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初春的中南海，寒意犹在。国务院的一间小会议室里，时任中南局秘书长的刘建勋被临时召来。陈云开门见山：“河南缺粮，灾情紧急，你去一趟吧。”刘建勋沉声应道：“保证完成任务，哪怕拼上这条命。”这一去，他把自己和河南紧紧系在一起，也由此开启了长达十三年的两度主政生涯。

战火年代，刘建勋的名字并不起眼。他1913年10月生于河北沧县项兴屯，15岁考进沧州直属第二中学，那里有限的进步书刊点燃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1931年，18岁的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旋即被派往北平从事共青团地下工作。白色恐怖逼得人走夜路，他干脆借“刘老师”的身份在小学教书，用黑板当讲坛，把革命的火种悄悄播向四方。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1937年卢沟桥炮火响起，刘建勋转战晋中。此时的山西危机四伏，娘子关失守、太原告急，他和八路军129师一同在太行山间布点，恢复组织、动员民众。多年后，老区群众还记得那位背着干粮、披着羊皮袄的“刘书记”，最常说的一句是：“老百姓有饭吃，抗日才有底气。”

抗战胜利后，他留在太行继续分区工作。1949年，新中国即将诞生，中央调他南下，任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长江大桥尚未奠基，市内百废待兴，他跑遍码头工棚、纱厂车间，摸清粮、棉、煤、钢的家底。1952年，中央中南局重组，刘建勋出任秘书长，成为统筹两广、两湖、粤汉铁路线经济重建的多面手。

广西留给他的考卷最难。1957年起，连年干旱，“禾苗干得像纸，一脚下去扬尘”，农民的形容字字见骨。刘建勋到南宁后，没坐几天办公室，直接把炕桌搬到田埂上。他先把省委班子分成若干工作组，下到桂中、桂北、右江，现场研究墒情；又一车车把湖南、江西调来的早稻种、赈济粮送进最缺粮的县。靠典当公车汽油换来的仓储费，硬是救下了一批岌岌可危的灾民。广西终于守住了“人畜无大批外逃”的红线，这在当年的华南并不容易。

1960年冬，河南旱涝并袭，饥馑又迫在眉睫。刘建勋临危受命，带着中南局积攒的调度经验，火速北上。河南人的第一要求简单直接——“吃口饱饭”。他先拉起与老友张仲瀚的电话线，从新疆紧急调来土豆，再下令拆借周边省市余粮，同时派出技术小分队指导秋播。更大胆的是“借地度荒”：让种子、耕牛随人疏散到周边省份代耕，粮食成熟后再带回。此举在当时颇具争议，事后被实践证明为救命之策。

五年内，河南粮食产量从历史低点回升至一千三百多万吨。刘建勋坚持“人要吃饱，地要用活”，力推小麦密植、双季红薯和农田水利配套。多雨的豫西，他挑着锄头带头开沟排涝；风沙肆虐的兰考，他守着病榻也要听取治碱方案。正是在他的支持下，焦裕禄提出“翻淤压沙、种树栽草”的三字方针；林县石板山上，杨贵决心劈开太行修红旗渠。两位硬骨头干部被他接连树为全省学习榜样，带动了一场从基层到省府的精气神振作，河南人记住了“办法总比困难多”这句经常挂在他嘴边的话。

1966年，特殊的年代突然降临，刘建勋被撤职下放，外界一度以为他将就此沉寂。1971年，形势转折，中央重新启用这位老政工家，“刘建勋出山”很快传遍中原大地。他接过的，仍是一份烫手山芋：文革余波未平，工业停摆，农业生产松垮。刘建勋不急于大拆大建，先让各地落实定额包产，再要求机关干部深入“五七干校”与农民同吃同住，掌握实情。一次夜访开封杞县，他守在农户灶台旁看见糠团子上锅，沉默良久，只问一句：“还有多少村比这儿更难？”陪同干部无言以对。三周后，300吨成品粮悄悄运抵该县，他却再也没提那晚的事。

1974年秋收，河南夏粮总产量突破历史记录。人民日报头版刊文《黄河滩涂涌金波》，虽未点名，他的影子却处处可见。也就在这段时间，刘建勋56岁，顺利当选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彼时的他早已是两鬓斑白，但看公文仍喜欢站着，一站就是半小时，传达室的同志常提醒：“刘书记，歇口气。”他摆摆手：“走在地里比这个累多了。”

有意思的是，刘建勋的家风与他的工作作风一样朴实。北京东四那套分配的旧公寓，一住就是二十年；子女求学、分配，一律按程序排队；接待来访乡亲，他坚持蹬三轮车到前门小饭馆，只点最普通的炸酱面。秘书悄悄劝他“省点力气”，老人只是笑笑：“咱是沧州人，走惯了土路，腿脚硬。”

1978年春天，刘建勋再度离开河南，调往国家计委任副主任，主要负责全国农业发展规划。遗憾的是，没过几年，他的健康开始急转直下。1983年4月23日，他在北京病逝，终年七十岁。治丧简报只有短短几百字，却被许多河南、广西的普通群众自发抄写保存——他们记得，在最艰难的年月，有个操着河北口音的人，替他们把饭碗端稳了。

刘建勋一生做过“救火队长”，也当过“挑担长工”，留下的个人遗产却只有几本旧书、一部破藤椅和抽屉里半截铅笔。面对采访，他曾说过一句话：“干部就像老黄牛，别想太多咱得失，天亮了还得下地。”半个多世纪过去，那份质朴依旧在历史中有迹可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