表示歉意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此类恶性事件。
在此外交事件中，中日双方虽然保持了一定的沟通，但多有误会之处，再加上日方涉事人员的蛮横态度，使得矛盾不断升级。用日本学者藤井升三的话说，无论双方谁先开枪，其真相简而言之就是驱逐舰违反了守备大沽的国民军和日方事先商定的有关事项，引起国民军的疑惑，遂枪击驱逐舰（或鸣天示警）。驱逐舰以机枪和步枪进行反击，结果造成日方轻重伤4人，国民军方死伤13人。
二
列强在大沽口事件中屡屡以《辛丑条约》为话柄，并非明智之举。自1924年5月《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签订后，民众的反帝废约运动掀起了持续的高潮，以《辛丑条约》为据强作主张，或可要挟段祺瑞政府，却刺痛了国人的神经。3月12日，在北京太和殿举行了孙中山逝世一周年追悼会，出席者哀思未尽，在得知大沽口事件后于14日下午2时再度齐聚太和殿前，召开“北京国民反日侵略直隶大会”。大会主席、中共党员于树德以大沽炮台作为历史耻辱的符号向群众号召：“大沽炮台在庚子年被八国联军打毁，乘势侵占北京，我国从此贫弱不振，这是我们第一件奇辱深恨的痛史”。韩麟符也持类似论调：“日人打毁大沽炮台，加在滦州作战，不专是侵略直隶，乃是覆灭中国之开场。”与会群众闻言切齿，挥拳高呼反日口号，并现场通过了抗议日本的国民决议草案。（《京报》1926年3月20日）
1925年北京市民贴出禁止英、日人参观故宫的标语。由此可见当时民族主义风潮的兴起。
除了日益高涨的民族情绪外，三一八惨案的另一个背景是学生运动的发展趋势，在社会舆论上出现了显明的争议。国共两党发动学潮来对抗北洋政府，客观上推动了学潮的兴起，而学生的特质又最大化了革命性和破坏力，使得当时的背靠英美的“特殊智识阶级”为之侧目。李大钊对此早有清醒的认识，他在1917年就写道：“吾国今日之学生问题，乃为社会最近所自造之阶级身份。而被造就之人人，一入此阶级、一得此身份之后，乃以此阶级身份之故，社会反与为冰炭之质，枘凿之势。”因此在以陈西滢为代表的“现代评论派”看来，“废学救国”殊不可取，政党和官员利用学生和学潮谋取私利，而学生实在是“闹得太不像样”。支持学生的人士普遍反对杨荫榆的威权治校和章士钊的政治介入，但着眼点仍有差别。鲁迅的思想核心在于反对专制，警惕“正人君子”的精英主义立场，胡适则从教育独立的角度出发，呼吁让制度归位。瞿秋白后来对此有过精到的评论，他认识从“五四”到“五卅”前后，中国思想界里逐步地准备着第二次伟大的分裂，不是传统与现代的分裂，新文化和旧文化的分裂，而是新文化内部的分裂。这种分裂基于与西学接轨的不同文化立场，并与不同的主义结合，形成了截然分歧的道路，造成了“革命与反革命”的分野。
还有一点需注意的是，三一八事件发生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蜜月期”，也是中共在国民党内影响力最为强盛之时。1926年1月广州国民党“二大”召开，鲍罗廷在幕后扮演着极重要的角色，共产党员深度参与了会议进程，在有关国民党中央组织工作的七项报告中，有四项由中共党员汇报；14个省市的党务报告中，6个省市的报告人为共产党员。此次大会是国民党历史上最为激进的一次大会（王奇生语），以至于维经斯基在随后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自陈，“我们在国民党中的影响是不是太大了……很难划清两党之间的界限。几乎所有领导权都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从这个政治背景出发方可理解，为何在大沽口事件中，国共两党领导的学生运动会如此及时而高效。
3月16日八国公使团提出限期为44小时的最后通牒后，在北京的国共两党迅速开会。中共北方区委领导者李大钊在北大一院召集会议，李大钊在报告中提出，最后通牒是第二个“八国联军”，也是用来抗拒进步力量的，以后的任务“就是发动各界群众，行动起来，与政客、官僚、军阀政府斗争到底”。当晚七时许，国民党左派的北京市党部召集属下的教育宣传委员会，由顾孟余作八国通牒的报告，会议决定“本党部号召民众，群起反抗，并作废除辛丑条约工作”。“于18日八国通牒限期未满以前，应举行一次大示威，督促段政府严重驳回无理通牒。”会后，党部当即派出人员联络各团体，共同署名发起抗议。3月18日上午10时，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北京市党部、中共北方区委、北京市委、北京总工会、学生联合会等团体80多所学校共约5000人（一说为3万人），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国民大会”，即后来所称“三一八”抗议大会。这样的反应速度和组织效率，在20世纪上半叶的学生运动中可谓绝无仅有。
在军政局面极其混乱、各方势力同床异梦的情势下，事件趋于失控即使出乎偶然，也有着历史的必然性。3月17日晚，群众在冲击国务院时与冯玉祥的国民军就产生了冲突，总指挥韩麟符向李大钊汇报情况，李大钊即表示不要和国民军的士兵搞得太僵，还是要争取国民军。尽管发生了流血事件，但学生对于北洋军阀的虎狼行径仍无充分准备，顶多是“相约明天要穿厚一点的衣服，可能挨打，穿厚了可以顶枪棍”（许广平回忆）。次日动员大会结束后，游行队伍从天安门出发，经东长安街、东单牌楼、米市大街、东四牌楼，最后进入铁狮子胡同东口，在段祺瑞执政府门前广场与荷枪实弹的卫队对峙。据卫队旅参谋长楚溪春回忆，当请愿学生试图冲入执政府时，现场指挥王子江命令士兵：开枪吧！他原来的意思是想让士兵向天鸣枪，把学生吓跑就算了，不料东西辕门的守卫士兵就真的平射起学生队伍来了。
三一八惨案发生地纪念碑
不论“向天鸣枪”是否事后找补的托辞，也不论卫队是否在事前收到开枪镇压的密令，段祺瑞政府都难逃其咎，遂将罪责推到组织者头上：“本日徐谦以共产党执行委员名义，散步传单，率领暴徒数百人，闯袭国务院，泼灌火油，抛掷炸弹，手枪木棍，丛击军警，各军警因正当防御，以致互有死伤，似此聚众扰乱，危害国家，实属目无法纪，殊堪痛恨。……着京外一体严拿，斤法惩办，用儆效尤。”（《京报》1926年3月20日）据1926年3月19日发布的《临时执政令》，明确要求捉拿的除徐谦、李大钊外，还有中法大学创始人李煜瀛、易培基和顾孟余，可见这五人是被认定的群众领袖。
三
惨案过后舆情汹涌，不但国务总理贾德耀、秘书长章士钊因被认为是谋划者而遭唾骂，就连徐谦等组织者也陷入舆论的风口浪尖之中。经过“血的洗礼”，人们开始反思群众运动的合理性，怀疑一味煽动学生的政客们居心叵测：“以救国为手段，以猎官为目的，以青年为壑。”徐谦当天没有参加后续的游行，有人传说其跳墙逃走，还有谣言传说他在天安门散会后带着女儿乘汽车回家了，后续还有人据此发文攻击他“驱人临险而自履坦途”：“徐谦等应该自杀，以谢群众。”然而实情根本没有那么戏剧性，据北京学生总会代表之一曹祥华回忆，徐谦中途退出完全是身体原因，他因患有痔疮不便走太多路，并非预料到当天会出事。（《对〈三一八惨案亲历记〉的订正》，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
徐谦在三一八惨案前后的作为，亦可观照事件的枝蔓繁复庞杂。其人早在民国初年就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与王宠惠在北京组织国民共进会，在唐绍仪内阁中出任司法次长，在护法运动中曾代理大元帅府秘书长一职，成为孙中山的得力臂助。陈炯明叛变后，徐谦因鼓吹废除大总统、实行委员制而遭冷落，一度淡出国民党权力中枢。1922至1923年，徐谦因组织救国联合会等事与冯玉祥交往甚密，1924年10月被委任为冯军慰问使，北京政变后更充当了冯玉祥的政治顾问，力主驱逐溥仪、清除直系势力、邀请孙中山北上。因为此番功绩，徐谦在1925年7月的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会上被选为委员，在1926年1月的国民党“二大”上高票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重新回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心。
徐谦（字季龙）
徐谦还有另外的身份——中俄大学的校长兼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委员。此事需从历时四年的中苏谈判说起，1924年5月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后，苏联政府允诺放弃俄国部分的庚子赔款，将其用于中国的教育事业。中俄庚款委员会成立后，有人建议将原属于外交部的俄文法政专门学校（以下简称“俄专”）改组为国立中俄大学，转入教育部管理，便于吸纳庚款，但该校师生大多不愿脱离外交部管辖。教育总长易培基匆匆接收俄专后，任命徐谦为校长，徐则以强硬手段对待要求外交部收回俄专的师生，反对方则成立“俄专维持会”相抗，王正廷与徐谦的对立也随之公开化。双方矛盾难以纾解，最终导致了分校，共有109名学生不愿转入中俄大学，外交部遂为他们另觅校址，保留原校名继续办学。
1926年寒假后，北京国立九校财源枯竭，迟迟不能开学，此时便更加指望庚款，各校代表于3月13日赴国务总理贾德耀宅探询。贾德耀的方案是与中俄庚款委员会接洽，只要得到他们同意，便可拨用总税务司安格联34万俄款以应燃眉之急。但徐谦、顾孟余作为庚款委员会成员，借机以“驱马（君武）迎易（培基）”为政治条件相要挟，拖延此事不决。此种情况，便与女师大的风潮在本质上类似，同样是政治势力欲插手学校事务，同样发生了内部分化，部分女师大师生在宗帽胡同另起炉灶。从驱杨到反章再到对抗教育部，学生们的诉求逐渐政治化，背后亦有不同文化立场的碰撞，和多方利益集团的博弈。
惨案发生后第二天，徐谦、李石曾在李大钊处举行会议，决议将国民党转入地下活动，加强在国民军中的工作，徐谦和李大钊等到鹿钟麟部暂避。不久，两人率国共两党党部机关人员，迁入苏联大使馆西院的旧兵营内，继续坚持斗争。4月7日，段祺瑞以内务总长屈映光复查“闯扰国务院之案”，才发现“竟有多数学生同在其列”，结论仍是徐谦“假爱国之名，行破坏之实”，但“青年学子，卫国情切，堕其陷阱，殊深悯惜”，令内务部优恤抚慰，教育部督同各校校长善后。无论段政府如何作态，一个当街枪杀学生的政权已尽失人心，再也无法报以期待。惨案过后百日之间“萍水飘零”，北京的政治气氛低沉压抑，许多文化人与学生“用脚投票”，形成一场知识阶层的衣冠南渡。1926年底《国闻周报》刊文称，“会叫会跳的分子，都匆匆忙忙离开了北京，这样一来，北京的教育界，愈成了黄昏景象。”
中国革命的重心也随三一八惨案的发生而被迫南移。从1926年4月下旬到1927年初，中共北方党组织先后选派数批干部南下，至少有五六十人，前期主要是向广东地区输送，后期则主要委派至武汉。选派干部的原则，一是身份已经暴露，在北京无法立足；二是南方籍党员，尽量回原省工作，因为熟悉当地情况；三是根据工作需要，对重点地区采取重点配备。陈毅在北京参加“三一八”抗议大会后，被李大钊派往原籍四川杨森部，做旧军队改造工作，在那里认识了朱德，并参与了刘伯承策划领导的顺庆起义。1926年9月，中共中央指示北方区委，由于国民革命军即将攻克武汉，准备成立武汉中央局，罗章龙、陈乔年、张昆弟、贺昌、吴雨铭等先后离开北京南下。
国民党第二届中执委委员合影，左二为顾孟余，左三为徐谦
3月下旬，国民军被迫从天津撤出，4月又放弃北京败退至南口，继而向张家口、内蒙古及西北地区转移。6月28日，张作霖与吴佩孚在北京会面，7月，国民革命军于广州誓师北伐。鹿钟麟后来回忆道：“1926年4月15日我们撤出北京后，至7月1日国民革命军即将从广州誓师北伐，我们与之取得了联系，遥相呼应。当时我们既处于相对劣势，故在战略上采取退守，以牵制北方军阀为主，容待国民革命军到达长江流域，再配合力量进行反攻。我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南口大战中，坚持了四月之久，使北方军阀遭受很大损失，牵制他们不得南顾，对国民革命军得以胜利北伐，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此番言论虽持之有故，但也有为国民军傅粉之嫌。眼见中国北方军政日渐糜烂，新约未定旧约又无法奉行，苏联便将关注转向南方革命政府，冯玉祥则为了自身利益改弦更张。1927年6月22日，冯玉祥在徐州与蒋介石会谈后返回郑州，即召徐谦制定“清党”章程，要求全军各级政工人员一律到开封受训并接受甄别，将国民军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及四十多位共产党员解职，其所谓“国民革命”就此彻底破产。
结语
1925年8月，杨荫榆在铺天盖地的骂声中独自离开北京，她以权力维护秩序的做法几乎遭到了所有人的反对，她对学生“一心向学，不问外事”的要求也被时代彻底抛弃。三一八过后，鲁迅在文章中重提旧事，已经远离风暴中心的杨荫榆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向来反对学生参加社会运动的她，最终却因“淋漓的鲜血”得咎。然而少有人知的是，抗战爆发后，在无锡继续坚持女子教育的杨荫榆为了保护学生，拒绝向日军低头，最终被残忍杀害。杨绛忆起她的收殓，“那些木板是仓促间合上的，来不及刨光，也不能上漆，那具棺材，好像象征了三姑母坎坷别扭的一辈子”。
自20世纪50年代起，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就进入了教材，成为几代中国人认识三一八惨案的想象空间，却也使得这一复杂事件被窄化为“反动军阀屠杀请愿学生”的单线条叙事。《记念刘和珍君》作为经典文学的价值永不泯灭，但它应当是我们理解多面历史的一个起点而非终点。从此走出的第一步，便是需知军阀混战中的中国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复杂的一段，而军阀末季北伐期中的中国，则尤为最复杂中的最复杂（唐德刚语）。三一八惨案上承五四风潮，下接北伐与“清党”，其中掺杂了军阀之争、主义之渐和外事之变，智者莫由究诘，勇者无法自存，中国之命运也随之颠沛。坎坷别扭的岂止杨一人，无数的人物和事件在时间线中经历三一八的节点，都发生了猝不及防的改变，变得更急切，也更激烈。“渐进”与“改良”再无实践土壤，容忍和自由再无发挥余地，除“革命”之外，再无其他可寄望的未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党中央秘书处档案有一份《关于三一八惨案烈士路友于、尹希农、赵中玉等传略》，其中确有烈士殒命于三一八，如郑培明，但更多的是因其他事件丧生。尹希农是1925年在上海参加五卅运动时遭英租界巡捕枪击身亡；路友于在奉系对俄大使馆的搜查中被捕，1927年4月28日被绞死；赵中玉在张宗昌控制山东期间组织地下活动，准备响应革命军北伐，因谋事泄露而被捕，1927年5月11日在济南就义。前后近两年死难的革命者，牺牲于上海、济南或北京，都被冠以“三一八惨案烈士”之称谓，可见三一八惨案在国民党的革命史叙事中，当时便成为最为典型的符号。
国民革命军占领北平后，亲睹了惨案的何其巩任北平特别市市长，于惨案三周年之际筹建三一八烈士公墓，在公葬典礼上给予了运动高度评价：“三一八惨案当然是帝国主义者压迫中国民众的一幕惨剧，是帝国主义者勾结军阀联合实行进攻民众最激烈的战役，但在民众革命方面，实与黄花岗、五卅案同在中国民众运动史上占有极重要的位置。”当然，彼时之重要已非今时理解三一八的关键要点，今人应着力于体味不同视角的观感，而非择一立场以对错论之。毕竟我们拥有当时的人们梦寐不得的一切——充裕的时间、安稳的心境和在太平年里回望历史的后见之明。
参考文献：
江长仁编：《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
藤井升三著、曲建文译：《围绕大沽口事件的日中关系——中国国民革命的一个侧面》，《民国档案》1992年第2期、第3期。
北京地方党史研究会编著：《“三一八”惨案始末》，文津出版社2000年版。
吴廷燮撰：《段祺瑞年谱》（近代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2007年版。
陆建德：《从俄专到中俄大学——一场“专升本”运动与“三一八”惨案追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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