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鹏，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华中科技大学分中心研究员、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2026年3月6日下午，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开放团组活动上，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市市长覃伟中在答记者问时透露的一组数据引发广泛关注：深圳与全球近百个城市建立了友城关系，其中33个位于亚太经合组织（APEC）成员经济体。他形象地将其称为深圳的“国际朋友圈”，并表示要借着APEC东风，全面升级国际化软硬件，为亚太共同繁荣贡献“深圳方案”。这番话点出了一个深刻命题：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当下，城市正日益成为国际交往的前沿阵地，而友城网络则是城市外交的基础支撑。从深圳这一改革开放前沿窗口的实践出发，探寻城市如何通过友城网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特别是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共筑亚太共同体，恰逢其时。

一、友城网络是城市外交的重要载体

城市外交并非新鲜事物，但在21世纪的全球治理格局中，其战略价值正被重新认识。正如巴塞罗那国际事务中心（CIDOB）研究报告所指出的：在一个以惊人速度城市化的世界里（尤其是在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城市在应对正在进行的主要经济和社会转型中扮演着愈加关键的角色。因此如果不将城市置于治理思考的中心，人们就无法理解绿色转型和数字转型的进程，无法理解生产模式的重新配置，也无法理解新的不平等现象。

放眼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大都市早已成为国际关系中日益显赫的行为体。纽约、巴黎、伦敦、东京、上海的经济体量可以跻身全球最大经济体之列。理解拉丁美洲离不开圣保罗、墨西哥城、布宜诺斯艾利斯，理解非洲离不开约翰内斯堡、开罗、拉各斯，理解亚太离不开北上广深、首尔、悉尼、新加坡等等。这些城市不仅聚集着政治经济权力、创造力与人才，其政府也拥有日益增强的监管能力，推动着权益保障，并在流动性、住房、减少不平等与碎片化等关键领域催生解决方案。

回溯历史，友城关系作为城市外交的经典形式，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中期。1956年，在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倡议下，“国际姐妹城”计划正式启动，旨在通过城市间的民间交流增进国际理解。自此，友城网络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发展，成为跨越国界的人文纽带。从东京在1982年于全球设立19个贸易代表处，到美国各大城市在20世纪80年代初大力开展海外推广，城市外交的实践日益专业化。

进入21世纪，城市外交呈现出更加多元、复杂、成熟的形态。它不再局限于礼节性的互访与文化交流，而是深度嵌入经贸合作、科技创新、气候行动、公共卫生等全球性议程。以旧金山为例，2024年5月与深圳签署《友好交流合作备忘录》后，又于次年6月共同组织“遇见湾区”中美青年创新探索交流营，旧金山市市长罗伟（Daniel Lurie）在视频致辞中说：“旧金山与深圳都崇尚创新、拥有多元文化，也都为代表未来的年轻人感到自豪——这仅仅是一个开始。”这种以青年交流为纽带的友城互动，正是城市外交培育代际理解、夯实民意基础的生动写照。

友城网络何以成为城市外交的重要载体？其核心优势在于三个层面：其一，灵活性。相比国家间外交，城市间的合作更加务实、更具弹性，可以在国际政治气候愈加复杂多变的当下继续保持交往的连续性；其二，贴近性。城市直面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从空气质量到交通拥堵，从就业机会到子女教育，这些接地气的议题恰恰是国际合作最能产生共鸣的领域；其三，创新性。大城市往往是新技术、新业态、新发展模式的策源地，因此城市间的直接对话有助于加速创新扩散、促进产业链协同。

正如欧盟数十年来通过各类财政项目支持城市应对主要挑战，提升其能力、承认其作为可持续发展关键行为体的地位，友城网络正在成为连接全球创新资源的“毛细血管”。深圳的实践充分印证了这一点：从1986年与美国休斯敦缔结首个友城关系开始，近四十年来，这座年轻的城市正是通过这张不断加密的友城网络，不断开展对外开放与交流合作，并在此过程中从边陲小镇成长为全球城市体系排名第30位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二、深圳友城网络的发展历程及其亚太布局

深圳的友城事业始于改革开放的浪潮之中。1986年，深圳与休斯敦市缔结首个国际友好城市，开启了中国经济特区与海外城市制度化交往的先河。此后近四十载，深圳的“朋友圈”持续扩容，截至2025年7月，已与全球59个国家的95座城市建立友城关系，其中包括24座正式“姊妹友城”（sister cities）和71座“友好城市”（friendship cities）。这一数字背后，是深圳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单向学习到双向赋能的交往逻辑跃迁。

在95座友城中，有33座位于APEC经济体。这一布局绝非偶然，亚太地区是深圳外贸依存度最高、产业链嵌入最深、人文往来最密的区域。以下综合地缘板块和时间顺序梳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正式友城及其合作内涵：

（一）美洲板块：美国休斯敦市、旧金山市

休斯敦是深圳首个国际友城，1986年便已结好。作为美国第四大城市、能源之都，休斯敦与深圳的合作跨越近四十年，涵盖能源技术、医疗产业、航天科技等多个领域。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前总统布什曾参与两市友好雕塑捐款，足见这一友城关系的历史厚度。

作为美国西海岸金融、科技中心，旧金山与深圳在创新文化上高度契合。2024年，两市签署《友好交流合作备忘录》，次年共同组织“遇见湾区”中美青年创新探索交流营。正如旧金山市市长罗伟的评价“这仅仅是一个开始”，预示着两城合作将从青年交流向更宽领域拓展。

（二）东亚板块：日本筑波市、韩国釜山市

筑波市于2004年与深圳缔结友好城市，是深圳在日本最早的正式友城之一。作为日本著名的科学城，筑波拥有筑波大学和众多国家级科研机构，其“研究学园都市”定位与深圳光明科学城的规划理念高度契合。两市结好以来，在科研人员互访、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城市规划等领域开展了持续合作，体现了科技型城市间强强联手的友城范式。

釜山市2006年9月24日与深圳市签署了《加强交流与合作备忘录》。作为韩国第二大城市和最大港口城市，釜山与深圳在港口物流、海洋经济、会展产业等领域合作潜力巨大。釜山港是全球第五大集装箱港，而深圳港集装箱吞吐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前列，两市在智慧港口建设、绿色航运、航线网络对接等方面保持密切沟通。

（三）东南亚板块：正式“姊妹友城”数量有限，但非正式“友好城市”交流活跃

尽管目前在深圳正式缔结协议的24座“姊妹友城”中，东南亚国家城市较少，但非正式的71座“友好城市”在东南亚却分布较多。以越南为例，深圳与胡志明市长期保持密切经贸联系，深圳-海防经贸合作区已成为中国企业在越南北部的重要集聚地。柬埔寨金边市与深圳在特区发展经验分享上合作频繁，多位柬埔寨领导人访深时均表达借鉴深圳发展模式的强烈意愿。印尼巴淡市作为巴淡岛经济特区核心城市，与深圳在园区开发、临港产业等领域进行了交流合作。马来西亚槟岛市被誉为“东方硅谷”，半导体产业集聚，与深圳电子信息产业链形成互补。

（四）太平洋板块：巴布亚新几内亚莫尔兹比港

莫尔兹比港于2016年与深圳建立友好交流关系。作为巴新首都，这座太平洋岛国中心城市与中国的情谊深厚。深圳在当地援建的中国-巴新友谊学校·布图卡学园，受到两国领导人高度关注，成为“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标志性项目。这一案例充分说明，友城合作可以超越经济体量差异，在人文交流与发展援助层面产生深远影响。

从上述友城的分布与特征可以提炼出深圳友城网络的三个特点：一是层次分明，既有休斯敦这样历时近四十载的“老友”，也有旧金山这样在新时期拓展的“新朋”，更有莫尔兹比港这样以发展援助为纽带的“特殊伙伴”；二是产业合作与友城关系紧密结合，友城选择与深圳的产业结构高度相关。譬如，筑波对应科技创新，釜山对应港口物流，槟岛对应电子信息，休斯敦对应能源医疗；三是交往务实，从市长互访到青年交流营，从产业对接到园区共建，友城关系始终落在交流合作的具体实践上。

三、举办APEC峰会对深圳提升国际交往能力提出新要求

2026年11月，深圳将迎来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成为中国继上海（2001年）、北京（2014年）之后的“APEC第三城”。覃伟中市长将举办APEC会议称为“深圳发展历史进程中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喜事、盛事”。这一盛会既是对深圳改革开放成就的国际认可，也对深圳的国际交往能力提出了全新要求。

首先，要求深圳从“经济特区”向“国际会客厅”实现角色跃迁。如果说过去四十多年深圳更多扮演“引进来”的窗口，那么APEC会议将使其站上“主场外交”的舞台。覃伟中明确表示，要“落实中央和省的统一部署安排，举全市之力集中资源、有力有序推进各项筹备工作，全力办好一次专业规范、成果丰硕、安全圆满的高水平盛会，坚决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这意味着深圳不仅要保障会议本身的高效运转，而且要通过精心做好各项工作，向世界展示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市气象。

其次，要求深圳的友城网络从“存量维护”向“增量激活”实现动能转换。目前深圳已与59个国家95座城市建立友城关系，但友城的价值不在于数量，而在于交往的深度与实效。覃伟中市长提出要“拓展与世界创新型城市、枢纽城市、重要港口等的友好关系网络，扩大深圳国际朋友圈”。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深圳举行，意味着深圳可以在短期内与众多潜在友城实现“零距离接触”，将高层级的外交资源转化为可持续的城市合作。

再次，要求深圳的涉外服务体系从“基本覆盖”向“国际一流”实现能级跃升。覃伟中在多个场合强调，要“完善全场景全链条涉外服务体系，加强国际学校、国际医疗服务机构、国际人才社区建设，提高外籍人士在深执业就业、医疗教育、旅游消费、交通出行等工作生活便利度”。这一表述直指深圳国际化建设的短板，即在硬件设施快速追赶的同时，软环境的建设也需要进一步加速。APEC会议恰好提供了一个机会，以最高标准检验深圳的国际语言环境、涉外服务流程、跨文化沟通能力。

最后，要求深圳的国际传播从“单向输出”向“双向对话”实现范式革新。覃伟中提出要“多渠道立体式推进城市综合营销和国际传播”。这意味着，在APEC框架下，深圳不仅要讲述自己的故事，更要搭建平台让各成员经济体分享彼此的经验。这种基于共同利益的双向对话，才是城市国际交往的最高境界。

四、激活友城网络、共筑亚太共同体的深圳方案

站在APEC“中国年”的历史节点，深圳如何将友城网络的“存量优势”转化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特别是亚太共同体建设的“增量贡献”？覃伟中市长提出的“深圳方案”已然呼之欲出。综合深圳的实践探索，这一方案至少包含四个层面的内涵。

第一，以创新为内核，重塑亚太城市合作范式。覃伟中市长对深圳特质有一段精辟的总结，特别强调“深圳有个机器人谷，位于阳台山和塘朗山之间。10公里长的创新走廊里集聚了数百家机器人产业链企业，形成了配套完善的研发制造体系，产品上午设计、下午打样”。“上午设计、下午打样”这种足令友商感到震撼的产业集群力量，正是深圳与亚太和全球友城开展创新合作的底气所在。目前，深圳正加紧联合相关友城及全球创新伙伴，推动打造“世界创新城市合作组织”。展望未来，这一平台若能与APEC创新驱动议程深度对接，有望成为亚太创新网络的核心节点。

第二，以产业合作为支撑，构建韧性互补的亚太供应链。深圳的友城布局与产业需求高度结合。在APEC框架下，深圳可以依托这些友城节点，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亚太产业协作网络。尤其是，在新能源、人工智能、绿色技术等新兴领域，深圳已集聚了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集群，完全有能力成为新技术应用的“首发场”和新模式孵化的“试验田”。在全球政治格局动荡加剧、全球产业链布局深度调整的双重背景下，中国制造“走出去”迫切需要生产型服务的支撑，而深圳有能力、有条件也有责任为国挺膺担当，打造链接世界产业体系的“超级接口”。

第三，以人文交流为纽带，夯实亚太命运与共的民意根基。友城关系的生命力终究还是在于人。从旧金山市市长罗伟寄语青年交流营“仅仅是一个开始”，到比利时企业家在深圳人才公园深爱人才馆表达推动工程师交流的强烈意愿，人文交流始终是友城合作中最温暖的部分。鉴于此，深圳不妨依托APEC会议契机，发起“亚太青年创新探索计划”等创新倡议，邀请友城青年科学家、创业者、文化使者来深短期交流或开展长期、定期项目，让青年一代在互学互鉴中增进认同、深化友谊。目前，南山区已经拥有超1.4万名外籍居民、来自154个国家和地区，这种多元共生的社区生态本身就是文明互鉴的日常实践。

第四，以绿色发展为旗帜，引领亚太可持续发展议程。绿色转型不仅是APEC的核心议程之一，也是深圳与亚太友城合作的重点领域。休斯敦作为传统能源之都，正在经历向清洁能源的转型，因此与深圳在新能源、碳捕集利用等技术方面合作潜力巨大。鉴于此，深圳可以发起“亚太绿色城市伙伴计划”，推动友城间在碳排放核算标准互认、绿色技术转移、低碳城市规划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让绿色成为亚太共同体的鲜明底色。

结语

从1986年与美国休斯敦缔结首个友城关系，到2026年以“中国APEC第三城”身份迎接亚太“家庭”“大团圆”；从当初的学习者、跟随者，到如今的方案提供者、创新引领者，深圳的友城网络发展史，正是中国融入世界、影响世界的缩影。

从南山“机器人谷”的产业集群，到全球服务中心“超级接口”的功能定位，深圳正在用行动诠释什么是“有温度的产业生态”和“能落地的合作平台”。曾率队访深的比利时革新运动党主席办公室主任、欧盟委员会前首席经济学家鲁迪·阿诺特在对比欧洲与深圳南山区时曾发出感慨：“正是这种融合共生的生态体系——政府、企业等所有利益相关方都拥有共同的目标，朝着同一个方向发力——让南山获得了成功，而这恰恰是欧洲一直以来需要学习的。”阿诺特的话或许已经点出“深圳方案”的核心密码，那就是将开放包容的制度环境、高效协同的产业生态、以人为本的城市治理融为一体，为亚太共同体建设贡献一座中国年轻城市的探索与思考。

覃伟中市长曾深刻指出：“深圳是一个可以让理想成为现实的城市，它不但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创新城市。”可以想见，当APEC各经济体领导人相聚深圳湾畔，当33个友城的代表共商合作、共绘蓝图，世界所见证的，将不只是一场高规格的国际盛会，更是一座城市以开放创新书写可持续发展的生动答卷。从鹏城“朋友圈”携手同行，到共建亚太共同体，深圳正以实干与担当，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亚太命运共同体，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书写浓墨重彩的时代篇章，贡献磅礴而坚实的深圳力量。

（审核：李小华 戚易斌 时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