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氏一百度高温下的孟买听西贝柳斯，让我不禁思考交响曲的影响力渗透范围的边际究竟在哪里。这不仅是一个关于那些不熟悉西方经典作品的听众的问题，也因为这个世纪仍未出现一部真正为我们所处时代发声的交响曲。据我估计，上一部吸引到广大听众的交响曲新作问世已经是35年前的事。我不禁开始怀疑交响曲的引擎是否已经彻底耗尽。
西贝柳斯曾将自己的交响曲比作“纯澈冷水”。按照他的话说，其他作曲家“调制了各种颜色的鸡尾酒再加上各种描述”。而调酒大师古斯塔夫·马勒的回应是：交响曲必须包罗万象。他们各自面向不同的听众群体，一个崇尚严谨，一个勇于探索。伟大的交响曲作曲家们都深谙各自听众的本性。那是什么出了问题呢？
芬兰作曲家让·西贝柳斯，摄于1938年。视觉中国 图
约瑟夫·海顿最初创造出交响曲这个门类，是为了给乡绅贵族提供轻松的娱乐，完美契合晚宴和舞会之间那略显尴尬的社交间隙。贝多芬的到来驱散了这种小家子气，取而代之的是“宏大”的宣告。他宣称“音乐是比一切智慧和哲学都更为高尚的启示”。
从贝多芬开始，人们总是期待着每部新的交响曲能够带来启示。那时在文学史上恰好也是小说的黎明：歌德的《亲和力》问世，巴尔扎克构思了《人间喜剧》，狄更斯在《雾都孤儿》中展示了社会底层。然而，尽管小说成为了我们探索未知世界的指南——我对印度的向往正是源于吉卜林、E.M.福斯特、R.K.纳拉扬、拉什迪、鲁丝·普罗厄·贾布瓦拉和维克拉姆·赛特的作品，但塑造过我们认知的交响曲却寥寥无几。
细数一下，两只手就足够。
海顿1772年的《“告别”交响曲》赋予了音乐家自主权，允许他们随时离开舞台。贝多芬1803年的《“英雄”交响曲》最初是为了向拿破仑致敬，后来又将其重新诠释为一篇关于权力如白驹过隙的论述。他的《第九交响曲》首演于贵族们离城的周五晚上，激发了人们对平等的憧憬。
约瑟夫·海顿
此后半个世纪在沉默中流逝，直到勃拉姆斯重新确立了交响曲的核心地位。他在1876年的巨作既是对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致敬，又预示着工业造成的异化和歌剧化的狂妄自大。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在高潮部分的宏大旋律，传递的更多的是怀疑而非荣耀，比瓦格纳同时期创作的《尼伯龙根的指环》包含了更多的真相。
交响曲在19世纪90年代达到了巅峰，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曲》向我们展现了如何走向死亡，马勒的《“复活”交响曲》预示了死后的世界，而德沃夏克带来了唯一在美国本土创作的交响曲杰作，探讨了新大陆至今仍然存在的种族隔阂。
西贝柳斯凭借他的《第二交响曲》（创作于1901-1902年）创造了一个民族。之前他已经凭借交响诗《芬兰颂》唤醒芬兰人摆脱对俄罗斯和瑞典的依附，而《第二交响曲》则从语言和文化出发，为芬兰的独立性辩护。如果芬兰人能够创作出如此恢弘的交响曲，世界就不得不承认它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民族。
交响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两场大战之间未能像雷马克、海明威、索尔仁尼琴等人的小说那样，对表达战争的浩劫有所建树。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改变了交响曲在此的败局，以至于英国和美国的乐团为了争夺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交响曲的首演权而展开激烈竞争。肖斯塔科维奇在列宁格勒围城期间创作的《第七交响曲》被视为预言胜利的神谕（拉尔夫·沃恩·威廉姆斯的《第五交响曲》在遭受空袭蹂躏的伦敦也发挥了类似的作用）。
和平到来，交响曲随之衰落。肖斯塔科维奇坚持创作至第十五交响曲，而其他作曲家则效仿勋伯格，走向晦涩的禁欲主义，或像伯恩斯坦那样投身音乐剧。他们不再需要遵循传统创作一系列的交响曲。那些在这条创作道路上坚持的作曲家大多是芬兰人和斯拉夫人，著作颇丰但可悲地晦涩难懂。与此同时，小说这一体裁被一代又一代的作家不断发掘和传承——格拉斯、马尔罗、斯坦贝克、格林、厄普代克、菲利普·罗斯，以及后来的米歇尔·韦勒贝克、马丁·艾米斯、希拉里·曼特尔、埃莱娜·费兰特、乔纳森·弗兰岑和J.K.罗琳。
直到世纪之交，交响曲才展现出一线生机：出现了约翰·科里吉利亚诺为艾滋病患者创作的拼凑式作品，以及亨里克·米科莱·戈雷茨基突破百万销量的《悲歌交响曲》，这是一部追忆纳粹暴政的作品，却又无比契合千禧年的时代精神。
从那以后就没再出现过值得一提的交响曲。无论是关于“9·11”事件及其延续至今的影响，被新冠疫情震撼的社会心理，还是虚拟现实及对真实的冲击，都未出现值得一提的交响曲。菲利普·格拉斯最近撤回了他原本要在华盛顿肯尼迪中心首演的《第十五交响曲》，以此抗议该中心被唐纳德·特朗普接管。这事件的主要功用是提醒我们，“交响曲”这个词上次登上报纸头条已经是多久之前的事情。格拉斯，现年89岁，或许还能为美国的现状写出一篇墓志铭，但现在看来我们已经无法回避这个结论：交响曲到了今日，已正式且最终地退出了公共言论的舞台。
真的是这样吗？
我在孟买一间有空调的音乐厅里，听到了印度交响乐团演奏的西贝柳斯《第二交响曲》。我试图设身处地去感受周围那些初次聆听这部交响曲——或许是初次聆听任何一部交响曲——的观众们。D大调的第一乐章如同黎明时分盛开的睡莲般绽放；接下来的乐章则从优美的旋律转向了忧郁的愤怒。第三乐章仿佛一场与时间的激烈赛跑，最终的结尾有着贝多芬式的希望与荣耀，令全场观众起立鼓掌，无论在伦敦的哪家音乐厅，我都已经很久没有见过这种场面了。
交响乐在印度并非日常。该国唯一的交响乐团每年只运营两个为期不长的演出季。这种稀缺性激起了人们前来欣赏，带来了沉浸其中的机会。交响曲在西方或许已近乎消亡，但在东方，它来日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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