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3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会议室里，一份薄薄的病历让年轻实习生们倒吸一口凉气——主诊医师只说了四个字：“放射病案”。没人想到，这张病历背后的线索，竟追溯到四个月前的山西忻州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建筑工地。
那是1992年11月19日上午，忻州市环境监测站旧址正在拆除。炸点烟雾散去，碎砖瓦砾间忽然闪了一抹蓝光。工人张有昌弯腰一抠，摸到一个指节粗细的金属圆柱，通体发亮，像极了谁丢失的吊坠。“拿回去，也许能换两包奶粉。”他随口一嘟囔，便把东西塞进外套口袋。谁都没提醒他，这个决定，比任何爆破声都致命。
当天下午，张有昌先是头晕、呕吐，紧接着双腿乏力，他却只是当作感冒，拉着被子睡了一觉。夜里，皮肤上开始冒水泡，妻子张芳看得心惊，硬把他拖去镇卫生院。解毒、打点滴，全无效果，症状反倒像被火烤一般蔓延。医生一脸茫然，只能让家属转市医院。
三天后，忻州市人民医院束手无策。11月24日，病人被送往太原的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病历上反复改写：食物中毒？败血症？传染病？答案始终带着问号。水泡已破，全身渗血，头发一抹就掉。父亲张明亮、哥哥张有双寸步不离，陪护时连口罩都顾不上换。
有意思的是，焦头烂额的专家们并未意识到危险已在身边蔓延。11月29日，老父亲掏洗脏衣服，在裤袋里摸到那截亮晶晶的小金属。“没啥用处。”他随手扔进病区垃圾桶。没人注意，他顺便也把祸根留在了医院走廊。
12月2日凌晨，张有昌因全身多器官衰竭去世，年仅28岁。八天内，张明亮、张有双先后以相同症状离世。病理报告仍空白，整个病区风声鹤唳，护士不敢靠近，病历本却写满“未明”。当时值班的陈医生回忆：“像看着人被无形电焊枪一点点烤穿，却找不到开关。”
就在忻州谣言四起的当口，身怀四月身孕的张芳开始头痛、恶心。娘家父亲赶紧带她进京求医。12月中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用剂量计扫过，她周围的读数骤升。诊断：钴-60中度辐射。那位老教授拍着桌子说：“这不是病，这是污染源！”
国务院随即责成山西省政府成立调查组，要求“48小时内找出放射源”。调查组拿着辐射探测仪，从张有昌工地到太原医院，一路扫到垃圾处理总站，仪器却始终沉默。到底丢在哪？成了所有人心头的石头。
转机出现在一通追问。值夜班的清运工王某说，某天偷懒，把一车病区垃圾倒在太原郊外的野沟。12月28日，调查人员带着便携探头赶到那片荒坡，探测仪指针骤然狂摆，“滴滴滴”刺耳报警。碎砖下，一截小小金属圆柱，仍泛着幽蓝光。钴-60确凿无疑。
源头很快被追溯：省环境管理站某研究所9月搬迁，负责人贺某、陈某等六人未按规定清点封存放射源。两个月后爆破拆除时，钴-60连同铅罐被炸裂，裸露在废墟中。刑责最终落到这六人以及监管失职的卫生部门个别官员，他们的疏忽，换来三条人命、141名不同程度的受害者。
放射病潜伏的细节更让人唏嘘。张芳接受螯合治疗后幸存，但胎儿已受影响。1993年5月，她剖腹产生下女儿张京生，体检提示轻度智力障碍。医生摇头叹息：“辐射像钝刀子，割得是真真切切，不会马上要命，却永远留下刻痕。”
事故资料显示，张有昌捡到的钴-60源块已历经约七个半衰期，剩余活度不足原始的百分之一，可近距离照射仍能在数分钟内致人死亡。若换成刚出厂的新源，一群工人恐怕在工地当天就全数倒下。
调查结束后，国务院下发专项整顿通知，全国所有放射源重新登记、核对、封存，丢失一枚即启动应急响应。这份文件如今依然悬挂在不少省级卫生监督所的墙上，字迹已稍显褪色，提醒却从未失效。
回到那张病历，1993年的实习生们在讲座结束后仍议论纷纷。其中一位问教授：“如果张有昌当时把东西直接卖给废品站，会怎样？”教授沉默片刻，只抛下一句话：“忻州的数字，恐怕要多出一个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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