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施皮格尔霍尔特/文
1918年1月29日，英军第104旅伊普尔分部的一名35岁的毒气防护专家，又开始在西线帕斯尚尔北部展开了日常巡查任务。1917年，该地区发生了一场惨绝人寰的战役，交战双方的总伤亡人数达到25万以上，战后这片土地已变得千疮百孔，到处都是泥浆和废墟。
他的巡查路线上满是被德军大炮精确轰炸过的坑道和战壕。在任职的6个多星期里，他在日记中记载了大量惊险场面——“差点儿死在返程路上”“还好我足够幸运，及时通过了那里”“他们又在火力轰炸”。
这一天，意外终于发生了。他事后回忆，那天他巡查了前线附近的“老鹰战壕”，但在返回途中他被炮弹“炸飞了”，被人送到战地医务站之后没多久，他又被救护车转运至第64号伤亡清点站。看起来，他的好运就到此为止了。可事实真是这样吗？
这位毒气防护专家其实就是我的祖父塞西尔·施皮格尔霍尔特。
事实证明，他那天的经历完全不是霉运，而是好运。在爆炸中受伤后，他被鉴定为“不再适合执行前线任务”，所以在后续的战争中，他一直都在后方做着相对安全的工作。与此同时，他原来所在的兰开夏燧发枪团第18营被调到了索姆河地区。1916年，英法联军与德军曾经在该地区爆发了索姆河战役，双方伤亡总数高达百万，无数冤魂的鲜血为这片原本宁静祥和的土地染上了抹不去的悲伤。但是，这支部队在 1918年赶上了敌军大规模的春季攻势，拼死抵抗之后，他们又用尽最后一丝力气越过了山坡，试图夺回失去的阵地，最终全部壮烈牺牲。
其实此前一年他也很幸运。当时他刚刚被任命为陆军少尉——这是英军中最危险的军衔，因为陆军少尉需要在进攻时冲在最前面，同时号召士兵紧随其后。但好巧不巧的是，他在战前发了高烧，只能被迫在约克郡的瑟特尔桥营地暂做休养。与此同时，他所在的那个营与敌军爆发了极为惨烈的战斗。
当然，如果当初炮弹落得离我祖父更近一些，或者他没有生病，而是带领士兵冲锋陷阵，那我可能就不会存在，更不可能在这里向大家讲故事了。而这只是造成我生于人世间的一连串偶然因素当中的一个，其他偶然因素还有很多，比如我的母亲曾在中国南海海域附近被海盗掳走，后来又于1937 年成功在上海脱困；我的父母刚好因战争而相识；我的父亲在英国皇家空军服役时曾险些坠机，后来又差点儿死于肺结核。
1952年11月，英国遭遇了罕见的寒流，我的父母被困在一间没有什么供暖设备的石头小屋里，屋里也没有电视。除了早早上床，裹在被子里取暖，他们似乎什么也做不了……母亲就在这种情况下怀上了我。
不过，我觉得评估每个人出生在这个世界上的概率没有多大意义，因为这就像复杂世界中其他事件一样，都是一连串的、不可预知的、微小且意外的事件引发的结果。但究竟是什么因素将这些“一碰就断”的事件链条拼接在了一起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我们每个人的哲学态度，甚至是宗教信仰。宿命、命运、命数、上帝的旨意、因果报应，都会让人联想到命中注定的因果，或者说宿命论；而机遇、巧合、无常、运气等词语，则更容易让人联想到变幻莫测、不受控制的随机性。这些概念很容易受到个人因素的影响，所以通常不属于理性思考的范畴。就像那些老赌徒常说的一样：“迷信可能会带来霉运。”但不管怎么说，我祖父的这些传奇经历可以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不管是我们出生于人世的各种阴差阳错，还是走过这一生的各种机缘巧合，甚至是这个世界本身，都是各种不确定性引发的结果。
这种接连不断的不确定性，恰恰是人世间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日常琐事（比如“中午吃什么”），还是关乎人类存亡的大事（比如“未来100年内是否会发生一场毁灭性的世界大战”），我们都可以发现不确定性的身影，而且不确定性的程度也会因时间、地点的不同而不同。纵观整个历史长河，绝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过着一成不变的枯燥生活，几乎没有发展或改变的机会，尽管他们始终与风险相伴。文化历史学家杰里·托纳指出，古罗马时代的人均预期寿命只有25岁，饥饿、寒冷、疾病、暴力等因素都可以轻易夺去一个人的生命。放眼全球，我们也会发现，某些历史时期尤为动荡不安，以至于我们完全可以将其称为“不确定性时代”。以20世纪30年代为例，当时国际形势相当严峻，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最终导致多个国家之间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
最近几年暴发的大规模传染病也暴露了人类社会的诸多弱点。再加上民粹主义与民主制度的对抗、战争与冲突的频发、气候变化和其他全球威胁的恶劣影响，我们如今已经迈入了另一个不确定性时代。英国国内也存在着诸多危机：益普索公司于2022年12月发布的《全球忧患调查报告》显示，对于“您认为英国最令人担忧的三个问题是什么？”这一问题，出现次数最多的6个答案分别是通货膨胀、贫困、犯罪、失业、腐败、医疗水平。的确，近些年通货膨胀一直都是个严重问题，而“新型冠状病毒”则是新麻烦。但总的来说，这六个问题近年来一直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从某些角度而言，我们的生活似乎也不像前几代人那样容易预测。我小时候，儿童很容易患病，预期寿命也比现在短很多。长大上学之后，我有了获得助学金的机会，可以享受优质的国家教育、医疗保健，以及战后施行的各种新政策。而且我会下意识地认为，只要我愿意，我就可以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一干就是几十年—事实也的确如此，我在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连续工作了32年。如今，工作不稳定性和“零工经济”已经成了新常态，千禧一代（出生于1981—1996年的人）中，有21%的人表示他们曾在过去一年中换过工作，这一比例是非千禧一代的3倍多。不过这种不确定性倒不一定是件坏事：换一家新公司工作，既有可能会带来焦虑，也有可能会迎来机遇。
虽然不确定性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但它就像每时每刻都在被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尽管重要，却很容易被忽视。我写《生活的赌局：看穿不确定背后的概率》一书的目的就是帮助大家认识到不确定性的巨大意义。
我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一直致力于各种调查工作，旨在减少正在发生之事、可能发生之事及事件发生原因的不确定性。这些工作通常会涉及大量数据，我们必须能够从中总结出一些要点。本书的创作灵感就来自我的实际工作经验—我经常需要利用数据评估状况，然后向他人解释，在面对不确定性时我们对自己的结论有多大把握。我在这份工作中所学到的各种经验和心得，将成为本书各部分主题、各个问题、各个故事的重要思想基础。简单来说，不确定性就是个人和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纽带，所以它必然会取决于观察者的主观意识和知识掌握情况。因此，无论是对生活的思考、对话语的权衡，还是科学研究，只要涉及不确定性，我们的个人判断力就会发挥相当关键的作用。不同人对不确定性的感受可能大相径庭：有些人会为之振奋，有些人则会焦虑不安。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不确定性会涉及主观因素，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只是一种个人感受。在《思考，快与慢》一书中，作者丹尼尔·卡尼曼提到，人的思维系统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快速的、直觉性的思维，一种是深思熟虑的、分析性的思维。他认为，在面对不确定性时，快速思维系统容易过度自信，容易忽略重要的背景信息以及证据的数量和质量，容易受到提问方式的影响，容易过分关注那些戏剧性的事件，而不轻易产生怀疑。这些都是我们应当尽力避免的现象。
与之相反，本书提倡的是慢慢地思考那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这种分析方法不仅能让我们对自己的处境有一个清晰的认知，还能帮助我们分辨是否有人在夸大其词——无论他们是政治家、记者、科学家，还是经常口无遮拦的网络红人。
（作者为英国皇家学会院士；本文为《生活的赌局：看穿不确定背后的概率》一书引言）
责任编辑：刘锦平 主编：程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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