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老头，我不后悔跟了你。"
她攥着我的手，在病床上说出这句话时，眼角还带着笑。
28年，没婚书，没名分，她就那么悄悄走进我的柴米油烟里，又就那么悄悄地走了。
我以为自己早看开了生死，可当那扇门合上的那一刻，我整个人像被人从胸口挖走了什么，站在走廊里，腿软得不像自己的。
直到第二天，阿妹的女儿敲响了我的门……
01
我叫许国梁，今年七十一岁，退休前是县供销社的仓库管理员。
我这辈子没什么大本事，年轻时娶过一个老婆，叫刘翠兰，生了一个儿子，叫许建国。
刘翠兰跑了。
不是死的，是跟一个做木材生意的外乡人跑的，许建国才八岁，她走的那天连招呼都没打，就留了一张纸条压在灶台上，说她这辈子过够了。
我站在那个烟熏火燎的厨房里，把那张纸条看了三遍，然后折起来塞进裤兜，去把许建国从学校接回来，做了两碗鸡蛋面，什么都没跟他说。
那一年我四十三岁，头发已经白了一半。
邻居们背地里说我命不好，也有人说我脾气太闷，刘翠兰才熬不住的。
我懒得争辩，一个人把日子往下过。
院子里的水缸自己挑，许建国的棉裤自己缝，冬天灶台灭了，半夜爬起来重新引火，就这么一天挨着一天，没什么盼头，但也没垮。
街坊里有热心的大妈来说媒，我摆手，人家说我傲气，我不解释，是真没那个心思，那时候脑子里只有两件事，许建国吃没吃饱，明天仓库的货对不对账。
就这么过了两年，陈秀妹搬来了。
她住我隔壁，就是那间挂着旧门帘、院子里总晾着花布被单的屋子。
她比我小七岁，丈夫早死，带着一个女儿，叫陈玉凤，那时候十一二岁，扎两条麻花辫，见着我叫"许叔叔"，声音脆得像枝头的鸟。
陈秀妹第一次跟我说话，是来借半碗盐。
她站在我院门口，穿一件洗了很多遍的蓝碎花褂子，头发整整齐齐拢在脑后，眼睛亮，说话轻，"许师傅，我家盐用完了，能借点不？"
我去厨房抓了半碗盐递给她，她接过去，低着头说了声谢谢，转身走了。
我站在院门口看了一眼她的背影，然后回屋，没多想。
再往后，她隔三差五地来敲我的门。
有时候是借酱油，有时候是问我灶头坏了怎么修，有时候是端来一碗刚炖好的猪蹄，说炖多了吃不完，让我对付一顿。
许建国那时候正是能吃的年纪，看见猪蹄眼睛都绿了，嘴里喊着"陈阿姨"，比叫我亲热多了。
我就那么跟她搭上话了。
说搭伙，其实是从一碗猪蹄开始的。
后来是她来我这边吃，再后来是我们两家合在一起烧，再后来是她干脆把灶具搬了一半过来，说两个人烧比一个人烧省柴。
没有哪一天说开过，也没有哪一天正式提过，就这么过起来了。
街坊四邻看在眼里，开始有人喊她"许家那个媳妇"，她听了也不纠正，只是笑笑。
我问过她一次，"你不在乎这些？"
她把锅铲在炒锅上磕了一下，头都没抬，"在乎什么，过日子又不是给别人看的。"
我没再说话，把碗端走了。
许建国渐渐大了，开始叫她"阿妹"，不叫妈，也不叫阿姨，就叫阿妹，这是我跟他商量过的，他也愿意，叫得自然，叫得亲。
陈玉凤跟许建国处得也好，两个孩子年纪相差不远，一起上学，一起放学，有时候陈玉凤把自己的零嘴分一半给许建国，许建国帮她背书包，街坊看见了都说，这两家孩子比亲兄妹还要好。
那几年是我这辈子过得最像样的几年。
早上起来，灶台上有热乎的粥，被子叠得整齐，院子扫得干净，傍晚下班推开门，厨房里有动静，油烟味飘出来，灯是亮的。
我这个人不会说好听的话，但我心里清楚，那些年脚踩在地上是踏实的。
02
我们没领证这件事，在外人眼里一直是个说不清楚的事。
陈玉凤长大以后，有一段时间闹过。
那年她刚谈了个对象，是镇上粮站的儿子，姓钱，叫钱有余，长得白净，说话斯文，第一次上门来见陈秀妹，进门就左看右看，后来拉着陈玉凤到院子里嘀嘀咕咕了半天。
我在屋里能听见，听不清说什么，只听见陈玉凤的声音越来越高。
等她进来的时候，脸色是铁青的。
她站在堂屋当中，看着她妈，说，"妈，钱有余说了，你跟许伯伯这个名分不清不楚的，他们家里过不了这关。"
陈秀妹手里正在缝一件衬衫，针停了一下，没有立刻说话。
陈玉凤继续说，"他意思是，你要么跟许伯伯领个证，要么就分开住，说这样他们家好说话一些。"
我坐在一边，端着茶杯，没出声。
陈秀妹把针线放下，抬头看了女儿一眼，语气平得像在说今天晌午吃什么，"那他的意思，是要我跟国梁领证，还是叫我跟国梁分开？"
陈玉凤的嘴动了动，"妈……"
"你告诉他，我这辈子跟许国梁怎么过是我的事，他要是连这个都管，这个人你不嫁也罢。"
陈玉凤愣了。
我也愣了。
她说完，重新拿起针线，低头继续缝，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后来陈玉凤哭了一鼻子，钱有余最后也没娶她，找了别人。
陈玉凤把自己关在屋里好几天没出来，不吃饭，不说话，偶尔能听见她在里头摔东西的声音，哐当一下，然后又归于沉寂。
陈秀妹每天照常给她送饭，送进去，出来，不劝，不说，就那么陪着。
我有一回看见她在陈玉凤门口站了很长时间，手放在门板上，没敲，也没开口，就那么站着，站了约莫有一支烟的功夫，然后轻轻叹了口气，转身走了。
我没提这件事，她也没提，各自心里装着，谁都没有捅破。
那个冬天过得格外沉，灶台上的火烧得旺，但屋里始终有什么东西是凉的。
许建国倒是一直叫她"阿妹"，叫得顺，叫得暖，逢年过节买东西，买两份，一份给我，一份给她，从来没有分过彼此。
后来许建国要娶媳妇了，带回来一个姑娘，叫周丽萍，是厂里的女工，人不坏，就是眼皮子活，进门第一件事是打量房间大小，第二件事是问我退休金多少。
我看了她一眼，没接话。
陈秀妹在厨房里烧水，没出来，但我知道她在里头听着呢，因为那壶水烧开了很久，没人去提。
结婚的时候，周丽萍跟许建国商量要彩礼，然后回头来找我要装修钱，我给了，没多话。
周丽萍住进来之后，开始对陈秀妹挑三拣四。
说她住在我家不出钱，说她做饭口味重，说她把我们父子的关系搞得不清不楚。
有一回我刚好在场，周丽萍当着陈秀妹的面，把声音拔得老高，"爸，您这屋里住着个外人，外头人看着也不像话，您二位要么领个证，要么就分开住，清清爽爽的，对大家都好。"
我把饭碗放下，就那么抬头看着她，一个字没说。
周丽萍被我盯得脖子缩了一下，讪讪地低下头，夹了口菜塞进嘴里，不再吭声。
陈秀妹站起来，端着碗去厨房了，背影直着，步子稳着，脚踩在地板上没有一点声音。
那天晚上她洗完碗，坐在院子里看月亮，我搬了两把椅子出来，坐她旁边，什么话都没说，就那么坐着。
她说，"国梁，你儿媳妇说的那些话，我不在乎。"
我说，"我知道。"
她说，"但是她那种话，说多了，你儿子夹在中间难做。"
我说，"建国不是那种人。"
她侧过头看了我一眼，没再说话，重新抬头看月亮，月光打在她脸上，她那时候五十多岁了，鬓角开始白，脸上有了纹，可眼睛还是亮的，跟第一次来借盐时候一模一样。
我们就那么坐着，坐到月亮偏西，院子里的狗叫了两声，远处有人家关门，哐当一响，然后夜里就只剩风声了。
那种夜晚，我后来再也没有过了。
03
真正的麻烦是从周丽萍生了孩子以后开始的。
孩子叫许浩然，是个男孩，生下来七斤八两，白白胖胖，满月那天我去买了两条红烧肉，陈秀妹蒸了一锅糯米糕，许建国高兴得跟什么似的，端着儿子在院子里转了一圈又一圈，脸上的笑收不住。
孩子生下来，周丽萍说要住到我这边来，说住得近方便，许建国那时候在外地跑业务，十天半月不在家，周丽萍一个人带孩子，说身边要有人帮衬。
陈秀妹二话没说，把自己靠后面的那个屋子让出来，腾出来给他们夫妻住，自己搬去小屋。
我说不用，她说有什么不用的，地方够住就行，小屋子住着还清净。
周丽萍住进来，头几天还客客气气，叫陈秀妹"阿姨"，端了碗饭还知道说谢，过了不到半个月，那副客气就褪得干干净净了。
白天让陈秀妹带孩子，自己躺着刷手机，孩子一哭就喊"秀妹阿姨来了没"，陈秀妹就放下手里的活去哄，哄完了接着去忙，没有一句怨言。
我有一回去厨房喝水，在门口站住了。
陈秀妹一手抱着许浩然，一手颠着炒锅，额头上有汗，汗顺着鬓角往下淌，她顾不上擦，旁边周丽萍坐在椅子上嗑瓜子，低头看手机，嗑出来的壳随手往地上弹。
我站在那个门口，喉咙里像是塞了什么，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我悄悄退出去，在院子里坐了半天，把那口气慢慢压下去。
许建国回来以后，我跟他说了，他脸色沉下来，晚上跟周丽萍关门说话，我在外头没听见吵架，但第二天周丽萍脸色不好看，见了陈秀妹也没什么话，算是有所收敛。
但收敛了没几天，故态复萌。
后来又出了一件事，彻底把我和陈秀妹之间的平静搅了。
那天许建国不在，周丽萍娘家妈过来串门，两个人坐在堂屋里说话，声音不小，飘出来，穿过院子，我坐在院子里听了个清楚。
周丽萍说，"妈，那老太婆又不是我家人，凭什么天天在这里住着，吃我家的，用我家的，占着地方不说，还要我叫她阿姨，我哪里认识她这个阿姨。"
她娘家妈说，"那她跟你公公……"
周丽萍说，"什么跟什么，没名没分的，就是住着不走的，要我说，早该请她搬走了，省得碍眼。"
我站起来，椅子腿在地上刮了一声，两个人声音立刻停了。
陈秀妹站在我身后两步远，我不知道她听见了多少，我没敢回头。
过了一会儿，她轻轻走过来，把手放在我肩膀上，就那么压了一下，说，"国梁，别动气，进屋喝水。"
就这几个字，平静得像什么都没发生。
我跟着她进屋，坐下，她倒了杯水放在我面前，自己坐到对面，两个人都没说话。
我喝了口水，把杯子放下，问她，"你要搬回去吗？"
她想了一下，说，"国梁，我搬回隔壁去住。"
我说，"不行。"
她说，"有什么不行的，就隔一堵墙，每天该怎么过还是怎么过，只是晚上各睡各的，有什么分别。"
我说，"分别大了。"
她叹了口气，说，"你儿媳妇心里不舒服，她说的那些话难听，但有一样是真的，这房子里，有她没我，有我没她，你夹在中间，我看着难受。"
我说，"我不难。"
她说，"可我看着难受。"
我就没话说了。
她搬回去了，就在隔壁，门没锁，钥匙在我兜里，我去找她，她也来找我，每天还是一起烧饭，一起吃，只是晚上各自睡各自的。
周丽萍知道以后，明显舒坦了不少，见了陈秀妹，脸上有了笑，虽然那笑让人看了心里不是滋味，但她收起了那些酸话，屋里太平了不少。
许建国回来，知道了来龙去脉，去找周丽萍，关起门来说了很久，出来的时候脸色铁青，来找我，刚开口，被我一句话堵回去了。
我说，"这事到这里，不要再闹，日子还要过。"
许建国攥着手，憋了半天，低下头，说，"爸，对不起。"
我说，"不是你的错。"
他站在那里，不说话，眼眶是红的，一个三十来岁的汉子，那一刻跟小时候我接他放学的时候一样，站在我面前，不知道该怎么办，眼神里全是无措。
我说，"去陪你媳妇，孩子还小，别在这里站着。"
他走了，我坐回椅子上，端起茶杯，茶是凉的，我喝了一口，没换热的，就那么端着。
隔壁那边传来陈秀妹收拾东西的动静，抽屉开了关，椅子挪了一下，然后又安静了，安静得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我坐在那里，忽然觉得胸口有块地方是空的，说不上是什么，就是空的。
04
陈秀妹的身体是从许浩然六岁那年开始出毛病的。
先是腰，再是腿，冬天手指发麻，走路时间长了脚踝肿，她嘴里说没事，我看在眼里，扯着她去县医院查了一回，结果出来，是早年落下的风湿，加上年轻时干重活亏了底子，医生说只能慢慢养，好不了，但养好了能控制。
我把药方抄了两遍，一遍放在我屋里，一遍压在她屋里的茶罐底下。
每天早上给她煎药，煎好了端过去，放在她桌上，倒上热水，等她起来喝。
她不肯我守着她喝，说，"国梁，你去忙你的，我不是小孩子，用不着人盯着。"
我说，"我没什么忙的。"
她说，"那你看着我，我喝不下去，那眼神跟监考老师似的。"
我就背过身去，站在那里，等她喝完了说一声"好了"，我再转回来，把碗端走。
就这么过了两年多，她腿脚好了些，冬天手指麻的毛病也轻了，我这才松了口气，以为往后照着这个方子养下去，能撑很多年。
陈玉凤那时候嫁了人，嫁的是外省一个做生意的，姓林，叫林保国。
这个人我见过两回，第一回是来提亲，穿件藏蓝色的西装，皮鞋锃亮，说话客气，见谁都笑，第二回是婚礼上，站在台上说了一篇话，把陈秀妹夸得天上有地下无，陈秀妹坐在台下，眼睛亮亮的，用手帕按了一下眼角。
我坐在她旁边，低声说，"哭什么，嫁出去了好。"
她白了我一眼，没说话。
陈玉凤嫁过去，起初还常回来，后来越来越少，电话也稀了，偶尔打来，陈秀妹接了，说来说去都是那几句话，"挺好"、"不用担心"、"天凉了加件衣裳"，挂了电话就坐着出神，有时候出神的时间很长，我在旁边做自己的事，不打搅她，等她回过神来，该干嘛干嘛，谁都不提。
我知道她想女儿，但这种事说破了更难受，不如不说。
许浩然七岁那年，周丽萍开始张罗着要在城里买房，说要给孩子读好学校，让许建国拿钱，许建国来找我商量，说缺一大笔，问我能不能支持一下。
我问了一句，"买房的首付，你自己手头差多少？"
许建国报了个数，我点点头，说，"这件事我知道了，让我想想。"
许建国走了，陈秀妹从里屋出来，坐到我对面，说，"建国刚才来说买房的事？"
我说，"嗯。"
她说，"你给不给？"
我说，"没想好。"
她没再问，站起来，去厨房切菜了，刀剁在砧板上，声音干脆，切了一会儿，停下来，说，"国梁，建国是你儿子，你自己拿主意。"
我后来给了一部分，留了一部分，没有把底子掏空，周丽萍知道数目以后，脸上明显有不满，但没有当着我的面说什么，许建国回来道了谢，没多说，我也没多说。
那件事就这么过去了，但过去归过去，周丽萍那边的心结，我知道没解开，只是埋着。
陈玉凤那年突然回来了一次，没打招呼，直接出现在院门口，推开门进来，陈秀妹在院子里晒豆子，抬头看见她，愣了一下，然后站起来。
陈玉凤走过去，二话没说，把她妈抱住了，站在那个院子里，肩膀抖得厉害。
我在屋里，看见这一幕，悄悄把门带上，没出去。
后来我知道，林保国那边出了事，生意上摊上了麻烦，欠了一笔债，陈玉凤一个人撑着，撑得快扛不住了，才回来看她妈。
陈秀妹当晚跟她谈了很久，我没进去，在院子里坐到深夜，里头说话的声音一会儿轻一会儿重，中间有哭声，但很快就压下去了。
第二天陈玉凤要走，在院门口跟我站了一会儿，说，"许伯伯，我妈这边，麻烦你多费心。"
我说，"这话说的，用不着你交代。"
她看了我很久，眼睛里有什么东西一直在翻涌，最后说了句，"谢谢你替我陪着她。"
我说，"是她陪着我。"
她走了，走得匆忙，背着个包，脚步快，转过巷子口那一刻，没有回头，但我看见她走路的时候，肩膀是塌的。
05
真正把我打懵的，是陈秀妹确诊的那天。
她自己去做的检查，没告诉我，一个人去，一个人回来，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袋，站在我院门口，脸上的表情说不出是什么，不是哭，也不是怕，就是那么看着我，说，"国梁，陪我坐一会儿。"
我们搬了椅子，坐在院子里，她把袋子放在腿上，说，"查出来肺上有东西，医生说是早期，要手术。"
我听见这句话，脑子里嗡地一声，什么都想不了，伸手把那个袋子抓过来，里面的化验单哗哗地抖，我一张张翻，看不懂那些字，翻了又翻，翻到最后，手是抖的。
陈秀妹把手搭在我手背上，说，"国梁，别慌。"
我抬头看她，她眼睛是平静的，像是坐在那里陪我坐了一辈子，什么风浪都见过了，现在又来了一个，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说，"怎么不告诉我，一个人去？"
她说，"告诉你，你不得跟着，跟着了不更慌？"
我把那些单子叠起来，压进袋子，攥在手里，说，"什么时候手术？"
她说，"医生说尽快，下周就能安排。"
我点头，站起来，进屋去找纸笔，把医生说的那些注意事项，一条一条写下来。
手术那天，我五点半就到了医院，比她早，在走廊里坐着等，等到推车出来，我跟在旁边走，一直走到手术室门口才停下来。
她在推车上，转头看了我一眼，说，"别在这里站着，去楼下买点吃的，等我出来。"
我说，"不饿。"
她说，"那就坐着，别站着，腿受不住。"
手术做了将近四个小时，我在走廊里坐了四个小时，中间许建国来了，坐在我旁边，父子俩谁都不说话，就那么等着。
陈玉凤那天也赶来了，脸上憔悴，眼圈是红的，坐下来没多久，眼泪就掉下来了，用袖子擦，擦了又来。
出来之后，医生说手术顺利，我在走廊里站着，腿有点软，扶着墙站了一会儿，才稳住。
住院那半个月，我每天早上买早餐送去，中午送饭，晚上陪着坐到探视时间结束再走。
她说，"你腿不好，来回跑什么，我这里有护士，有玉凤，你在家待着就行。"
我说，"我睡得着。"
她说了一句让我记到现在的话，"你脚步声重，每次听见你走远了，我才踏实。"
我没接这句话，低下头，把她桌上的药瓶摆整齐，没说话。
但那句话，从那天开始，一直压在我胸口，再也没有离开过。
出院那天，她人瘦了一圈，但走路还是那么稳，进门就要去厨房，被我拦住，说，"你坐着，我来。"
她说，"你烧的菜不好吃。"
我说，"你就将就着吃。"
她坐下来，看着我在厨房里忙活，我在里头听见她低低地说了句什么，没听清，回头问她，她摆摆手，"没说什么，你看锅，别糊了。"
那之后，她明显比以前更爱说话了，开始跟我说些以前的事，说她年轻时候跟前夫是怎么认识的，说陈玉凤小时候有多皮，说她第一次来我家借盐的时候，其实心里是打过鼓的。
我问，"打什么鼓？"
她说，"怕你嫌我烦。"
我说，"那你后来还是来了。"
她说，"穷人嘛，没盐能怎么办，厚着脸皮也要去借。"
我们俩坐在院子里都笑了，笑声飘出院墙，落在那条青石板的老巷子里，飘出去，散了。
那是我后来回想起来最觉得舒坦的一段时日，什么都好，天是亮的，饭是香的，连那棵老柿树都压着满树的果子，红得晃眼。
我那时候以为，往后还有很多年，可以这么过下去。
06
手术后养了不到两年，陈秀妹的毛病又出来了。
这回是心脏，医生说是手术后引发的并发症，要长期服药，不能劳累，不能激动，不能吹风，不能吃太咸，说了一长串的不能。
我把那张嘱咐单从头到尾背了下来，背得比背供销社的仓库清单还熟，熟到半夜翻身，脑子里也是那几行字。
她平时不说难受，只是有时候坐着坐着会停下来，手放在胸口，闭上眼，过一会儿再睁开，脸色白一些，然后照常继续做事。
我每次看见这个动作，心里像是什么东西被攥住了，攥一下，松开，再攥一下。
我去买了血压计，学会了量血压，每天早上量一次，记在一个小本子上，哪天高了，哪天低了，什么时候加了药，什么时候换了方子，都记着。
陈玉凤那边，林保国的生意彻底垮了，欠了一屁股债，两个人之间的裂缝越来越大，陈玉凤有时候打来电话，说话的时候声音里有疲惫，能听出来那种撑着的味道。
陈秀妹每次挂了电话，在屋里坐一会儿，然后自己站起来，去做别的事，不跟我说，我也不问。
有一天夜里，我听见隔壁有动静，轻轻的，像是她坐起来了，然后又躺下了，再没声音。
我在自己床上躺着，睁着眼睛，盯着天花板，一直到天亮。
那段时间周丽萍又来闹过一次，说要把隔壁的房子退租，腾出来给许浩然住，说孩子大了要有自己的空间，话里话外意思就是要赶陈秀妹搬走。
我把她堵回去了，说，"那屋子的事，不用你操心。"
周丽萍憋着没发作，回去跟许建国吹风，许建国来找我，还没开口，我就说，"不要提这件事，以后也不要提。"
许建国看了我一眼，闭上嘴，出去了。
那件事之后，陈秀妹好像知道了些什么，有一天坐在院子里，低着头，说，"国梁，我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
我说，"没有。"
她说，"周丽萍那边，是因为我的事……"
我说，"秀妹，你给我住嘴。"
她抬起头看我，我看着她，说，"这屋子，只要我在，你就在，谁都撵不走你，这话我只说这一次，以后不说第二次，你听好了。"
她看了我很久，然后低下头，说，"嗯，我听到了。"
耳根子红了一截，低着头，再没抬起来。
陈秀妹那年冬天状态不好，胃口小，睡得也少，但人还撑着，逢着许浩然放学回来，还会给他做糍粑吃，糍粑切开来，白的，软的，裹着芝麻糖，许浩然吃了一块又一块，嘴角沾着糖，笑着喊，"秀妹奶奶做的最好吃。"
陈秀妹坐在旁边，看着他吃，眼睛是亮的，笑起来，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了。
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这一幕，没说话，心里有什么东西是暖的，是软的，软得让人有点受不住。
那个冬天，我拍了一张照片，用许建国给我的那部旧手机，拍了陈秀妹坐在院子里晒太阳的背影。
她不知道我在拍，就那么坐着，一件棉袄，头发梳得整齐，背对着我，背对着那棵光秃秃的老柿树，阳光薄薄地铺下来，照在她身上，白的，安静的。
我把那张照片存下来，没删过，现在还在。
后来那个冬天过去了，开了春，她的状态好了一些，又能在院子里走动了，有时候去菜市场买菜，买回来摘摘洗洗，说要腌一坛咸菜，说我自己腌不好，酸度掌握不了。
我说，"那你腌，我等着吃。"
她说，"等着吃还挺自在。"
那坛咸菜腌好了，我吃了半坛，剩下半坛，再没人动过。
那年入秋，陈秀妹说想去老街那边看看，说她年轻时候在那条街上住过，好多年没去了，想去瞧瞧。
我扶着她，两个人慢慢走过去，那条街还在，但老房子拆了一半，剩下的也破败了，她站在街口，看了很久，什么都没说，最后说，"走吧，没什么好看的了。"
我说，"走。"
她没动，又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身来，侧脸对着秋天的阳光，她那时候六十多岁了，头发白了大半，脸上的皱纹深了，可她站在那里，背脊是直的，眼神是稳的，那一刻我忽然觉得，我认识她这二十多年，她就从来没有真正弯下去过。
我们从那条老街慢慢走回来，她走得有些累，靠着我的胳膊，一路没说什么，只是走着。
就那么走着，走回了巷子，走回了那扇院门，走回了那两把旧椅子。
再往后，冬天来了。
陈秀妹是在那个冬天的下午走的。
那天早上她说想吃藕粉，我去买，走之前她靠在床头，精神看着还好，眼睛是亮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说，"国梁，你买藕粉顺便带点芝麻糊回来，我下午想做糍粑。"
我说，"你能做糍粑？医生说不能累。"
她说，"切几块糍粑能累着我，去吧，快去快回。"
我去了，买了藕粉，买了芝麻糊，又多买了半斤红豆，想着让她看见高兴一下。
回来的时候，门是虚掩的。
我推开门，叫了一声，没人应。
走进卧室，她躺在床上，头歪在枕头边，眼睛闭着，嘴角有一点弧度，像是睡着了，像是在做什么安静的梦。
我站在床边，叫了她三声，秀妹，秀妹，秀妹。
没有应。
我放下手里的东西，慢慢坐下来，把手搭在她手背上，凉的。
外面的天慢慢暗下去，巷子里传来卖豆腐的吆喝声，远远地，近了，又远了，我坐在那里，一动没动。
后来是许建国来了，进来看见我坐在那儿，愣了一下，走过来，把手放在我肩膀上，什么都没说。
陈玉凤是第二天早上赶到的，我去车站接她，她下车的时候眼睛是肿的，走路踉跄，我扶了她一把，她抓住我的胳膊，就那么哭出来了，哭声不大，但整个人都在抖，像一棵被风摇了太久的树，根是松的。
出殡那天，天气很冷，风把路边的树叶刮得乱转。
许建国站在我旁边，周丽萍也来了，站在后头，那种一贯的精明收起来了，只是低着头，偶尔用手帕按一按眼角，不知道是真难过还是做给人看的，我没去管她。
陈秀妹走了，比刘翠兰跑的时候还要无声无息。
刘翠兰跑的时候，我还有一口气憋着，这一回，什么都没有，只是空的，像一间四面漏风的屋子，风从哪里进来的都不知道，就是冷，冷到骨头缝里。
我回到家，在院子里坐了很久，隔壁那扇门锁着，钥匙在我兜里，我没去开。
就那么坐着，一直坐到天黑透了，许建国进来，说，"爸，进屋，外头冷。"
我站起来，进屋了，但那个冷，没跟着进来，还留在院子里，一直留着。
第二天上午，我坐在堂屋里发呆，门被敲响了，我去开门，是陈玉凤。
她站在门口，红着眼睛，手里提着一个牛皮纸袋，进来，在我对面坐下，把那个袋子轻轻推到我面前，低下头，没有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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